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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30多年“内生性增长”，继续单打独斗无法突破一系列瓶颈，佛山产业发展正加速由“养孩子”向“领孩子”范式转变
在推进各区协作、夯实“内功”的同时，佛山正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上谋局布篇。
佛山曾凭借减政放权、藏富于民等“内生性增长”方式，发展出了规模可观的民营制造。但若继续凭这些“养孩子”的传统经验应对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缺渠道、缺资金、缺转型经验和能力的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比登天还难”。
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佛山制造业对发展范式提出了新要求，佛山要建设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世界科技+佛山制造+全球市场”的创新发展模式，必须以全球视野对标先进国家，加快构建具有更强竞争力和自主性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内对外的开放主动赢得经济发展，赢得国际竞争、区域竞争的机会。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表示。
若要“理想照进现实”，需要找到抓手，佛山确实正在加速缔结其在区域内乃至国际间的多重产业链横纵联系。
佛山继续推进“广佛同城”的同时，也在筹划建设“香港加佛山”、“到深圳去”等旨在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等其他发展动力核心的新渠道；其还希望以共同推进珠江西岸“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等方式加强与肇庆、云浮等周边城市的协调，并率先发起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深度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仅如此，佛山还采取“政府加市场”等手段，向德国等发达国家引智引资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建议，“佛山要解决技术升级、创新等难题，打通各个链条，要像蜜蜂采蜜一样，对可能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去试验、去学习，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主营日用玻璃瓶罐研发与生产的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兴玻璃”）1987年创立，其拥有国家级实验室、省级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以及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这些技术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逐渐积累的，华兴玻璃采用了与广州进行人员、技术互动的方式解决自身的技术难题。
“佛山民营企业请不到高级技术员，就与广州的技术员们接洽，希望其传授经验与方法。人家一来，给数千元红包作为报酬，这就是‘星期六工程师’的由来。”华兴玻璃董秘罗金昆称。
然而，随着企业成长壮大，上述“非正式”技术输入模式，逐步被淘汰。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2000年时，当地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一家铝型材生产商纳税2000万元左右，已经“飘飘然”了，佛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刘铭恩称，“引进几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后，最小的一家也纳税1.5亿元左右。”通过引进外资大项目，外企带来了大量新理念，佛山企业的视野更加广阔，佛山的产业布局、工业结构也得到合理提升。“当时佛山建厂房的标准为500元建设1平方米，日企厂房则高达两三千元，比住宅造价都贵。种种差异，对民营企业的触动是全方位的。”刘铭恩称。
触动逐渐变为压力，并推动了企业“向外看齐”。2005年左右，华兴玻璃从日本聘请技术专家，除了向日本玻璃企业学习技术外，还对管理、培训等方面革新，培育“精进”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在产品细节、设计及生产理念等方面仍领先于国内，很多做法能给国内带来启发。”曾多次赴日“取经”的佛山英皇卫浴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健锋称。
随着新技术不断出现，佛山产业界不得不承认其制造业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大部分资金投向注重实效，注重产品改良、工艺改进及效率提升，很少有进行长期、前瞻的技术储备。”佛山市科技局局长周佩珊坦陈，“整体结构存在一定问题。”
