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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攻读古藏文专业研究生。1979年底因家庭困难，学校领导批准让我转入青海民族学院，继续完成学业。1981年毕业后我回到青海民族教材编译处工作。翌年，听先父说起他过去蒙藏学校的同学侯国柱先生藏有“敦煌写经卷”一事，我很感兴趣，希望一睹为快。
1982年夏秋之际的一天，侯国柱先生专程从我的家乡青海乐都来到西宁，一见面即自报家门：“我是侯国柱”，腋下夹着黑皮包，说着话取出17米长的敦煌写经卷《羯摩经》，使我大开眼界：经文均用楷体书写，字体秀丽而豁达有致，使人对我国敦煌学文献产生向往之心。
侯先生对我说：“希望你能帮我把经卷捐给国家，如果捐不了，我就送给你。我的后人不懂，会当成糊窗子的纸哩。”我赶忙回答：“侯先生，听您说您保存了三十五年，但它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它是国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反映给国家有关部门的，请您放心。”侯先生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就把敦煌写经卷交我保存，便回乐都家中去了。
侯国柱先生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达拉乡的土族农民家庭，自小受私塾教育，略通古文言文，又曾追随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先生（1910-1985，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学过藏文，后到内地加入国民党军统组织，受军统头子戴笠委派到西藏担任军统站上校站长一职。他在西藏首先拜会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西藏噶厦政府摄政王热振活佛。据侯先生介绍，热振活佛駐锡于藏北高原科巴尔滩的热振寺，平时喜欢养马，并热爱京剧。因身体原因，将摄政事务让给他的老师达扎活佛担任，说定一年后仍由热振活佛复位。谁料一年后不仅未践约，竟发生了“热振事件”，热振活佛被亲英派所害……侯国柱先生在西藏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风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藏又发生了驱除外来人员事件，侯国柱先生也在被驱赶人员之列，尽管他已在西藏和一位藏族妇女成亲，他的夫人还身怀有孕。侯国柱先生一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
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些爱国华人向侯国柱先生反映，有人向外国人出售敦煌写经卷，希望侯先生收藏并带回祖国。侯国柱先生通过华人王仁，给介绍人送了两条江孜产地毯和一架美式落地式收音机，以5000美元之价买得敦煌写经卷《羯摩经》，携经回国。
这部经卷在我家保存了一年，我等待时机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它的前世和今生。1983年冬天，青海省文联召开有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手抄本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会，这之前省文联干部徐国琼先生曾抢救过一批几经火焚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而我曾通过《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同志反映此事，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并得以保存。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民委的一位女司长黄铁作家曾在会上讲话时指出：“这些珍贵文献资料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失传的话，就是对后人的犯罪。”这与侯国柱先生所说的“我们吃先人的饭，不能砸后人的锅”有着相同的信念。黄铁作家讲话的当天晚上，我便急忙找到黄铁作家下榻的西宁宾馆，向她反映侯国柱先生藏敦煌写经卷一事的来龙去脉，黄铁司长听了很高兴，要我写封信由她带回北京。临了黄铁司长对我说：“你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为求稳妥，我又请《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同志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此事。后来得知：黄铁司长将我的信转交了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又将信呈送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因我在信中除了说明侯国柱先生的简历和敦煌写经卷的归国经历，特别说明了侯国柱先生此举为爱国行为，并希望国家派敦煌学专家来青鉴定。邓力群部长在批示中也指出侯国柱先生的爱国行为，指示若征集，给侯先生以征集费；若捐赠，则给予奖励。其后国务院办公厅对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催办此事。
1984年春节刚过，春寒料峭，敦煌研究院两位李姓专家风尘仆仆来到西宁纸坊街我家，认真研究鉴定了敦煌写经卷《羯摩经》。经鉴定，17米长的手写经卷《羯摩经》系用皇家用纸染黄纸写成，卷轴系敦煌地区所产沙柳棍制成，因经文未回避李世民的“世”字，专家判定此卷书写于隋末唐初之际，距今已有1400年左右。经卷由34张长约49厘米、宽约25厘米的纸张连接而成，计933行，16000多字。楷书书法精美，字体圆润俊秀，是一部难得的艺术珍品，属国宝级文物。两位专家随即向国务院呈送了鉴定书。
1984年夏天，青海省文化厅及班玛丹增副省长为侯国柱先生举行敦煌写经卷《羯摩经》捐赠仪式，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作了特别报道。我因出差，未能出席仪式，便从我家将经卷移交给侯先生，侯先生又捐赠给省文化厅领导。文化厅副厅长张午明对侯先生说：“侯老，你办了一件好事。”侯先生当即回答：“我是中国人man。”（man，青海方言语气词）
这件事被当时的青海省政府省长黄静波知道后，指示让侯国柱先生担任乐都县政协副主席，侯先生从此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直至80多岁仙逝。
