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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1日，钱仁凤被无罪释放，当晚就在亲友的陪同下踏上了回家的路。汽车一驶离昆明，她就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从上到下换成了一身喜庆的红色，从狱中穿出来的衣物换下后就被丢弃了。换上的新衣，代表着对未来的期许，扔掉的旧衣算是对不堪往事的告别。
回家后的钱仁凤每天都很忙很累。给母亲上坟，与亲朋好友叙旧，陪伴父亲，接待一拔又一拔的新闻媒体采访，参加亲戚的葬礼……自由的生活让她很幸福。可带着沉冤昭雪的复杂心情，钱仁凤陷入到了新的迷惘中。过去留下的烙印，无法像旧衣服一样，说脱掉就能脱掉。变化太快的外部世界，让才出来不多久的她不知所措，随之又涌现出来新的困惑、新的焦虑，让她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带着过去伤痛的烙印，她将怎样开启新的生活？谁来为她四面高墙内的十三年青春“买单”？投毒旧案的真凶何时才能落网？
一连串新的问题出现在钱仁凤面前。电影电视剧中，可以将沉冤昭雪作为一个戏的高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在现实中，宣告无罪释放，也许更加意味一个新的开端。
变化太大了！
巧家县的发展变化很快，县城的城区大了很多，南团村也通路了，村里的小孩都长得不认识了，有人出生，有人去世，很多人与事都与钱仁凤的记忆痕迹对不上号。从昆明回到家中没多久，钱仁凤就一直在为外面世界的发展变化而惊叹。手机、电脑，这些信息时代的东西更是她连想都没想到过的。
“只有自己的家变化不大。”钱仁凤看到的家，跟记忆中差不多，还是那土坯房，还是那几件老电器，若说有变化，就是这个家更显得破败了，房子都快成危房了。
对钱仁凤冲击最大的，是人的变化。父亲老了瘦了，耳朵聋了，也更加木讷了。在她坐牢期间，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妈妈先后去世，她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以后她想尽孝也没机会了。母亲生前一直在为钱仁凤伸冤，可惜老人没能等到女儿重获自由的这天。与至亲的人阴阳相隔，这种遗憾对钱仁凤来说，是无法弥补的。
一身红色新衣的钱仁凤回到阔别十三年的故乡，家门依旧，父亲老了瘦了，变得更加木讷。母亲已于去年4 月去世，钱仁凤轻抚母亲的遗
像，隐回眼眶中的泪水，母亲临终前未能见到女儿含恨而终，成为钱仁凤心中抹不去的痛楚。
受投毒案影响，脱离了原有生活轨道的不仅只有钱仁凤。回家没几天，钱仁凤就了解到，当年案件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变化也很大。当年案发的“星蕊宝宝园”如今已成为社区居委会，园长朱梅赔尽家产，远走他乡打工，直到三年后“投毒案”的风波基本平息，才能回故乡。当年死去女孩小磊的爸爸侯建禄仍生活在悲伤中，无心打理生意，他所经营的曾经红火的肉铺风光不再，反倒欠下了不少的债。
尽管很忙，回来的次日早晨，钱仁凤还特意去当年读过书的小学门口看了看。她也曾想过，当年多读几年书，多有些文化，她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呢？
钱仁凤的事情发生后，村里人更重视教育了，堂妹家就打算再难也要想办法供孩子上个大学，不能走年幼就外出打工的老路了。这种变化是钱仁凤看到的。
在亲人、村民看来，钱仁凤的变化其实也很大，都觉得她成熟了，不像个文化很低的人，她说话做事都很理性，有条理，也会思考问题了。最起码，对着记者、镜头，钱仁凤不像其他很多村民一样害羞、害怕。
即使离家再久，到家后，钱仁凤操持起了熟悉的家务，洗菜、上灶、做饭，可以与家人团聚，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亲朋好友聊天交流时她完全插不进去话，一切对于对钱仁凤来说，都是莫大的幸福。
有时急得想哭
与亲属一道送钱仁凤回家的律师杨柱，在为钱仁凤高兴的同时，也有点担心。他担忧钱仁凤能否适应这个社会，因为之前的经历像噩梦一样，虽然结束，但仍会有影响，钱仁凤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走出监狱这个特殊环境，如何重返社会是个现实的问题。因为长期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脱节，能力不适应、心理障碍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使人能走出监狱、却走不出“心狱”的现象并不鲜见。2014年，美国一位非洲裔男子在服刑44年、刑满出狱后，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以为每个戴着耳机的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员，也不认识苹果智能手机，外头像一个完全未来化的科幻世界。湖北佘祥林雪冤后十年漂泊不愿回家乡，梦中在坐牢，一梦就醒。