此外，受制于多年来其孱弱的高等教育体系，甚至从佛山优秀企业的新产品展示室也能发现：佛山创新能力仍然很弱。“没有一流大学、一流基础研究，也没有一流的共性技术的创新平台，很难做出真正好的原创性应用研究。”张燕生指出。
掣肘效应不断出现，产业界普遍认为：佛山制造业要继续发展，政府、市场要携手克服“先天不足”带来的技术门槛问题，靠自己“单打独斗”、继续挖潜等内生性渠道并非治本之策。佛山必须通过政企分工寻找多重渠道向外开放、吸收并嵌合周边区域甚至来自国际的产业链分工、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才有望为其制造业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从2008年起实施并效果日显的“广佛同城”系列规划，是佛山在珠三角区域内构建开放性发展体系的一个抓手。从产业现状看，佛山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60%，广州则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60%，产业互补明显。“广佛同城不仅体现在交通和生活上，更是经济一体化的典范。广州是千年商都，以商贸服务业为主，佛山以制造业为根本，坚持制造业立市，互相错位发展，实现产业协作。”佛山市市长朱伟表示。
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务同城化”，已在两市部分地区逐步实施。以佛山南海区和广州荔湾区为例：通过始于2016年的 “跨城通办”，市民办理跨城业务的麻烦程度大大降低。截至2017年8月，共有85个事项可实现跨城通办，共办理广佛业务超过100万件。
从居民流动性来看，因清楚自身在形成创新人才洼地、“引智”等方面的劣势，佛山近年来亦花了大量力气改善城市面貌。在建设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一系列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下，目前在两地间通勤（广州工作、佛山居住）的城市居民人数，已达到百万左右。
“广佛同城”被认为是广东“深化区域合作样本”。按相关规划，两地还将继续体制机制创新，到2030年时全面实现广佛同城化，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参与全球要素配置、产业分工。
佛山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构建开放经济体系的另一个抓手则是“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其根源可追溯至2015年。随着贵广、南广高铁开通运营，增添了佛山向西对接粤西、大西南城市以及东南亚、东盟各國的重要出口。在建设这一经济带的基础上，佛山成功争取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东园）落户佛山，并与贵广、南广高铁沿线城市共同举办系列活动。 2016年，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建设纳入国家相关规划，成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泛珠产业转移承接重大平台。这也为佛山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交流、拓宽产业和市场发展空间、实现区域合作提供了基础。
除在上述珠三角及泛珠三角区域内建立紧密的产业协作关系外，作为推动创新及技术合作的新抓手，则是佛山正在探索新型“向外”路径。“对标德国、对标欧洲”，通过积极引进德国等国的先进技术及经验，为佛山制造业创新升级带来更多可能性。
在对区域乃至国际资源进行整合中，佛山除政策性规划外，亦希望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
以落户在该市南海区的一汽大众为例：为弥补在高精尖大型工业产品方面的短板，佛山几年前與相关各方谈判时提出：既愿意将相关经济指标都留给长春，还愿意大力提供土地、劳动力等配套设施。
这延续了佛山以往的“产业链招商”、“建链、强链、补链”的传统思路。已建成并投产大众、奥迪新车型的一汽大众佛山第四工厂，在给佛山企业增添新学习榜样的同时，也让佛山企业感受到了德国的特殊产业文化。
佛山产业各界也逐渐认清，不管是对接外国企业、协会，还是对接周边区域或国内的高校与研究机构，要更好地引进外部产业、技术与资源，还有其他一系列共性难题，必须在佛山内部解决。
首先是以民营形式为主的大量中小型制造企业，对参与产业链向外对接及技术引进的认知程度和积极性参差不齐。为求突破，“政府愿意积极给企业直接资助、发放创新券、组织各类科技培训、组织企业与高校进行对接、推动商会和协会将外部的新理念新技术不断渗透到企业”。周佩珊称，“信息和技术一直不对称，政府的服务也就不会断。”
其次，就“性价比”而言，对国外一些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协会，佛山企业在合作后发现：一是成本颇高；二是从“衔接”角度看，大多仍属“小散”规模的佛山企业，很难对接其设备及技术方案。
佛山企业及政府不得不重新谋划新招，形成了一系列新型的本地化“市场加政府”的技术及人才的引进渠道。
2016年营收已达1亿元左右的广东利迅达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利迅达”），起到了技术衔接“中介”作用。在其植根的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上游机械手核心技术掌握在德国库卡、瑞士ABB等几大公司手中，利迅达要在了解本地企业生产需求基础上，研发电脑程序及相关附件。“机械手相当于发动机，但客户要一台车。为把整车交到客户手中，利迅达拥有配装配件、调整力控系统、安装程序和调试及培训客户等技术。”利迅达总经理助理谢其锋称。
