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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吴伟女士的书中，我读到了许多知识和经验，增长了见识；同时，我还读到了一位国际出版人的情怀和品质。她在一次国际出版活动中写道，我们愿意资助那些“仰望星空”的大作。我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需要更多像吴伟女士那样——“仰望星空的人”!
我一直觉得，作为从事外宣工作的政府官员，吴伟女士是一位极为个性化的人物。现在，当我读到她的新著《有朋·有书》的时候，更加强化了我的感觉。
我说她“个性”，不单是指她的性格、风度和言谈举止，在这些方面，她当然称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更多引起我关注的，却是她的学识与文章。在学识方面。她对于藏学的研究，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专家级的学者，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已经有专著《格萨尔王全传》出版了。在文章方面，我们知道，身处繁忙的政府部门，大多数官员每天都被工作纠缠得筋疲力尽；但吴伟女士还能坚持写文章，在《出版广角》等刊物上开专栏。我问过她：“你这样做，时间从何而来呢?”她说：“十几年来，坚持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这是最好的读书和写作时间。”而且，她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为她总结出三个特点：一是文笔好，这当然得益于她的天赋与学者背景；二是说真话，她谈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现状，谈西方文化传播的经验，剖析一本本图书个案的情况，从不说假话、大话、空话。三是有原则，我说的是工作中的政治原则、国家原则。她坚持原则，不是被动的顺从，而是基于她的文化自觉，基于她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了真挚的热爱。
言归正传。《有朋·有书》是吴伟女士的一本工作文集，其中的内容，与她从事的外宣工作密切相关。通读全书，有纪实、有感言、有访谈、有演讲、有序跋等等。但是，它们大不同于一般官员的文集。其一，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能够清楚地看到她行文的条理性，这大概与她本科毕业于化学专业有关。她本来是化学高材生，只是因为患鼻炎，无法嗅到化学物品的气味，才放弃心爱的专业，转而专攻文学硕士学位。这种“由理转文”的人，写起文章来，大多比较注重方法论，逻辑性强。其二，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她运用自如的学术笔力，她毕竟经历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做过藏学的专题研究，有多部学术专著出版。其三，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还能够欣赏到一种文字奇观，那就是她能够把自己“为官”的种种体验写出来，化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随笔，使她的工作文集，更像是一部地道的文学作品。因为她写过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以文字水准的超群之处，既是天工巧成，也是一种才情并举的必然产物。
不过，上述的令人惊奇之处，与本书的主旨比较，都显得次要的了。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化官员，无论是吴伟女士独特的工作性质，还是她个性鲜明的工作风格，都使她的经历与体验，充满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充满了人生的情趣。我觉得，对于许多读者说来，这样的文章不但好看，还有用。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了解实在有限。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不用害怕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都不会给世界贡献思想。而我们的记者在对美国人的一次随机采访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是熊猫，第二是长城，第三是春卷。显然，这些认识的偏颇程度极其严重。美国有一家“知识增补公司”，它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十大发明”与“九大工程”，他们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翻译的排行榜上，翻译与被翻译的前10位中，都没有汉语。企鹅出版社的经典“黑皮书”系列，已经出版了1000多种，其中只有7本中国的。在2004年，阎连科先生的《受活》就签了日、法、意、英4种语言的版权，但由于难度大，直到现在还没翻译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哈伯·珂林斯曾经签署过一个5年翻译出版50本中国小说的计划，结果只出了两三本，因为卖得不好，就停止了合作。目前版权卖得最好的中文小说是《狼图腾》(企鹅，10万美金)、《兄弟》(兰登，15万美金)、《于丹(论语>心得》(麦克米伦，10万英镑)。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传播的三个重要途径是电影、报纸和图书，相对而言，图书是性价比最高的载体。西方很重视图书的传播作用，法国有“傅雷计划”，俄罗斯有“普希金计划”，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计划”，印度有“泰戈尔计划”等等。我国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主要资助文化、文学、科技和国情等领域的产品；它还有一个子项目“中国之窗”，每年向100家知名图书馆赠书。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吴伟女士在她的工作中，结交了一大批国外著名出版社老总、著名出版人和著名作家，与他们交朋友，请他们出任“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顾问，与他们共同谋划出版“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优秀作品。比如，龙安志与《中国的世纪》，奈斯比特与《中国大趋势》，库恩与《江泽民传》、《中国30年》，帕罗、赵启正与《江边对话》等等。这样的书，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大。
还有许多内容，我不再一一罗列。总之，在吴伟女士的书中，我读到了许多知识和经验，增长了见识；同时，我还读到了一位国际出版人的情怀和品质。她在一次国际出版活动中写道，我们愿意资助那些“仰望星空”的大作。我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需要更多像吴伟女士那样一“仰望星空的人”!