（口述者为青海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民族宗教学教授；撰稿者为口述者之子）
初见国宝《羯摩经》，大开眼界
1982年夏秋之际的一天，侯国柱先生专程从我的家乡青海乐都来到西宁，一见面即自报家门：“我是侯国柱”，腋下夹着黑皮包，说着话取出17米长的敦煌写经卷《羯摩经》，使我大开眼界：经文均用楷体书写，字体秀丽而豁达有致，使人对我国敦煌学文献产生向往之心。
侯先生对我说：“希望你能帮我把经卷捐给国家，如果捐不了，我就送给你。我的后人不懂，会当成糊窗子的纸哩。”我赶忙回答：“侯先生，听您说您保存了三十五年，但它不是您的，也不是我的，它是国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反映给国家有关部门的，请您放心。”侯先生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就把敦煌写经卷交我保存，便回乐都家中去了。
意外以5000美元高价买得敦煌写经卷
侯国柱先生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达拉乡的土族农民家庭，自小受私塾教育，略通古文言文，又曾追随著名藏学家才旦夏茸先生（1910-1985，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学过藏文，后到内地加入国民党军统组织，受军统头子戴笠委派到西藏担任军统站上校站长一职。他在西藏首先拜会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西藏噶厦政府摄政王热振活佛。据侯先生介绍，热振活佛駐锡于藏北高原科巴尔滩的热振寺，平时喜欢养马，并热爱京剧。因身体原因，将摄政事务让给他的老师达扎活佛担任，说定一年后仍由热振活佛复位。谁料一年后不仅未践约，竟发生了“热振事件”，热振活佛被亲英派所害……侯国柱先生在西藏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风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藏又发生了驱除外来人员事件，侯国柱先生也在被驱赶人员之列，尽管他已在西藏和一位藏族妇女成亲，他的夫人还身怀有孕。侯国柱先生一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
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些爱国华人向侯国柱先生反映，有人向外国人出售敦煌写经卷，希望侯先生收藏并带回祖国。侯国柱先生通过华人王仁，给介绍人送了两条江孜产地毯和一架美式落地式收音机，以5000美元之价买得敦煌写经卷《羯摩经》，携经回国。
寻契机力促国宝回归
这部经卷在我家保存了一年，我等待时机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它的前世和今生。1983年冬天，青海省文联召开有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手抄本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会，这之前省文联干部徐国琼先生曾抢救过一批几经火焚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而我曾通过《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同志反映此事，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并得以保存。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民委的一位女司长黄铁作家曾在会上讲话时指出：“这些珍贵文献资料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失传的话，就是对后人的犯罪。”这与侯国柱先生所说的“我们吃先人的饭，不能砸后人的锅”有着相同的信念。黄铁作家讲话的当天晚上，我便急忙找到黄铁作家下榻的西宁宾馆，向她反映侯国柱先生藏敦煌写经卷一事的来龙去脉，黄铁司长听了很高兴，要我写封信由她带回北京。临了黄铁司长对我说：“你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为求稳妥，我又请《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陈宗立同志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此事。后来得知：黄铁司长将我的信转交了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又将信呈送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因我在信中除了说明侯国柱先生的简历和敦煌写经卷的归国经历，特别说明了侯国柱先生此举为爱国行为，并希望国家派敦煌学专家来青鉴定。邓力群部长在批示中也指出侯国柱先生的爱国行为，指示若征集，给侯先生以征集费；若捐赠，则给予奖励。其后国务院办公厅对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催办此事。
1984年春节刚过，春寒料峭，敦煌研究院两位李姓专家风尘仆仆来到西宁纸坊街我家，认真研究鉴定了敦煌写经卷《羯摩经》。经鉴定，17米长的手写经卷《羯摩经》系用皇家用纸染黄纸写成，卷轴系敦煌地区所产沙柳棍制成，因经文未回避李世民的“世”字，专家判定此卷书写于隋末唐初之际，距今已有1400年左右。经卷由34张长约49厘米、宽约25厘米的纸张连接而成，计933行，16000多字。楷书书法精美，字体圆润俊秀，是一部难得的艺术珍品，属国宝级文物。两位专家随即向国务院呈送了鉴定书。
1984年夏天，青海省文化厅及班玛丹增副省长为侯国柱先生举行敦煌写经卷《羯摩经》捐赠仪式，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作了特别报道。我因出差，未能出席仪式，便从我家将经卷移交给侯先生，侯先生又捐赠给省文化厅领导。文化厅副厅长张午明对侯先生说：“侯老，你办了一件好事。”侯先生当即回答：“我是中国人man。”（man，青海方言语气词）
这件事被当时的青海省政府省长黄静波知道后，指示让侯国柱先生担任乐都县政协副主席，侯先生从此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直至80多岁仙逝。
（口述者为青海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民族宗教学教授；撰稿者为口述者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