“出来后，发现一切都变了。很不适应，很茫然，很迷惘。我现在的生活像是又从零开始了，人家懂的，我都不懂，会得太少，压力好大。我也想努力跟上，可自己没多少文化，学个东西很慢，有时急得都想哭。”钱仁凤对《中国周刊》说。重返社会的喜悦新奇感消褪后，不适应感就越来越强烈。
出来前，钱仁凤觉得有太多的心里话想跟家人说，回家两三天后，她就跟父亲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了，每天也只是陪着他。人与人交流的方式，跟十几年前不同了。亲朋好友在聊天交流的时候，钱仁凤完全插不进话，好像是个局外人。人们聊天的内容，钱仁凤居然有许多听不懂。人们很友善，想以钱仁凤为谈话中心，可她大多是一脸茫然。 钱仁凤原来有胃病，回家调养一段时间后，有所改善。对现阶段的“不适应”，钱仁凤觉得并不需要提供心理干预治疗什么的。“自已拉自己一把，很重要”，她需要时间，需要自己慢慢来调适，反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同时，她还表示，她会多看些书，多学习，在狱中的这些年，她也是通过看励志、成功学方面的书来调节心理的。
一半的幸福，一半的沉重
钱仁凤出狱后学着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学着和孩子近距离接触、运用手机、也学着打扮自己。
对目前的生活状况，钱仁凤总结为“一半的幸福，一半的沉重”。
她对《中国周刊》说，幸福是显而易见的，盼了多年的愿意实现了，洗刷了冤屈，清清白白地回到了家乡，可以与家人团聚在一起，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了。而沉重，主要是自己讨回了清白，可真凶还没有抓到，自己心里过不去。真凶抓不到，对死者小磊和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交待。
无罪释放，对钱仁凤来说，是找回了清白。可对于受害儿童小磊的父亲侯建禄来说，是他恨了13年的凶手不知该是谁了，社会舆论都在同情钱仁凤，可他又该怎么去讨回公道呢？
钱仁凤能理解死者亲属的痛苦。她说：“摊到谁身上，也解不开这个结。再说了，查不出真凶，对我也不公平。”钱仁凤是清白的，这在法律层面上是毫无异议的。可社会上对这个还有理解上的偏差，只要真凶没落网，好像就总差那么一点。钱仁凤说，呼吁追查真凶，盼着真凶落网的心情，自己跟小磊家人一样强烈。
对酿成自己冤狱的人，钱仁凤仍是恨意难消，可她也知道恨并不能弥补自己什么，反倒让自己更不开心。对于是不是要追责误审误判之人，她说“我相信法律会公平、公正处理。可追责不是我该想的，也不是我能做的。我最要紧的，是开始新的生活。”
此外，没有能力去“报恩”，也让钱仁凤心情有点沉重。她说，这些年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多好人帮助过自己，都不知该如何来回报他们。
钱仁凤想通过《中国周刊》来传达她的感恩之心，说：我目前还没能力来报达，也不会表达，可我会怀着感恩的心，尽快地适应和融入社会，过好每一天。
只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对于未来，钱仁凤曾有过很美好的设想。那还是在年少时，她刚到巧家打工，对未来充满憧憬。那时她的人生规划很美好，好好做事，赚多一些钱，改善家里的经济。她甚至设想过，以后要在城里买房落下脚来。
堂妹也说，如果不出意外，钱仁凤的未来应该会不错，至少能像村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有个家，有孩子，可能不富足，但能过得幸福快乐。
然而，什么都挡不住变故，钱仁凤进城打工才迈开步，就被关进了监狱，之前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化作了泡影。
所以，谈到未来，钱仁凤不愿意谈得太长远，人，要紧的是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赶紧去赚钱，养活自己，孝敬父亲。刚出来不久，钱仁凤没有经济收入，而家中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碰到下雨就漏水，修房的事耽搁不起了。
钱仁凤在监狱学到了做服装裁剪的一技之长，对于自立谋生，她有信心。刚获自由时，钱仁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是否出去打工听父亲的，如果让她出去打工，她可能会在巧家找工作或是开个服装店，方便回家看父亲。回家没几天，云南当地也有很不错的企业联系了钱仁凤，表示愿为她提供培训和适合的工作岗位。
可回家不到一个月，钱仁凤决定了还是要出去打工。她说，“春节后一定要去打工，家中的经济压力承受不住了，而且要远离巧家，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工，好开始全新的生活。”
巧家太小了，留下的痛苦记忆太多太强烈，她作为一个“名人”，逐渐感受到了许多有形无形的“压力”。她说：“我想去广州工作。那里大，打工的人又多，谁也不认识我，我只想能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地工作生活。”如果能在广州落下脚，她还可以接父亲过去孝敬他。
