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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死朗读》(The reader)是一部纳粹题裁的影片，它改编自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同名小说，由著名导演斯蒂芬·戴德利(stephen Batdry)执导。作品以小人物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撇开战争场面，从纳粹集团的“平庸的参与者”的角度对那段历史进行了缜密、深刻的反思，以小见大，震撼人心。影片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来自于对历史的深思，更来自于对人性的窥探。
关键词 极权 平庸的恶 爱情 历史 人性
对于2009年的美国电影而言，无疑可以称之为“凯特·温斯莱特”之年。这位曾在经典影片《泰坦尼克号》中以“露丝”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星，在多年之后，凭借影片《生死朗读》，获得了第6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电影最佳女配角”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不同于以往的二战题裁的影片，《生死朗读》通过一个“平庸的”、“无知的”的纳粹参与者的人生历程来回望这场战争，并借助于这个包含着爱、罪恶、秘密与救赎的故事剖析人性的复杂。
美国经典作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的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受害者们是如何随着加害者的道德堕落丧失自己的人性，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她在此书中摈弃了早期的“极端的恶”，而体现出了“平庸的恶”的政治概念，这个概念同电影《生死朗读》的表达的主题不谋而合。
在另一个维度上，这部影片又从“爱”的角度来观摩人性，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不仅仅受到道德的束缚，更有来自于历史的压力。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看，它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格的缺失与完善的过程。
人性之“生”
尽管故事的背景是那个令世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纳粹“黑瞎时代”，但从影片的配乐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不少欢快的气氛，而这些欢乐气氛都源于人性的活力。
十五岁的少年米夏，是一名性格孤僻的高中生，不能够同家人友好相处，他可能有着“少年维特”一样的烦恼，特别是当在回家的途中感染了猩红热。这种烦恼似乎更加的强烈了!然而，一个好心的女人帮助了他——女主人公汉娜，一个三十六岁的可以看作是米夏的“妈妈”的女人。她好心的帮助生病的米夏并送他回家，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并且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果然，他们的人生开始变得精彩起来。
在米夏康复后登门道谢时，他被帮助过他的这个女人所吸引，对她的一切感到好奇。当汉娜让他在客厅等自己换完衣服一起走时，米夏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这时，他从门缝里看到了正在穿丝袜的汉娜，这一幕勾起了少年的本能冲动……当遇到汉娜投来的目光后，米夏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战战兢兢的逃跑了!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看，汉娜激起了米夏最原始的本我!这种冲动一开始也许还并不能算做是“爱”。
而汉娜的独特性使接下来的故事发展的顺利成章。
一个单身的女人，独自生活，没有亲人，没有伴侣，从事着一份千篇一律的检票员的工作，长时间处于压抑自我的状态下。她不识字，在那个纸媒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所以内心更显得孤独。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娜确实非常美丽，是那种能够吸引到孩子的淳朴、善良的美。于是，一段忘年“畸恋”发生了。而且，不管这件事的发生是源于米夏的冲动，还是汉娜的引诱，总之他们在一起了，并且非常快乐。汉娜让米夏为她阅读，且沉迷于每一个故事之中，为每一个故事而喜怒哀乐，米夏也因此变得开朗起来，他们逐渐爱上了彼此。虽然在道德上，他们并不能完全被世人所接受，但至少在人性上，他们是真实而快乐的!
