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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幕后的感觉对于范梅强依然是兴奋的，因为四、五个镜头，往往要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出切换的决定——眼疾手快，这点与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范梅强感叹，“录一场戏与演一场戏的感觉是一样的。”
作为京剧大师梅兰芳惟一的外孙，梅葆之子，范梅强的一生注定离不开戏曲。
尽管没能成为职业演员，但已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九州大戏台》制片人的范梅强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人生就是一出戏。
成为制片人后格外忙碌，但范梅强却有更多的机会从事戏曲人物的摄影——心爱的相机，醉人的戏曲，人生的两大爱好再次汇集在一起。
2007年1月，范梅强为三星相机做产品测试，其作品所表现的那种华丽的色彩、夸张的造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戏曲摄影的魅力。
透过镜头，范梅强再度感到，原来他与戏曲贴得这样近。
“看上去很美”
在外祖父家长大的范梅强，从小就对京剧耳濡目染。经常是他在一边玩，母亲梅葆就在旁边唱戏，“那时候妈妈唱过的戏，我现在也都会唱。”范梅强回忆说。
那时，母亲在四合院练功，年幼的范梅强也拿着一杆枪耍着玩，外祖父则站在一旁笑呵呵地看着。每天，范梅强都会听到长辈们在外院吊嗓子，有时还会看他们排戏，偶尔，他也会站在客厅里唱上几声。
1962年，梅兰芳先生去世，此时的范梅强刚4岁。“因为就我一个外孙，所以他特别的喜欢我。”对于梅兰芳的音容笑容，范梅强至今记忆忧新。
由于文革等原因，范梅强的三个表哥、一个表姐和两个表妹都没有学戏。1978年恢复高考后，范梅强成为中国戏曲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并在那里学习了四年表演专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终，范梅强以“走下”舞台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戏曲表演专业生涯。
就在他毕业的前一年，中央电视台到戏曲学院拍摄了一部反映学生生活的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多才多艺的范梅强被执导这部纪录片的导演看中了，想将他录取到中央电视台并培养他做一名导演。
范梅强不能做专业戏曲演员了——母亲梅葆自然十分反对，但梅家对孩子的培养方式一向是顺其自然，母亲最终还是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在我进台之前，那个老导演就告诉我，你要进了电视台，可就不能上台了。导演是幕后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范梅强说自己当时没有犹豫。多年后的今天，范梅强还是表示从来没有后悔过。
就这样，范梅强走进了幕后，1982年9月，他正式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曲组，范梅强做了一年的编辑工作。1984年，他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戏曲晚会的录制。此后，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办一场戏曲晚会。这个出身京剧世家、又受过系统教育的大学生在台里一直很受重视。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成立，范梅强被派往那里，与全国30多名同行共同进修电视导演专业。
“当时我们的师资特别好，都是电影学院的十大教授等全国有名的老师在给我们上课。” 范梅强回忆说，当时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极高，经常是白天上完课，还主动要求老师在晚上加课。
然而，在众多课程中，有一门是范梅强最喜爱的——摄影，这也激发了他对摄影的热爱。
摄影课的主讲老师朱羽君是北京广播学院摄影系的系主任。尽管当时的学生们都是来自于各个地方电视台，但很多人却对摄影没有丝毫的理论基础，朱羽君只好从最基础的三原色讲起。
最令范梅强开心的是，他们可以看到很多内参片。老师每讲完一部分书本上的内容，就会带着他们到资料馆看一些外国影片，边看边讲解。
课程结束之后，老师要求每个人回各自的单位拍一个实习的作业。由于对戏曲最为熟悉，经过筛选，范梅强选中了《洛神》。
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拍摄，“我先是找来梅兰芳的老戏看了一遍，然后找到舞美，告诉他我打算拍这个片子，希望能有所突破。”最后，由电视台拨款，范梅强在摄影棚里完成了这部由舅舅梅葆玖主演的艺术片。
回到上海交作业，范梅强才发现，自己是惟一在棚内完成作品拍摄的学员。看着这部精心制作的艺术片，老师感叹，“虽然我也不懂京剧，但是这个片子看着很美。”
从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归来，摄影兴趣激增的范梅强立刻托人从西单商场购买了一台单反理光10相机，“当时觉得特满足，终于有了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了。”范梅强说。
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一股出国热潮。那时，电视台的活也不多，“觉得自己太闲了”的范梅强决定去日本留学。
结缘莱卡
1988年，辞去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后，范梅强赴日本留学。那一年，他正好30岁，“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搏一下，所以义无反顾的就出去了。”由于十分要强，范梅强报了一所特别好的学校——神田外国语学院，在那里学习外语。
迫于经济压力，刚刚在日本熟悉了一个月的范梅强就开始外出打工。每天下午上完课，他就去餐馆洗盘子。每个周末，再去工地做建筑工，从搬运到搭脚手架，“最后，工地所有的工作我都做了一圈。”范梅强说，“自己也没觉得怎么苦。”