对冤案后续的赔偿问题，钱仁凤交给了律师，说具体多少钱，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律师会帮她核算。
钱仁凤已经三十多岁了，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不小了，她的婚姻也就成了父亲的一桩心事。对于个人问题，钱仁凤很理性，她觉得目前还没有能力去考虑，最要紧的要生存下来。结婚，要等水到渠成。
谈到择偶标准和要求，钱仁凤认为不能强求，只要人能踏实过日子就行，不过，一切还要随缘。
回家后的钱仁凤每天都很忙很累。给母亲上坟，与亲朋好友叙旧，陪伴父亲，接待一拔又一拔的新闻媒体采访，参加亲戚的葬礼……自由的生活让她很幸福。可带着沉冤昭雪的复杂心情，钱仁凤陷入到了新的迷惘中。过去留下的烙印，无法像旧衣服一样，说脱掉就能脱掉。变化太快的外部世界，让才出来不多久的她不知所措，随之又涌现出来新的困惑、新的焦虑，让她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带着过去伤痛的烙印，她将怎样开启新的生活？谁来为她四面高墙内的十三年青春“买单”？投毒旧案的真凶何时才能落网？
一连串新的问题出现在钱仁凤面前。电影电视剧中，可以将沉冤昭雪作为一个戏的高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在现实中，宣告无罪释放，也许更加意味一个新的开端。
变化太大了！
巧家县的发展变化很快，县城的城区大了很多，南团村也通路了，村里的小孩都长得不认识了，有人出生，有人去世，很多人与事都与钱仁凤的记忆痕迹对不上号。从昆明回到家中没多久，钱仁凤就一直在为外面世界的发展变化而惊叹。手机、电脑，这些信息时代的东西更是她连想都没想到过的。
“只有自己的家变化不大。”钱仁凤看到的家，跟记忆中差不多，还是那土坯房，还是那几件老电器，若说有变化，就是这个家更显得破败了，房子都快成危房了。
对钱仁凤冲击最大的，是人的变化。父亲老了瘦了，耳朵聋了，也更加木讷了。在她坐牢期间，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妈妈先后去世，她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以后她想尽孝也没机会了。母亲生前一直在为钱仁凤伸冤，可惜老人没能等到女儿重获自由的这天。与至亲的人阴阳相隔，这种遗憾对钱仁凤来说，是无法弥补的。
像，隐回眼眶中的泪水，母亲临终前未能见到女儿含恨而终，成为钱仁凤心中抹不去的痛楚。
受投毒案影响，脱离了原有生活轨道的不仅只有钱仁凤。回家没几天，钱仁凤就了解到，当年案件涉及到的相关人员，变化也很大。当年案发的“星蕊宝宝园”如今已成为社区居委会，园长朱梅赔尽家产，远走他乡打工，直到三年后“投毒案”的风波基本平息，才能回故乡。当年死去女孩小磊的爸爸侯建禄仍生活在悲伤中，无心打理生意，他所经营的曾经红火的肉铺风光不再，反倒欠下了不少的债。
尽管很忙，回来的次日早晨，钱仁凤还特意去当年读过书的小学门口看了看。她也曾想过，当年多读几年书，多有些文化，她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呢？
钱仁凤的事情发生后，村里人更重视教育了，堂妹家就打算再难也要想办法供孩子上个大学，不能走年幼就外出打工的老路了。这种变化是钱仁凤看到的。
在亲人、村民看来，钱仁凤的变化其实也很大，都觉得她成熟了，不像个文化很低的人，她说话做事都很理性，有条理，也会思考问题了。最起码，对着记者、镜头，钱仁凤不像其他很多村民一样害羞、害怕。
有时急得想哭
与亲属一道送钱仁凤回家的律师杨柱，在为钱仁凤高兴的同时，也有点担心。他担忧钱仁凤能否适应这个社会，因为之前的经历像噩梦一样，虽然结束，但仍会有影响，钱仁凤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走出监狱这个特殊环境，如何重返社会是个现实的问题。因为长期与正常的社会生活脱节，能力不适应、心理障碍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使人能走出监狱、却走不出“心狱”的现象并不鲜见。2014年，美国一位非洲裔男子在服刑44年、刑满出狱后，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以为每个戴着耳机的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员，也不认识苹果智能手机，外头像一个完全未来化的科幻世界。湖北佘祥林雪冤后十年漂泊不愿回家乡，梦中在坐牢，一梦就醒。
“出来后，发现一切都变了。很不适应，很茫然，很迷惘。我现在的生活像是又从零开始了，人家懂的，我都不懂，会得太少，压力好大。我也想努力跟上，可自己没多少文化，学个东西很慢，有时急得都想哭。”钱仁凤对《中国周刊》说。重返社会的喜悦新奇感消褪后，不适应感就越来越强烈。