这实际是“一手托两家”的角色：对上游生产商而言，利迅达拓展了其产品的应用场景，增加其销量；对下游加工企业而言，可助其降低生产技术升级的门槛及成本。其采取限时限额的“打包收费”模式：帮客户“搞定”协商好的技术标准，甚至保证“回本”期限。
“先进技术没有本土性生产服务真落不下去。中国每一家企业情况都不太一样，没有标准模式，且大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搞定’的角色帮它们下决心，往往是耗到关门拉倒。”调研利迅达时，周其仁对《财经》记者称。
在“引入端”，通过不断与广州及国内高校、研究院合作，佛山也在演化出一系列协作性新模式。
以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下称“华数机器人”）为例：其下游业务基本模式与利迅达类似，即为客户生产需求提供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但作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华中数控与佛山科技局共建的一个机构，其向外延伸的技术吸收与引进渠道更健全。“成立两年多，我们利用自身关系引进了三个国际级工程中心在佛山设立分中心，还从武汉带来两家公司，一家做机器人及研发，一家做电机，都能提升佛山的核心技术基础实力。”华数机器人总经理杨海滨称。
此外，华数机器人还会每年向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投入近千万元资金，由其进行指定领域的学术研究，华数机器人再依此进行产业化应用研究及定制开发。
在佛山市政府的切实推动下，具有高校背景的此类新型研发机构，在佛山落地的数量不断增多。
《财经》记者采访多位佛山产业界人士时发现：他们的企业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广州高校之间，大多保持着技术合作关系。“佛山很多企业，背后肯定有一到两家广州高校的技术扶持。”佛山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展华称。在实践中，这种合作正在朝着更为市场化的协作方式演进。
佛山对外部技术与资源的渴求，并未仅止于高校一类。从2009年开始进入佛山的中国科学院（下称“中科院”）育成中心（2013年，为将育成中心实体化，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是另一类 “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通过佛山各级科技部门和育成中心及遍布该市五区的分中心，广泛收集分析产业创新需求；另一方面，也从简单的技术买断逐步发展到依托中科院分布全国各地的研究所为企业“量身定制”科研团队。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郑敏芝称，除中心平台外，其下还分设了七个独立运作的实体，由佛山各区政府主导，依其自身需求配置。“都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实现不了目的，从设计之初就要求分散，就是要贴近产业。
2016年，佛山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13万亿元，位居全国第六。在广东省中仅次于深圳，超越了广州。
“佛山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仍面临产业层次水平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挑战。”朱伟指出，“佛山现在最需要的，是科技创新资源、高端服务业和资金。”
为继续寻求打破这一系列瓶颈的新动能，佛山正在筹划一系列区域合作的新思路。
首先是继续加深与珠江西岸其他城市的合作。据了解：国家将于2018年开始，在继续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以此探索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已被纳入试点示范城市的佛山，正在对此积极提出申请。“佛山作为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龙头城市，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广东省，联手兄弟城市，在2018年着手启动首批示范区申请工作。佛山依靠国家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地位，具有领衔国家级示范区的资质。”佛山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称。
作为融合途径，佛山正在主动与肇庆、云浮、江门等城市建立友好沟通机制，从“江佛一家”，到佛山云浮产业共建，再到肇庆迅速融入广佛都市圈，打通与这些城市之间的物理、产业、信息空间，逐步构建珠江西岸的枢纽城市，共同建立珠江西岸“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随着广东不断将“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一體化细化为发挥广深作用共同带动珠三角周边七个城市，并提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珠三角地区各市均对这一新规划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性。佛山是态度最为积极的城市之一。
