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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南部的深圳、东部的上海浦东、北部的天津滨海之后，西部的成都和重庆从提出申请的8个地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决定，成都和重庆同时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去年和前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分别“获封”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此番成渝同时折桂，加上一直拥有改革先行先试权的特区深圳，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地区，就各自拥有了一块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与东、南、北三块“良田”不同的是，成渝两地并未划地为界，而是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城乡一体化上。一时间，城乡改革成为成都重庆两地最热门的词汇。
数字很过硬
翻开成都方面提供的资料，到2006年底，成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8%，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比例为1：2.61。这个数字很过硬，比全国水准都要高上一大截。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5%之间，而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比则高达1:3.5。
在这两个硬指标的背后，是不断向农村倾斜的财政投入。
2003年6月，李春城从成都市长任上转任成都市委书记。当年，这座副省级的城市向农村倾斜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8亿。4年之后，成都财政投入中，农村的份额达到了71.3亿之多，占到了全市财政收入的24%。“在现阶段放眼全国，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在这4年之中，除了财权向下、向农村倾斜，对素有“第二财政”之称的土地出让金的分配也是“如法炮制”。2006年，成都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300亿。县土地出让所得，100%归自身所有；市土地出让所得，市财政只拿其中的六成，其余四成归区财政所有。
“财权和土地收益权是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中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林凌说，“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匹配。现在大量事务由基层政府管理，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财权。”
除了权力下放，成都还对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权改革的禁区进行突破。在一些县乡，农民以土地入股获得公司收益，这已经在事实层面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后，各地纷纷启动宅基地流转改革，成都也先行一步，具体办法是：集中农民手中的宅基地，按照“占补平衡”原则，为其他领域用地提供空间。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符合“村容整洁”的新农村要求。在成都方面提供的经验介绍中，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三集中”：种田向能手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新区集中。
在“三集中”模式下，原先比例达10%～20%的相对闲置的存量用地得到盘活。成都和重庆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仅仅“全市土地一盘棋”的格局。成都方面人士透露说，成都有意将全市范围内的“占补平衡”扩大。
对此，重庆方面的意见是：未来10年内，重庆市约400万人将完成城市化进程，并迁移到“一小时经济圈”内，土地使用政策已经成为当地城乡统筹规划的瓶颈。
6月7日之前，成渝两地的城乡统筹改革尚处在自发阶段；6月7日，在升格为国家级试验区之后，成渝两地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扩权冲动”。对此，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评上新特区就是最好的优惠政策,“有关的试点内容现在还没有制定，有关的政策还没有定下来，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成都市和重庆市政府研究方案，下一步还要通过国务院审批”。
成渝的指标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分组审议时，明确提出了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前两项仍以经济建设为主：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中央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第三项就是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成都和重庆踏准了中央的鼓点，另一方面，当地领导想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一位长期关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者说。
最近两年来，包括上海、天津、成都、重庆、沈阳、武汉、南昌和广西北部湾在内的8个地区先后向中央申请改革“先行先试权”，成都和重庆申请的时间并不长，却在短短数月之内即获批准。
有学者说，以往一些申请国家级试验区的地区，报告中的关键词都是“产业集群”“规模效应”“500强落地”等，中央此次肯定成都和重庆的工作，这本身就具备了“指标意义”。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决定，成都和重庆同时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去年和前年，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分别“获封”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此番成渝同时折桂，加上一直拥有改革先行先试权的特区深圳，中国的东、南、西、北四个地区，就各自拥有了一块综合改革的试验田。
与东、南、北三块“良田”不同的是，成渝两地并未划地为界，而是将改革重点放在了城乡一体化上。一时间，城乡改革成为成都重庆两地最热门的词汇。
数字很过硬
翻开成都方面提供的资料，到2006年底，成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8%，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比例为1：2.61。这个数字很过硬，比全国水准都要高上一大截。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4.5%之间，而城乡人口收入差距比则高达1:3.5。
在这两个硬指标的背后，是不断向农村倾斜的财政投入。
2003年6月，李春城从成都市长任上转任成都市委书记。当年，这座副省级的城市向农村倾斜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8亿。4年之后，成都财政投入中，农村的份额达到了71.3亿之多，占到了全市财政收入的24%。“在现阶段放眼全国，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在这4年之中，除了财权向下、向农村倾斜，对素有“第二财政”之称的土地出让金的分配也是“如法炮制”。2006年，成都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300亿。县土地出让所得，100%归自身所有；市土地出让所得，市财政只拿其中的六成，其余四成归区财政所有。
“财权和土地收益权是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中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林凌说，“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匹配。现在大量事务由基层政府管理，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财权。”
除了权力下放，成都还对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权改革的禁区进行突破。在一些县乡，农民以土地入股获得公司收益，这已经在事实层面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后，各地纷纷启动宅基地流转改革，成都也先行一步，具体办法是：集中农民手中的宅基地，按照“占补平衡”原则，为其他领域用地提供空间。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符合“村容整洁”的新农村要求。在成都方面提供的经验介绍中，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三集中”：种田向能手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新区集中。
在“三集中”模式下，原先比例达10%～20%的相对闲置的存量用地得到盘活。成都和重庆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仅仅“全市土地一盘棋”的格局。成都方面人士透露说，成都有意将全市范围内的“占补平衡”扩大。
对此，重庆方面的意见是：未来10年内，重庆市约400万人将完成城市化进程，并迁移到“一小时经济圈”内，土地使用政策已经成为当地城乡统筹规划的瓶颈。
6月7日之前，成渝两地的城乡统筹改革尚处在自发阶段；6月7日，在升格为国家级试验区之后，成渝两地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扩权冲动”。对此，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评上新特区就是最好的优惠政策,“有关的试点内容现在还没有制定，有关的政策还没有定下来，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成都市和重庆市政府研究方案，下一步还要通过国务院审批”。
成渝的指标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分组审议时，明确提出了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前两项仍以经济建设为主：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中央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第三项就是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成都和重庆踏准了中央的鼓点，另一方面，当地领导想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一位长期关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者说。
最近两年来，包括上海、天津、成都、重庆、沈阳、武汉、南昌和广西北部湾在内的8个地区先后向中央申请改革“先行先试权”，成都和重庆申请的时间并不长，却在短短数月之内即获批准。
有学者说，以往一些申请国家级试验区的地区，报告中的关键词都是“产业集群”“规模效应”“500强落地”等，中央此次肯定成都和重庆的工作，这本身就具备了“指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