出来前，钱仁凤觉得有太多的心里话想跟家人说，回家两三天后，她就跟父亲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了，每天也只是陪着他。人与人交流的方式，跟十几年前不同了。亲朋好友在聊天交流的时候，钱仁凤完全插不进话，好像是个局外人。人们聊天的内容，钱仁凤居然有许多听不懂。人们很友善，想以钱仁凤为谈话中心，可她大多是一脸茫然。 钱仁凤原来有胃病，回家调养一段时间后，有所改善。对现阶段的“不适应”，钱仁凤觉得并不需要提供心理干预治疗什么的。“自已拉自己一把，很重要”，她需要时间，需要自己慢慢来调适，反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同时，她还表示，她会多看些书，多学习，在狱中的这些年，她也是通过看励志、成功学方面的书来调节心理的。
一半的幸福，一半的沉重
对目前的生活状况，钱仁凤总结为“一半的幸福，一半的沉重”。
她对《中国周刊》说，幸福是显而易见的，盼了多年的愿意实现了，洗刷了冤屈，清清白白地回到了家乡，可以与家人团聚在一起，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了。而沉重，主要是自己讨回了清白，可真凶还没有抓到，自己心里过不去。真凶抓不到，对死者小磊和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交待。
无罪释放，对钱仁凤来说，是找回了清白。可对于受害儿童小磊的父亲侯建禄来说，是他恨了13年的凶手不知该是谁了，社会舆论都在同情钱仁凤，可他又该怎么去讨回公道呢？
钱仁凤能理解死者亲属的痛苦。她说：“摊到谁身上，也解不开这个结。再说了，查不出真凶，对我也不公平。”钱仁凤是清白的，这在法律层面上是毫无异议的。可社会上对这个还有理解上的偏差，只要真凶没落网，好像就总差那么一点。钱仁凤说，呼吁追查真凶，盼着真凶落网的心情，自己跟小磊家人一样强烈。
对酿成自己冤狱的人，钱仁凤仍是恨意难消，可她也知道恨并不能弥补自己什么，反倒让自己更不开心。对于是不是要追责误审误判之人，她说“我相信法律会公平、公正处理。可追责不是我该想的，也不是我能做的。我最要紧的，是开始新的生活。”
此外，没有能力去“报恩”，也让钱仁凤心情有点沉重。她说，这些年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多好人帮助过自己，都不知该如何来回报他们。
钱仁凤想通过《中国周刊》来传达她的感恩之心，说：我目前还没能力来报达，也不会表达，可我会怀着感恩的心，尽快地适应和融入社会，过好每一天。
只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对于未来，钱仁凤曾有过很美好的设想。那还是在年少时，她刚到巧家打工，对未来充满憧憬。那时她的人生规划很美好，好好做事，赚多一些钱，改善家里的经济。她甚至设想过，以后要在城里买房落下脚来。
堂妹也说，如果不出意外，钱仁凤的未来应该会不错，至少能像村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有个家，有孩子，可能不富足，但能过得幸福快乐。
然而，什么都挡不住变故，钱仁凤进城打工才迈开步，就被关进了监狱，之前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化作了泡影。
所以，谈到未来，钱仁凤不愿意谈得太长远，人，要紧的是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赶紧去赚钱，养活自己，孝敬父亲。刚出来不久，钱仁凤没有经济收入，而家中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碰到下雨就漏水，修房的事耽搁不起了。
钱仁凤在监狱学到了做服装裁剪的一技之长，对于自立谋生，她有信心。刚获自由时，钱仁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是否出去打工听父亲的，如果让她出去打工，她可能会在巧家找工作或是开个服装店，方便回家看父亲。回家没几天，云南当地也有很不错的企业联系了钱仁凤，表示愿为她提供培训和适合的工作岗位。
可回家不到一个月，钱仁凤决定了还是要出去打工。她说，“春节后一定要去打工，家中的经济压力承受不住了，而且要远离巧家，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工，好开始全新的生活。”
巧家太小了，留下的痛苦记忆太多太强烈，她作为一个“名人”，逐渐感受到了许多有形无形的“压力”。她说：“我想去广州工作。那里大，打工的人又多，谁也不认识我，我只想能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地工作生活。”如果能在广州落下脚，她还可以接父亲过去孝敬他。
对冤案后续的赔偿问题，钱仁凤交给了律师，说具体多少钱，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律师会帮她核算。
钱仁凤已经三十多岁了，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不小了，她的婚姻也就成了父亲的一桩心事。对于个人问题，钱仁凤很理性，她觉得目前还没有能力去考虑，最要紧的要生存下来。结婚，要等水到渠成。
谈到择偶标准和要求，钱仁凤认为不能强求，只要人能踏实过日子就行，不过，一切还要随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