2017年7月底，佛山提出将城市的“一环”改造为高速公路，打造“一环创新圈”，并通过与之连通的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大通道，实现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对接。
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一体化，佛山与深圳的合作，正在迎来一系列新机遇。“随着交通一体化，实现一小时生活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承接深圳的溢出效应。”朱伟称。
2017年7月11日，佛山市南海区驻深圳投资促进代表处在深圳揭牌，其将重点对接深圳优势战略性新兴标杆企业以及龙头制造业企业，形成“深圳研发，南海生产”局面，提升共融互补新优势。
继南海区之后，禅城、顺德等佛山各区，均都规划或已经落地实施了类似的新型产业合作规划。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城市与香港会形成何种新型产业互补合作模式，各地均在纷纷探索。作为著名侨乡的佛山，自然也在抢抓一系列机遇。
如何借助与香港多年来因地理位置相近、民间亲缘关系往来频繁形成的“同声同气”关系，另觅新型的产业互补合作模式？
佛山的大量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大程度受惠于从香港传入的资本、技术与资讯。称为“前店后厂”——香港负责接单、工艺研发等职能，珠三角负责生产制造——的关系，一度在佛山等地区普遍铺开。
随着佛“后厂”们的经济模式转型与升级，并正在形成自身直接与全国乃至全球的技术与资源对接的渠道，香港作为“前店”的传统职能已被逐渐替代。
2017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到访佛山时，提出了“香港+佛山并船出海”的新构想。自此开始，“香港+佛山”的新合作战略蓝图，正在双方不断努力下逐渐充实内容。
佛山多位产业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香港在科技产品研发、设计方面仍具备一定优势；其在物流、金融方面以供应链管理和现金流管理等方面的先进业态示范，也将促进佛山制造业的标准化；同时，其国际化贸易网络，还能帮佛山制造企业建立国际营销渠道，打造国际品牌。
“为什么香港在产品质量认证、贸易、物流方面做得这么好？香港在报关、清关方面又有哪些值得学习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希望向香港学习，并引进相关资源和人才的地方。”佛山市大沥镇镇长黄伟明称。
但黄伟明也指出，“香港一直称要扮演‘超级联系人’角色，但具体如何扮演，其产业优势如何与珠三角城市进一步对接，目前各方都在摸索之中，还没有清晰的路径和方法。我们想要对接，实际上很难找到具体的联系人。”
2017年6月初，佛山市党政代表团到达香港时，提出了“香港+佛山”在七大领域的11个重点项目，涵盖金融创投、科研教育、专业服务等。
这些并非临时规划，而是已有一定现实基础，其实不少都依托于位于佛山南海区的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这个平台。包括依托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打造千灯湖创投小镇，以及依托三山新城谋划建设“香港小城”。
交通节点的不断建成，更将为佛港两地间的合作增添新的有利条件：在此之前，从佛山的顺德港顺河道过伶仃洋，约两个小时才能抵达香港城市中心。已开通的佛山西站，以及即将陆续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将共同构建起佛山快速通达香港的网络，实现佛山大部分地区与香港联通为“一小时生活圈”。
对下一步融合，张燕生建议，就“香港+佛山并船出海”而言，应注意这是城市之间进行要素整合和产业集群的一种尝试。它们面临新的科技革命，比拼的不是成本和规模，而是要素整合、价值链整合的能力。“佛山已经失去低成本优势，应该要培养全球综合运作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佛山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适应国际环境，才能有脱胎换骨的转型。”
在宏观层面上看，朱伟指出，下一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应仅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层面，而应该上升到区域一体化的高度。
“以‘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GDP’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经领先全国，但在要素质量、互动与融合等‘浓度’上，仍与世界三大湾区有着较大差距。”周其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不应成为其他湾区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是要以自身的改革实践与创新思维，为时代寻找‘世界级难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中国最具创新优势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更要考虑怎么能从并排跑往领跑转型。”周其仁认为。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等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我对未来30年这一地区继续保持全国产业领跑地位，对佛山未来的产业发展，是非常充满信心的。”庞健锋称。
