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传堂没有食言。
2015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曾向外界透露出租车改革意见最快将于2015年上半年出台。
5月21日，交通运输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透露，有关出租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初稿已经起草完成。
互联网约租车软件刚刚上市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们以为自己迎来了一场狂欢。利用打车软件，他们的业务量明显增加了;加上当时滴滴与快的因为竞争而竞相向出租车司机施以补贴，出租车司机对于打车软件的接受度超过九成。
然而好景不长，等到约租车平台推出专车业务，出租车司机们便马上感受到了威胁。于是，沈阳与南京出租车司机首先采用罢运的极端方式对抗专车对自己势力范围的蚕食。
尽管2015年1月那一波发生在全国多个地方的出租车与专车的冲突最后归于平静，但是不和的种子已经生根。
截至2015年1月，上海、济南、青岛、沈阳、南京、重庆、杭州等十余个城市叫停了多家公司的专车服务，一部分专车被定性为“黑车”。
5月，全国又有多个城市出现抵制专车事件。
上海街头，等待出租车的两个女孩。6月1日，上海市交通委、四大出租车企业代表和滴滴快的联合建设的上海出租车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这是第三方打车软件第一次正式与官方合作。图/IC
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5月27日下午，河南郑州100多名出租车司机围堵打砸专车，甚至有专车被彻底砸毁。当地警方通报称，经初查，该事件系出租车司机对专车抢占其市场不满所致。
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对抗，其背后原因都是同一个：滴滴打车、快的打车、Uber等互联网约租车软件推出的“专车服务”威胁到了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收入。
而专车在运营资格上存在灰色地带，既会让有心人士有操作空间，又使得专车司机在利益受损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维权。
2015年1月，交通部在官方网站上对专车业务表达了谨慎的支持，但也表态禁止私家车接入互联网约租车平台。同时在1月末宣布，将对出租车改革进行调研。
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问题，需要运用新思路来解决。
据悉，早在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高层就已经专门给部分重点城市交通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希望他们不要激化专车和出租车的矛盾，给部里一些时间制定出租车改革方案，毕竟新生事物的出现需要一系列调研和论证过程。
与此同时，专车服务在不断完善。2015年3月，合并后的滴滴快的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专车服务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标准》。
这一“标准”从车辆准入、驾驶员准入、车辆安全监管等方面对“专车”运营进行了规范。车辆准入标准中要求，车龄需在五年以内，且均需知名品牌的中高端车型。驾驶员准入的硬性标准则包括：驾驶员具备三年以上驾龄;入职前必须通过培训与考试等。
针对安全问题，“标准”提出先行赔付，除车辆基本的交强险及商业险外，设立理赔基金，对在体验专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由该基金先行给付赔偿。
尽管这并非交通运输部门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型文件，但是仍旧让专车的“不安全”阴影逐渐消散，出租车面对竞争时的撒手锏也将失去作用。
对于出租车行业来说，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4月16日，交通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徐成平宣布交通部正在起草的出租车改革方案已经进入重要阶段，先后进行了三轮论证，初步指导意见已有大体轮廓，改革意见最快有望于今年上半年出台。
徐成平表示，交通运输部已经形成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在征求相关部门和各方面的意见。徐成平还承诺，交通运输部将会适时征求社会意见，以便达成最大共识。
差不多一个月后，还是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表示，交通运输部的基本态度是按照“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管理”的原则，鼓励移动互联网和运输行业融合创新，鼓励在创新的平台上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平台，在市场上能够开拓细分市场，建立多层次、个性化的服务体系，实行错位服务。
王水平对于浙江省义乌市的出租车行业改革表示支持，希望义乌的改革探索为全国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提供借鉴和示范。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义乌出租车改革方案最大的价值在于其确认最终将取消数量管制。
在傅蔚冈看来，对牌照进行控制的出租车改革最终还是会面临一个“把牌照给谁”的终极难题。
“如果说以前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管制是历史原因的，那么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理由是否还能成立，我对此表示怀疑。”傅蔚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是数量管制的坚定支持者。“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市民买车还要摇号，开车还要限行，出租车准入和数量管控怎么可能放开，放开之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堵在路上走不了。” 王丽梅说。
这一分歧也渗透到交通运输部关于出租车改革的讨论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曾参加了2015年1月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在北京召开的出租车改革方案初稿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相关人员以及业者与行业专家，以交通运输业为主。会上明显存在意见分歧，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出租车行业改革是否最终要放开数量管制。
在这位学者看来，进行数量管制的出租车改革方案都是不完整的。他对义乌市出租车改革方案积极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义乌方案承诺最终将放开数量管制，使得出租车运营主体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由进入与退出。