我一直觉得，作为从事外宣工作的政府官员，吴伟女士是一位极为个性化的人物。现在，当我读到她的新著《有朋·有书》的时候，更加强化了我的感觉。
我说她“个性”，不单是指她的性格、风度和言谈举止，在这些方面，她当然称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更多引起我关注的，却是她的学识与文章。在学识方面。她对于藏学的研究，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专家级的学者，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已经有专著《格萨尔王全传》出版了。在文章方面，我们知道，身处繁忙的政府部门，大多数官员每天都被工作纠缠得筋疲力尽；但吴伟女士还能坚持写文章，在《出版广角》等刊物上开专栏。我问过她：“你这样做，时间从何而来呢?”她说：“十几年来，坚持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这是最好的读书和写作时间。”而且，她的文章写得真好，我为她总结出三个特点：一是文笔好，这当然得益于她的天赋与学者背景；二是说真话，她谈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现状，谈西方文化传播的经验，剖析一本本图书个案的情况，从不说假话、大话、空话。三是有原则，我说的是工作中的政治原则、国家原则。她坚持原则，不是被动的顺从，而是基于她的文化自觉，基于她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了真挚的热爱。
言归正传。《有朋·有书》是吴伟女士的一本工作文集，其中的内容，与她从事的外宣工作密切相关。通读全书，有纪实、有感言、有访谈、有演讲、有序跋等等。但是，它们大不同于一般官员的文集。其一，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能够清楚地看到她行文的条理性，这大概与她本科毕业于化学专业有关。她本来是化学高材生，只是因为患鼻炎，无法嗅到化学物品的气味，才放弃心爱的专业，转而专攻文学硕士学位。这种“由理转文”的人，写起文章来，大多比较注重方法论，逻辑性强。其二，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她运用自如的学术笔力，她毕竟经历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做过藏学的专题研究，有多部学术专著出版。其三，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你还能够欣赏到一种文字奇观，那就是她能够把自己“为官”的种种体验写出来，化成一篇篇优美的散文随笔，使她的工作文集，更像是一部地道的文学作品。因为她写过小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以文字水准的超群之处，既是天工巧成，也是一种才情并举的必然产物。
不过，上述的令人惊奇之处，与本书的主旨比较，都显得次要的了。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化官员，无论是吴伟女士独特的工作性质，还是她个性鲜明的工作风格，都使她的经历与体验，充满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也充满了人生的情趣。我觉得，对于许多读者说来，这样的文章不但好看，还有用。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外国人对于我们的文化了解实在有限。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不用害怕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都不会给世界贡献思想。而我们的记者在对美国人的一次随机采访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最深的东西：第一是熊猫，第二是长城，第三是春卷。显然，这些认识的偏颇程度极其严重。美国有一家“知识增补公司”，它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十大发明”与“九大工程”，他们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翻译的排行榜上，翻译与被翻译的前10位中，都没有汉语。企鹅出版社的经典“黑皮书”系列，已经出版了1000多种，其中只有7本中国的。在2004年，阎连科先生的《受活》就签了日、法、意、英4种语言的版权，但由于难度大，直到现在还没翻译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哈伯·珂林斯曾经签署过一个5年翻译出版50本中国小说的计划，结果只出了两三本，因为卖得不好，就停止了合作。目前版权卖得最好的中文小说是《狼图腾》(企鹅，10万美金)、《兄弟》(兰登，15万美金)、《于丹(论语>心得》(麦克米伦，10万英镑)。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传播的三个重要途径是电影、报纸和图书，相对而言，图书是性价比最高的载体。西方很重视图书的传播作用，法国有“傅雷计划”，俄罗斯有“普希金计划”，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计划”，印度有“泰戈尔计划”等等。我国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主要资助文化、文学、科技和国情等领域的产品；它还有一个子项目“中国之窗”，每年向100家知名图书馆赠书。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吴伟女士在她的工作中，结交了一大批国外著名出版社老总、著名出版人和著名作家，与他们交朋友，请他们出任“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顾问，与他们共同谋划出版“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优秀作品。比如，龙安志与《中国的世纪》，奈斯比特与《中国大趋势》，库恩与《江泽民传》、《中国30年》，帕罗、赵启正与《江边对话》等等。这样的书，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大。
还有许多内容，我不再一一罗列。总之，在吴伟女士的书中，我读到了许多知识和经验，增长了见识；同时，我还读到了一位国际出版人的情怀和品质。她在一次国际出版活动中写道，我们愿意资助那些“仰望星空”的大作。我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需要更多像吴伟女士那样一“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