编辑/王延春
在推进各区协作、夯实“内功”的同时，佛山正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上谋局布篇。
佛山曾凭借减政放权、藏富于民等“内生性增长”方式，发展出了规模可观的民营制造。但若继续凭这些“养孩子”的传统经验应对缺技术、缺人才、缺品牌、缺渠道、缺资金、缺转型经验和能力的瓶颈，“实现转型升级，比登天还难”。
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佛山制造业对发展范式提出了新要求，佛山要建设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形成“世界科技+佛山制造+全球市场”的创新发展模式，必须以全球视野对标先进国家，加快构建具有更强竞争力和自主性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内对外的开放主动赢得经济发展，赢得国际竞争、区域竞争的机会。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表示。
若要“理想照进现实”，需要找到抓手，佛山确实正在加速缔结其在区域内乃至国际间的多重产业链横纵联系。
佛山继续推进“广佛同城”的同时，也在筹划建设“香港加佛山”、“到深圳去”等旨在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等其他发展动力核心的新渠道；其还希望以共同推进珠江西岸“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等方式加强与肇庆、云浮等周边城市的协调，并率先发起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深度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仅如此，佛山还采取“政府加市场”等手段，向德国等发达国家引智引资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建议，“佛山要解决技术升级、创新等难题，打通各个链条，要像蜜蜂采蜜一样，对可能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去试验、去学习，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开放度再提升
主营日用玻璃瓶罐研发与生产的华兴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兴玻璃”）1987年创立，其拥有国家级实验室、省级技术中心等研发机构，以及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这些技术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逐渐积累的，华兴玻璃采用了与广州进行人员、技术互动的方式解决自身的技术难题。
“佛山民营企业请不到高级技术员，就与广州的技术员们接洽，希望其传授经验与方法。人家一来，给数千元红包作为报酬，这就是‘星期六工程师’的由来。”华兴玻璃董秘罗金昆称。
然而，随着企业成长壮大，上述“非正式”技术输入模式，逐步被淘汰。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2000年时，当地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一家铝型材生产商纳税2000万元左右，已经“飘飘然”了，佛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刘铭恩称，“引进几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后，最小的一家也纳税1.5亿元左右。”通过引进外资大项目，外企带来了大量新理念，佛山企业的视野更加广阔，佛山的产业布局、工业结构也得到合理提升。“当时佛山建厂房的标准为500元建设1平方米，日企厂房则高达两三千元，比住宅造价都贵。种种差异，对民营企业的触动是全方位的。”刘铭恩称。
触动逐渐变为压力，并推动了企业“向外看齐”。2005年左右，华兴玻璃从日本聘请技术专家，除了向日本玻璃企业学习技术外，还对管理、培训等方面革新，培育“精进”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在产品细节、设计及生产理念等方面仍领先于国内，很多做法能给国内带来启发。”曾多次赴日“取经”的佛山英皇卫浴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健锋称。
随着新技术不断出现，佛山产业界不得不承认其制造业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大部分资金投向注重实效，注重产品改良、工艺改进及效率提升，很少有进行长期、前瞻的技术储备。”佛山市科技局局长周佩珊坦陈，“整体结构存在一定问题。”
此外，受制于多年来其孱弱的高等教育体系，甚至从佛山优秀企业的新产品展示室也能发现：佛山创新能力仍然很弱。“没有一流大学、一流基础研究，也没有一流的共性技术的创新平台，很难做出真正好的原创性应用研究。”张燕生指出。
