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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以及一篇《灵乌赋》，他把这两首（篇）奇怪的诗文寄给了范仲淹。此时大约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刚刚被贬饶州。在《啄木》诗中，他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不要多事。范仲淹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①
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
26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
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书针砭时弊，极力向宋仁宗推荐。
范仲淹应诏入京，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专挑敏感问题，职业怒怼大人物。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没有勇气打底，谁敢提这种问题？刘太后怒不可遏，一个字：贬！
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相当于官至首都市长。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宰相吕夷简，直斥其任人唯私。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从帝都消失，来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
一个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所以，面对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他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跟吕夷简道歉。他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连皇帝都没辙。
范仲淹曾说，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用现在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授人把柄。
做到这两点，俯仰无愧，勇气自然就来了。
②
理想，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
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朱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回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他一脸惊愕，才了解到自己身世。
他发奋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
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晝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贫穷并未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规划时，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不是治国之病，就是治人之病。
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范仲淹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你怎么不去呢？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后来，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难免沾沾自喜，但是，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个帝国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外有边境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这样的国家，让他担忧，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改革图强。他执着地上疏，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贬黜，一次比一次惨。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砥砺中，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尽管在当时失败了，但在后人眼里，又何尝不是成功了？
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
③
能力，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气。
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康定元年（1040）前后，西夏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奈，遂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军政打理得相当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屡屡得胜，宋仁宗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决心改革，第一个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
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官员拿下。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哭要好。
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权贵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
④
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
一个改革者，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非议肯定少不了。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为什么？
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者）。”
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宋代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他从未想过以突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改革。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终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史书说他的家人“不识富贵之乐”。但对他人急难，却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从不考虑自己有无家用。他还在苏州办义庄，兴义学，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热衷义庄、义学的风气。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
（如夏摘自台海出版社《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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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
26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
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书针砭时弊，极力向宋仁宗推荐。
范仲淹应诏入京，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专挑敏感问题，职业怒怼大人物。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没有勇气打底，谁敢提这种问题？刘太后怒不可遏，一个字：贬！
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相当于官至首都市长。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宰相吕夷简，直斥其任人唯私。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从帝都消失，来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
一个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所以，面对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他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跟吕夷简道歉。他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连皇帝都没辙。
范仲淹曾说，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用现在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授人把柄。
做到这两点，俯仰无愧，勇气自然就来了。
②
理想，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
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朱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回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他一脸惊愕，才了解到自己身世。
他发奋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
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晝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贫穷并未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规划时，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不是治国之病，就是治人之病。
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范仲淹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你怎么不去呢？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后来，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难免沾沾自喜，但是，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个帝国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外有边境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这样的国家，让他担忧，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改革图强。他执着地上疏，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贬黜，一次比一次惨。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砥砺中，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尽管在当时失败了，但在后人眼里，又何尝不是成功了？
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
③
能力，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气。
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康定元年（1040）前后，西夏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奈，遂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军政打理得相当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屡屡得胜，宋仁宗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决心改革，第一个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
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官员拿下。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路，宋代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哭要好。
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权贵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
④
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
一个改革者，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非议肯定少不了。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为什么？
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者）。”
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宋代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范仲淹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他从未想过以突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改革。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终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史书说他的家人“不识富贵之乐”。但对他人急难，却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从不考虑自己有无家用。他还在苏州办义庄，兴义学，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热衷义庄、义学的风气。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
（如夏摘自台海出版社《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