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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荡四十年
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球1.8%，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和微不足道的国家。今年中国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4.8%。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这个数字代表中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再来看恩格尔系数，1978年，老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拿来买食品。今年中国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61%用于购买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国高楼没有超过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楼中有8幢在中国。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全都是国有企业且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
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在1978年是一个要被鄙视的名词。今天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从0增加到2.3亿人口。这是除美国以外，比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此外，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国年轻人消费掉的，而且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岁。
美国购买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要比中国老15岁，而美国网民平均年龄比中国大5岁。
在这个意义来谈，中国要比美国年轻10岁。
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是10万辆。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同时，所有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关的基础生产资料，中国都是最大的消耗国。
二、水大鱼大
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TIME（《时代周刊》）对中国的发展也给予了较多关注。
40年前邓小平带领中国摆脱了阶级斗争，被TIME定义为当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为封面标题，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杂志。但仅仅四年之后，TIME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的文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的变化并非一天发生。如果静态来观察，我们发现所有的变化都非常陌生。中国“这只船”这么大，但每天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作答。
20多岁的费正清（历史学家、汉学家）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中国，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写了《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美对照起来的一本书。当时费正清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写了《中国简史》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但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很不负责任，中國的动力源是什么？内在动力和需求是什么？他没来得及的解释，那时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的让人恐惧。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罗纳德·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变革中国》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有三个结论：
一、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曾经对中国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知。在过去四十年里，起码五次西方学者们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曾访问过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十年的经济史，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的话会是哪个词？周老师说是“水大鱼大”。
水是指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鱼是企业。他问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如果说“水”很好，那么为什么那么“鱼”非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40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很多是咱们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安全呢？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
三、中国经济的四个动力
第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变革，是无数多的产业制度、宏观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制度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鱼”会非正常死亡？有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去做调研，替中央写调查报告。当地有一个叫陈定模（创业家
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球1.8%，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和微不足道的国家。今年中国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4.8%。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这个数字代表中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再来看恩格尔系数，1978年，老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拿来买食品。今年中国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61%用于购买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国高楼没有超过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楼中有8幢在中国。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全都是国有企业且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
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在1978年是一个要被鄙视的名词。今天中国中产阶级数量从0增加到2.3亿人口。这是除美国以外，比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此外，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国年轻人消费掉的，而且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岁。
美国购买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要比中国老15岁，而美国网民平均年龄比中国大5岁。
在这个意义来谈，中国要比美国年轻10岁。
1978年，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是10万辆。今天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了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同时，所有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关的基础生产资料，中国都是最大的消耗国。
二、水大鱼大
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TIME（《时代周刊》）对中国的发展也给予了较多关注。
40年前邓小平带领中国摆脱了阶级斗争，被TIME定义为当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围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为封面标题，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杂志。但仅仅四年之后，TIME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的文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不得不讨好我们一下。
通过这一本西方的杂志，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的变化并非一天发生。如果静态来观察，我们发现所有的变化都非常陌生。中国“这只船”这么大，但每天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作答。
20多岁的费正清（历史学家、汉学家）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中国，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写了《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美对照起来的一本书。当时费正清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写了《中国简史》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的基因变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但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很不负责任，中國的动力源是什么？内在动力和需求是什么？他没来得及的解释，那时中国还不像今天这样发展的让人恐惧。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罗纳德·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变革中国》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有三个结论：
一、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无法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曾经对中国讲过一句话——“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无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理解错了。”这是一个美国最杰出的战略头脑对中国的看法。
这些聪明的大脑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知。在过去四十年里，起码五次西方学者们认为中国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曾访问过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十年的经济史，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的话会是哪个词？周老师说是“水大鱼大”。
水是指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鱼是企业。他问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怎么来的？如果说“水”很好，那么为什么那么“鱼”非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业家在改革开放40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的钱，但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很多是咱们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要移民？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不安全呢？这个焦虑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
三、中国经济的四个动力
第一，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变革，是无数多的产业制度、宏观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制度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鱼”会非正常死亡？有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去做调研，替中央写调查报告。当地有一个叫陈定模（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