掣肘效应不断出现，产业界普遍认为：佛山制造业要继续发展，政府、市场要携手克服“先天不足”带来的技术门槛问题，靠自己“单打独斗”、继续挖潜等内生性渠道并非治本之策。佛山必须通过政企分工寻找多重渠道向外开放、吸收并嵌合周边区域甚至来自国际的产业链分工、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才有望为其制造业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从2008年起实施并效果日显的“广佛同城”系列规划，是佛山在珠三角区域内构建开放性发展体系的一个抓手。从产业现状看，佛山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60%，广州则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60%，产业互补明显。“广佛同城不仅体现在交通和生活上，更是经济一体化的典范。广州是千年商都，以商贸服务业为主，佛山以制造业为根本，坚持制造业立市，互相错位发展，实现产业协作。”佛山市市长朱伟表示。
与产业发展相关的“政务同城化”，已在两市部分地区逐步实施。以佛山南海区和广州荔湾区为例：通过始于2016年的 “跨城通办”，市民办理跨城业务的麻烦程度大大降低。截至2017年8月，共有85个事项可实现跨城通办，共办理广佛业务超过100万件。
从居民流动性来看，因清楚自身在形成创新人才洼地、“引智”等方面的劣势，佛山近年来亦花了大量力气改善城市面貌。在建设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一系列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下，目前在两地间通勤（广州工作、佛山居住）的城市居民人数，已达到百万左右。
“广佛同城”被认为是广东“深化区域合作样本”。按相关规划，两地还将继续体制机制创新，到2030年时全面实现广佛同城化，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参与全球要素配置、产业分工。
佛山在泛珠三角区域内构建开放经济体系的另一个抓手则是“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其根源可追溯至2015年。随着贵广、南广高铁开通运营，增添了佛山向西对接粤西、大西南城市以及东南亚、东盟各國的重要出口。在建设这一经济带的基础上，佛山成功争取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东园）落户佛山，并与贵广、南广高铁沿线城市共同举办系列活动。 2016年，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建设纳入国家相关规划，成为国家重点推进的泛珠产业转移承接重大平台。这也为佛山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交流、拓宽产业和市场发展空间、实现区域合作提供了基础。
除在上述珠三角及泛珠三角区域内建立紧密的产业协作关系外，作为推动创新及技术合作的新抓手，则是佛山正在探索新型“向外”路径。“对标德国、对标欧洲”，通过积极引进德国等国的先进技术及经验，为佛山制造业创新升级带来更多可能性。
多途径整合资源
在对区域乃至国际资源进行整合中，佛山除政策性规划外，亦希望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
以落户在该市南海区的一汽大众为例：为弥补在高精尖大型工业产品方面的短板，佛山几年前與相关各方谈判时提出：既愿意将相关经济指标都留给长春，还愿意大力提供土地、劳动力等配套设施。
这延续了佛山以往的“产业链招商”、“建链、强链、补链”的传统思路。已建成并投产大众、奥迪新车型的一汽大众佛山第四工厂，在给佛山企业增添新学习榜样的同时，也让佛山企业感受到了德国的特殊产业文化。
佛山产业各界也逐渐认清，不管是对接外国企业、协会，还是对接周边区域或国内的高校与研究机构，要更好地引进外部产业、技术与资源，还有其他一系列共性难题，必须在佛山内部解决。
首先是以民营形式为主的大量中小型制造企业，对参与产业链向外对接及技术引进的认知程度和积极性参差不齐。为求突破，“政府愿意积极给企业直接资助、发放创新券、组织各类科技培训、组织企业与高校进行对接、推动商会和协会将外部的新理念新技术不断渗透到企业”。周佩珊称，“信息和技术一直不对称，政府的服务也就不会断。”
其次，就“性价比”而言，对国外一些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协会，佛山企业在合作后发现：一是成本颇高；二是从“衔接”角度看，大多仍属“小散”规模的佛山企业，很难对接其设备及技术方案。
佛山企业及政府不得不重新谋划新招，形成了一系列新型的本地化“市场加政府”的技术及人才的引进渠道。
2016年营收已达1亿元左右的广东利迅达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利迅达”），起到了技术衔接“中介”作用。在其植根的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上游机械手核心技术掌握在德国库卡、瑞士ABB等几大公司手中，利迅达要在了解本地企业生产需求基础上，研发电脑程序及相关附件。“机械手相当于发动机，但客户要一台车。为把整车交到客户手中，利迅达拥有配装配件、调整力控系统、安装程序和调试及培训客户等技术。”利迅达总经理助理谢其锋称。