由于出国时年龄相对较大，范梅强学习日语的速度明显要慢于班里其他的小同学。正当语言学校的老师们为他头疼将来能考上什么大学时，范梅强却被日本的国立师范学院——东京学艺大学录取了。
原来，范梅强从小就跟随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先生学习文学、写字和绘画，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他在东京书道学院一名老师的推荐下，带着自己临摹的一幅王羲之的兰亭序到东京学艺大学去面试。
看到他的作品，书道系的系主任当即对他讲，“你下周就来听课吧。”这样，范梅强就免试成为了东京学艺大学书道教育的研究生。
在日本的10年间，范梅强很少有机会唱戏，只是偶尔在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活动中，能亮上几嗓子。但是，他却与摄影越走越近。
有一次，他认识了台湾派驻日本的中央日报社记者。这位富有职业素养的老先生，平日里脖子上就喜欢挂一架莱卡照相机，并经常给范梅强讲述莱卡的文化。
“从此我就迷上了莱卡。”范梅强说，接触莱卡的人，容易得“莱卡病”。它就像一种传染病，你一旦被传染上了，就会越来越离不开了，每当有新型号的机器出来，就想买，还会把自己的积蓄不断地投入在莱卡上。
通过莱卡，人在异乡的范梅强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在打工的那家饭馆，范梅强认识了一位大学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摄影家。范梅强告诉他，自己已经买了两台莱卡相机，镜头也配备的非常齐全。老先生十分惊讶，就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我到他的书房一看，他收藏了10几台莱卡相机。”每台相机有什么特点和功能，每台相机背后有什么故事，这位老先生都详细地向范梅强一一介绍。
临走时，这位这教授还赠送给范梅强一本书，书名译成中文就是《烂了也是莱卡》。阅读过这本书后，范梅强才知道，“莱卡迷”也分好几档。“我对比了一下，当时我的症状还属于中档，最严重的是中毒。”
日本对于德国的机器一向极为推崇。尽管日本摄影师在工作时用的是日本照相机，因为它好用、快捷、成功率高，但在品位相机的时候，谈论的都是莱卡。
在平日休息时，范梅强总喜欢背着相机到处拍摄。日本的神社、庙宇以及传统节日，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拍摄主题。
“如果你拿着尼康相机对着别人，他们可能会表示不愿意。”范梅强说，莱卡相机虽然外表普通，但是特别有亲和力，“如果你拿着莱卡相机对着外国人，他们立刻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懂行的人。他们不仅会配合你拍照，拍完后还会向你竖起大拇指。”
为了更多的了解与摄影相关的知识，范梅强喜欢上了一本叫《日本照相》的杂志，并且定期购买。“我回国的时候，基本没带什么钱回来。”范梅强说，他在日本多年的积蓄，基本都买相机了，当然，还有专业摄影杂志。
融入光影
1998年，范梅强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中国，没想到，自己喜爱的莱卡相机还给他制造了一个小麻烦——由于上税的原因，他的十几台相机被分为数次，才运回国内。他在日本收藏的《日本照相》杂志则被装在7个大纸盒里，“捆得特别结实”的运回了中国。
回国后的范梅强曾想做一名自由摄影师，但发现很难实现。其间，他还与几个朋友开过餐馆，但最后以转让告终。
2000年，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他在日本NHK北京记者站做了一名协调员。尽管要经常出差，非常辛苦，但是由于很自由，而且“又能背着相机到处摄影了”，范梅强一直觉得非常愉快。
2002年，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成立。过去的几个老同事对范梅强说，现在戏曲频道正急需专业人才，你还是回来吧。
“其实当时按照我的年龄，回中央台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当时频道缺少非常懂戏的人。”范梅强说，做戏曲频道的导演，不仅要懂戏，还要有文学等各方面的素质。从上字幕、配解说词到联络人员，都要十分熟练，而这些对于范梅强，“都是手到擒来的。”
2003年，范梅强正式回到中央电视台。2005年，通过竞聘，他成为了“九州大戏台”的制片人。“这个栏目现在是戏曲频道的大栏目。”范梅强说，他接手后，这个栏目在频道内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前三名。
再度回到导演台上，再度回到镜头背后，范梅强发现，原来自己还是这么喜欢京剧。他还记得自己回到台里后录制的第一个戏是《长生殿》，连续三个晚上，才将这出9小时的戏录制完成。
现在戏曲频道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了解剧情的人，会觉得《长生殿》这出戏很沉闷。“我就在导演台上给他们讲，《长生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名著。”随着剧情的推进，范梅强会把会把整个故事讲给录制人员听。
“有一次我讲着讲着就累了，停了下来。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范导，您怎么不讲了。原来，他们都听得入迷了。”范梅强说。那场戏录制结束后，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对范梅强表示出由衷的敬佩。“这个导演特棒，他是个懂戏的人。”
现在，范梅强每天坚持到台里坐班，“在机房里，耳边响起的都是自己熟悉的唱词儿，感觉特别亲切。”范梅强说，现在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把手头的这些工作完成了。”
如今，做幕后的感觉对于范梅强来说依然是兴奋的，因为四、五个镜头，往往要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出切换的决定——眼疾手快，这点与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范梅强感叹，“录一场戏与演一场戏的感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