这位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年初他看到的改革方案，还是没有取消数量管制。这与杨传堂在多个场合表态要对出租车数量合理控制相符合。
2015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交通部部长，杨传堂曾向外界透露出租车改革意见最快将于2015年上半年出台。
5月21日，交通运输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透露，有关出租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初稿已经起草完成。
冲突倒逼改革
互联网约租车软件刚刚上市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们以为自己迎来了一场狂欢。利用打车软件，他们的业务量明显增加了;加上当时滴滴与快的因为竞争而竞相向出租车司机施以补贴，出租车司机对于打车软件的接受度超过九成。
然而好景不长，等到约租车平台推出专车业务，出租车司机们便马上感受到了威胁。于是，沈阳与南京出租车司机首先采用罢运的极端方式对抗专车对自己势力范围的蚕食。
尽管2015年1月那一波发生在全国多个地方的出租车与专车的冲突最后归于平静，但是不和的种子已经生根。
截至2015年1月，上海、济南、青岛、沈阳、南京、重庆、杭州等十余个城市叫停了多家公司的专车服务，一部分专车被定性为“黑车”。
5月，全国又有多个城市出现抵制专车事件。
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5月27日下午，河南郑州100多名出租车司机围堵打砸专车，甚至有专车被彻底砸毁。当地警方通报称，经初查，该事件系出租车司机对专车抢占其市场不满所致。
无论是采用何种方式对抗，其背后原因都是同一个：滴滴打车、快的打车、Uber等互联网约租车软件推出的“专车服务”威胁到了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收入。
而专车在运营资格上存在灰色地带，既会让有心人士有操作空间，又使得专车司机在利益受损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维权。
2015年1月，交通部在官方网站上对专车业务表达了谨慎的支持，但也表态禁止私家车接入互联网约租车平台。同时在1月末宣布，将对出租车改革进行调研。
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问题，需要运用新思路来解决。
据悉，早在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高层就已经专门给部分重点城市交通部门负责人“打招呼”，希望他们不要激化专车和出租车的矛盾，给部里一些时间制定出租车改革方案，毕竟新生事物的出现需要一系列调研和论证过程。
与此同时，专车服务在不断完善。2015年3月，合并后的滴滴快的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专车服务管理及乘客安全保障标准》。
这一“标准”从车辆准入、驾驶员准入、车辆安全监管等方面对“专车”运营进行了规范。车辆准入标准中要求，车龄需在五年以内，且均需知名品牌的中高端车型。驾驶员准入的硬性标准则包括：驾驶员具备三年以上驾龄;入职前必须通过培训与考试等。
针对安全问题，“标准”提出先行赔付，除车辆基本的交强险及商业险外，设立理赔基金，对在体验专车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事故，由该基金先行给付赔偿。
尽管这并非交通运输部门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型文件，但是仍旧让专车的“不安全”阴影逐渐消散，出租车面对竞争时的撒手锏也将失去作用。
对于出租车行业来说，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改革方案初现轮廓
4月16日，交通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徐成平宣布交通部正在起草的出租车改革方案已经进入重要阶段，先后进行了三轮论证，初步指导意见已有大体轮廓，改革意见最快有望于今年上半年出台。
徐成平表示，交通运输部已经形成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在征求相关部门和各方面的意见。徐成平还承诺，交通运输部将会适时征求社会意见，以便达成最大共识。
差不多一个月后，还是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表示，交通运输部的基本态度是按照“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管理”的原则，鼓励移动互联网和运输行业融合创新，鼓励在创新的平台上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平台，在市场上能够开拓细分市场，建立多层次、个性化的服务体系，实行错位服务。
王水平对于浙江省义乌市的出租车行业改革表示支持，希望义乌的改革探索为全国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提供借鉴和示范。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认为，义乌出租车改革方案最大的价值在于其确认最终将取消数量管制。
在傅蔚冈看来，对牌照进行控制的出租车改革最终还是会面临一个“把牌照给谁”的终极难题。
“如果说以前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管制是历史原因的，那么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理由是否还能成立，我对此表示怀疑。”傅蔚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是数量管制的坚定支持者。“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市民买车还要摇号，开车还要限行，出租车准入和数量管控怎么可能放开，放开之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堵在路上走不了。” 王丽梅说。
这一分歧也渗透到交通运输部关于出租车改革的讨论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曾参加了2015年1月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在北京召开的出租车改革方案初稿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相关人员以及业者与行业专家，以交通运输业为主。会上明显存在意见分歧，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出租车行业改革是否最终要放开数量管制。
在这位学者看来，进行数量管制的出租车改革方案都是不完整的。他对义乌市出租车改革方案积极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义乌方案承诺最终将放开数量管制，使得出租车运营主体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由进入与退出。
这位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年初他看到的改革方案，还是没有取消数量管制。这与杨传堂在多个场合表态要对出租车数量合理控制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