这实际是“一手托两家”的角色：对上游生产商而言，利迅达拓展了其产品的应用场景，增加其销量；对下游加工企业而言，可助其降低生产技术升级的门槛及成本。其采取限时限额的“打包收费”模式：帮客户“搞定”协商好的技术标准，甚至保证“回本”期限。
“先进技术没有本土性生产服务真落不下去。中国每一家企业情况都不太一样，没有标准模式，且大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搞定’的角色帮它们下决心，往往是耗到关门拉倒。”调研利迅达时，周其仁对《财经》记者称。
在“引入端”，通过不断与广州及国内高校、研究院合作，佛山也在演化出一系列协作性新模式。
以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下称“华数机器人”）为例：其下游业务基本模式与利迅达类似，即为客户生产需求提供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但作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华中数控与佛山科技局共建的一个机构，其向外延伸的技术吸收与引进渠道更健全。“成立两年多，我们利用自身关系引进了三个国际级工程中心在佛山设立分中心，还从武汉带来两家公司，一家做机器人及研发，一家做电机，都能提升佛山的核心技术基础实力。”华数机器人总经理杨海滨称。
此外，华数机器人还会每年向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投入近千万元资金，由其进行指定领域的学术研究，华数机器人再依此进行产业化应用研究及定制开发。
在佛山市政府的切实推动下，具有高校背景的此类新型研发机构，在佛山落地的数量不断增多。
《财经》记者采访多位佛山产业界人士时发现：他们的企业与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广州高校之间，大多保持着技术合作关系。“佛山很多企业，背后肯定有一到两家广州高校的技术扶持。”佛山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展华称。在实践中，这种合作正在朝着更为市场化的协作方式演进。
佛山对外部技术与资源的渴求，并未仅止于高校一类。从2009年开始进入佛山的中国科学院（下称“中科院”）育成中心（2013年，为将育成中心实体化，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是另一类 “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通过佛山各级科技部门和育成中心及遍布该市五区的分中心，广泛收集分析产业创新需求；另一方面，也从简单的技术买断逐步发展到依托中科院分布全国各地的研究所为企业“量身定制”科研团队。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郑敏芝称，除中心平台外，其下还分设了七个独立运作的实体，由佛山各区政府主导，依其自身需求配置。“都集中在一起，很可能实现不了目的，从设计之初就要求分散，就是要贴近产业。
周边合作新探索
2016年，佛山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13万亿元，位居全国第六。在广东省中仅次于深圳，超越了广州。
“佛山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仍面临产业层次水平总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挑战。”朱伟指出，“佛山现在最需要的，是科技创新资源、高端服务业和资金。”
为继续寻求打破这一系列瓶颈的新动能，佛山正在筹划一系列区域合作的新思路。
首先是继续加深与珠江西岸其他城市的合作。据了解：国家将于2018年开始，在继续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以此探索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已被纳入试点示范城市的佛山，正在对此积极提出申请。“佛山作为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龙头城市，有能力、有责任配合广东省，联手兄弟城市，在2018年着手启动首批示范区申请工作。佛山依靠国家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地位，具有领衔国家级示范区的资质。”佛山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称。
作为融合途径，佛山正在主动与肇庆、云浮、江门等城市建立友好沟通机制，从“江佛一家”，到佛山云浮产业共建，再到肇庆迅速融入广佛都市圈，打通与这些城市之间的物理、产业、信息空间，逐步构建珠江西岸的枢纽城市，共同建立珠江西岸“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随着广东不断将“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一體化细化为发挥广深作用共同带动珠三角周边七个城市，并提出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珠三角地区各市均对这一新规划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性。佛山是态度最为积极的城市之一。
2017年7月底，佛山提出将城市的“一环”改造为高速公路，打造“一环创新圈”，并通过与之连通的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大通道，实现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对接。
