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州旧城的西城外，位于今天广州市东至仁济路、西至杉木栏路、南至珠江边、北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区，是清代广州对外贸易商馆区。因最初有十三家对外贸易的洋行，故民间称对外贸易商馆区为十三行。谁曾想到这片不大的地区独揽中国几乎全部对外贸易整整８５年，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洋商都曾前来进行贸易，广州十三行因此曾极度富裕，被世人称为“天子南库”。
“天子”的抉择
清代一度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各国每次到中国朝贡，除带给帝王贡品外还带来大量的货物。朝贡的船只到了广州后，贡使捧表进京朝贡，而其他货物就地贩卖，然后“其船置办国需随汛回国”。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政府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４个地方为通商口岸。但是，由于受自大心理的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按乾隆帝的说法：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帝王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支配，当外国商船越来越多地向宁波聚集，有可能使宁波成为另一个澳门的情况下，清政府认为江浙是华夏文化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让外国势力打进去，会对其统治不利。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十一月，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广州城对外通商。从此，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地经营。
十三行的创立
清初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没有专营外贸的商行。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决定，设立专门经营外贸的洋货行，以划清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的界限。广州洋行制度由此创始。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州官府规定它是一个既能经营进口洋货又是经营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洋货十三行最初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但此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据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记载，洋货行建立６０多年后，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乾隆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的商船渐多，贸易发展，“众商皆分行各办”。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乾隆六十年本港行商人因倒账破产，官府革除本港行，其业务仍划归外洋行，由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其业务范围划分只有两类，即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苛刻的官商制度
对于外国商队，清政府一向限制颇多。十三行作为清政府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经纪，总揽了与外国商队的贸易，他要负责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还要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外国商人到广州之后，他们的买卖只能够由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负责，甚至起居行动也要由行商管理，在广州他们只能居住于行商修建的“夷馆”中。外商在广州更是有诸多限制：不得带武器入夷馆，夷妇不得带入广州，不得进广州城，不得游河船，不得坐轿，不得外出游玩；只准在限定的时间内由行商带到夷馆对岸的海幢寺和花地游玩，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到夷馆；还规定外国人不能在夷馆过冬。因业务不能离开的外国人只能到澳门过冬，待次年商船到时才能从澳门返回十三行夷馆。
乾隆十年清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行商的管理。官府从广州２０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的５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事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保商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由于保商制度对外商贸易的进一步限制，再加之少数保商为一己私利而投机取巧，欺骗敲诈，外商一再投递呈词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清政府则一直加以维护。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项政策始终相沿未改。
中国的“世界之窗”
１８、１９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１７６２年，乾隆为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２０００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欢呼感戴”。
在与外国商人的长期交往中，十三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１７７２年，十三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鸦片战争期间，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能力，十三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购买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１８４２年，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
惨淡的结局
广州十三行虽然辉煌一时，但他脱胎于垄断的官商背景，自诞生就常常要承担朝廷各种朝贡摊派，还时常遭受贪官污吏勒索。十三行行商几乎都以悲剧收场，在行商盛行的那个年代，不断有行商破产，被发配到伊犁充军。就连担任十三行行商“总商”长达３９年的行商首富潘氏家族也因官府苛敛勒索日益加重，营商环境愈加恶劣，而对经商心生倦意。１８０８年潘家甚至以１０万银两贿赂海关以求获准退商，以避开营商的困难时期。
１８４２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从此被取消。１８５６年，一场大火又将拥有１００多年历史的行商商馆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
广州十三行废墟一直保存到清末才在灾区内建起房子，开通街道。
“天子”的抉择
清代一度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各国每次到中国朝贡，除带给帝王贡品外还带来大量的货物。朝贡的船只到了广州后，贡使捧表进京朝贡，而其他货物就地贩卖，然后“其船置办国需随汛回国”。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政府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４个地方为通商口岸。但是，由于受自大心理的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按乾隆帝的说法：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借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帝王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支配，当外国商船越来越多地向宁波聚集，有可能使宁波成为另一个澳门的情况下，清政府认为江浙是华夏文化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让外国势力打进去，会对其统治不利。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十一月，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广州城对外通商。从此，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地经营。
十三行的创立
清初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没有专营外贸的商行。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决定，设立专门经营外贸的洋货行，以划清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的界限。广州洋行制度由此创始。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州官府规定它是一个既能经营进口洋货又是经营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洋货十三行最初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但此后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据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年）记载，洋货行建立６０多年后，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乾隆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的商船渐多，贸易发展，“众商皆分行各办”。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乾隆六十年本港行商人因倒账破产，官府革除本港行，其业务仍划归外洋行，由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嘉庆五年（１８００）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其业务范围划分只有两类，即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苛刻的官商制度
对于外国商队，清政府一向限制颇多。十三行作为清政府官方指定的对外贸易经纪，总揽了与外国商队的贸易，他要负责承保缴纳外商船货关税，还要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外国商人到广州之后，他们的买卖只能够由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负责，甚至起居行动也要由行商管理，在广州他们只能居住于行商修建的“夷馆”中。外商在广州更是有诸多限制：不得带武器入夷馆，夷妇不得带入广州，不得进广州城，不得游河船，不得坐轿，不得外出游玩；只准在限定的时间内由行商带到夷馆对岸的海幢寺和花地游玩，日落之前一定要回到夷馆；还规定外国人不能在夷馆过冬。因业务不能离开的外国人只能到澳门过冬，待次年商船到时才能从澳门返回十三行夷馆。
乾隆十年清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行商的管理。官府从广州２０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的５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事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保商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由于保商制度对外商贸易的进一步限制，再加之少数保商为一己私利而投机取巧，欺骗敲诈，外商一再投递呈词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清政府则一直加以维护。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项政策始终相沿未改。
中国的“世界之窗”
１８、１９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１７６２年，乾隆为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２０００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欢呼感戴”。
在与外国商人的长期交往中，十三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１７７２年，十三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鸦片战争期间，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能力，十三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购买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１８４２年，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
惨淡的结局
广州十三行虽然辉煌一时，但他脱胎于垄断的官商背景，自诞生就常常要承担朝廷各种朝贡摊派，还时常遭受贪官污吏勒索。十三行行商几乎都以悲剧收场，在行商盛行的那个年代，不断有行商破产，被发配到伊犁充军。就连担任十三行行商“总商”长达３９年的行商首富潘氏家族也因官府苛敛勒索日益加重，营商环境愈加恶劣，而对经商心生倦意。１８０８年潘家甚至以１０万银两贿赂海关以求获准退商，以避开营商的困难时期。
１８４２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从此被取消。１８５６年，一场大火又将拥有１００多年历史的行商商馆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
广州十三行废墟一直保存到清末才在灾区内建起房子，开通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