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一体化，佛山与深圳的合作，正在迎来一系列新机遇。“随着交通一体化，实现一小时生活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承接深圳的溢出效应。”朱伟称。
2017年7月11日，佛山市南海区驻深圳投资促进代表处在深圳揭牌，其将重点对接深圳优势战略性新兴标杆企业以及龙头制造业企业，形成“深圳研发，南海生产”局面，提升共融互补新优势。
继南海区之后，禅城、顺德等佛山各区，均都规划或已经落地实施了类似的新型产业合作规划。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珠三角城市与香港会形成何种新型产业互补合作模式，各地均在纷纷探索。作为著名侨乡的佛山，自然也在抢抓一系列机遇。
如何借助与香港多年来因地理位置相近、民间亲缘关系往来频繁形成的“同声同气”关系，另觅新型的产业互补合作模式？
佛山的大量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大程度受惠于从香港传入的资本、技术与资讯。称为“前店后厂”——香港负责接单、工艺研发等职能，珠三角负责生产制造——的关系，一度在佛山等地区普遍铺开。
随着佛“后厂”们的经济模式转型与升级，并正在形成自身直接与全国乃至全球的技术与资源对接的渠道，香港作为“前店”的传统职能已被逐渐替代。
2017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到访佛山时，提出了“香港+佛山并船出海”的新构想。自此开始，“香港+佛山”的新合作战略蓝图，正在双方不断努力下逐渐充实内容。
佛山多位产业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香港在科技产品研发、设计方面仍具备一定优势；其在物流、金融方面以供应链管理和现金流管理等方面的先进业态示范，也将促进佛山制造业的标准化；同时，其国际化贸易网络，还能帮佛山制造企业建立国际营销渠道，打造国际品牌。
“为什么香港在产品质量认证、贸易、物流方面做得这么好？香港在报关、清关方面又有哪些值得学习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希望向香港学习，并引进相关资源和人才的地方。”佛山市大沥镇镇长黄伟明称。
但黄伟明也指出，“香港一直称要扮演‘超级联系人’角色，但具体如何扮演，其产业优势如何与珠三角城市进一步对接，目前各方都在摸索之中，还没有清晰的路径和方法。我们想要对接，实际上很难找到具体的联系人。”
2017年6月初，佛山市党政代表团到达香港时，提出了“香港+佛山”在七大领域的11个重点项目，涵盖金融创投、科研教育、专业服务等。
这些并非临时规划，而是已有一定现实基础，其实不少都依托于位于佛山南海区的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这个平台。包括依托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打造千灯湖创投小镇，以及依托三山新城谋划建设“香港小城”。
交通节点的不断建成，更将为佛港两地间的合作增添新的有利条件：在此之前，从佛山的顺德港顺河道过伶仃洋，约两个小时才能抵达香港城市中心。已开通的佛山西站，以及即将陆续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将共同构建起佛山快速通达香港的网络，实现佛山大部分地区与香港联通为“一小时生活圈”。
对下一步融合，张燕生建议，就“香港+佛山并船出海”而言，应注意这是城市之间进行要素整合和产业集群的一种尝试。它们面临新的科技革命，比拼的不是成本和规模，而是要素整合、价值链整合的能力。“佛山已经失去低成本优势，应该要培养全球综合运作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佛山需要以开放的心态适应国际环境，才能有脱胎换骨的转型。”
在宏观层面上看，朱伟指出，下一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应仅停留在经济现象的层面，而应该上升到区域一体化的高度。
“以‘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GDP’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经领先全国，但在要素质量、互动与融合等‘浓度’上，仍与世界三大湾区有着较大差距。”周其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不应成为其他湾区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是要以自身的改革实践与创新思维，为时代寻找‘世界级难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中国最具创新优势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更要考虑怎么能从并排跑往领跑转型。”周其仁认为。
“如果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技术和资金等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我对未来30年这一地区继续保持全国产业领跑地位，对佛山未来的产业发展，是非常充满信心的。”庞健锋称。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