故事发展到这里，都是欢快的、生机勃勃的基调。即使在最后两人分手(从社会道德上讲，他们的分手是必然的)，但他们的爱对于彼此来说仍然是一种拥有，而并未随着分手而“死掉”。
历史的劫杀
然而，历史却没让这份爱走得太远。
在纳粹车轮的碾压下，汉娜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并且在1944年的“死亡行军”协助迁移战俘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俘虏逃跑，和她的看守同伴们一起眼睁睁看着300名战俘被活活烧死而不肯为他们开门。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服从命令，履行职责。在另一部纳粹题材影片《辛德勒名单》中，我们是从暴力、血腥的画面中领略到纳粹集中营的恐怖气氛和纳粹分子的残忍。而在《生死朗读》中，这些“平庸”的“看守”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人性的淡漠，同样震撼心灵。
历史能够残忍的泯灭人性。这我们在任何一部有关纳粹集中营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的到，而它更残忍之处在于，能够将个体的人卷入其中，且令其不自知。汉娜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她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的时候，她也许才真正的感觉到历史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暴露了汉娜的“不自知”。孤独、无助，失去爱情都没有掳走她的人性，而面对历史，人性却显得如此赢弱。尽管汉娜在挑选送往刑场的俘虏时，总会“好心的”选一些“生病的”、“体弱的”。但这并不能抹杀其人性的沦丧，这并不能证明她算一个“好人”。也许，这也是米夏在法庭判决的关键时刻没有出手相救的一个原因吧。
然而，另一方面，电影又似乎对汉娜的无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借用阿伦特的观点，汉娜的恶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的恶”(the banalitf evil)，她是一个文盲，不是纳粹的关键人物，没有决定战争的大权，甚至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历史上这些“平庸的恶”，构成了纳粹控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推动着整个系统的运转：正是这些平庸，造就了纳粹极权的横行和犹太人的伤痛!在这里，笔者不想去谈当年阿伦特的作品由于体现出“对纳粹的同情”而受到的猛烈抨击，也不想去论证《生死朗读》导演在影片上映后所受到的关于“温情路线”的质疑，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那段历史，不袒护、不扭曲。
影片对人性沦丧的另一个层面的展示。来自于对男主人公米夏生活状况的描述。在这一维度上，影片所关注的是“家庭”。同汉娜分手后的米夏，顺利读完大学法律，然而却在庭审观摩中，偶遇到受审的汉娜，并且是作为纳粹犯人的汉娜，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从未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或者，他从未想过再见。这让米夏原本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也许，如果仅仅是面对纳粹分子，他只是和同龄人一样有满腔的恨、或者再加上对法律与道德问题的困惑，但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健康的家庭生活。可是，那个法庭上受审的人，恰恰是在少年时期带给自己快乐和痛苦的人，是自己曾经所深爱的人!历史给予汉娜和米夏这两代人的压力是不同的，他们对纳粹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时候，米夏不得不接受双重的重压，在宽恕与 处罚之间纠结。
对于米夏来说，他对家庭、女儿的漠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人性的沦丧”，甚至于关键时刻他不愿意为“汉娜”争辩，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守汉娜“不识字”的秘密，更多的则是迫于历史的压力和不愿暴露情人关系的自私。再加上道德的冲击，米夏最终在那个大雪的午后选择了沉默。当然，汉娜和米夏的这两种“人性的沦丧”并不能够同日而语，在道德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层面。
法律抑或道德?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出了关于法的“追溯效力”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像在纳粹德国这种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性质的罪行发生之前，尚未有过对其适用的法律。当时对许多纳粹分子的判决，所依据的法律都是随后才制定的。
影片《生死朗读》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米夏和他的法学院同学们随同老师一起观摩这场对于纳粹分子的审判时，他们的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浪花。道德与法律之间总是充满着冲突。他们的老师说“人们总是以为社会是靠道德运作的，事实上并非如此，社会是靠法律运作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这错了吗’而是‘这合法吗’，这里的‘法’并不是指我们现行的法律，而是事件发生时期适用的法律”。而在实际的审判中。却并不是这样的。这位教授的观点同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所持的论点不谋而合，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即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受到了多方的质疑，甚至于在这部电影中，导演也没有按照这样的观点安排结局——如果按照纳粹时期的法律来审判这些“看守”们，显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这场法与道德的较量中，道德仍然占了上风。
米夏在独自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对汉娜的援助，任凭其被判终身监禁。当然，米夏的这个决定除了对于纳粹分子在道德上的谴责之外。也来自于不肯暴露与汉娜曾经的情人关系的私心。但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是更趋向于道德的。
坦诚——最终的出路
有人认为，导演给的最后良药是一剂“知识”，即汉娜最终学会了朗读，不再为“文盲”的身份而感到害羞，并在阅读中反省自我。笔者却不这么认为，纳粹时代无数的有良好教养的、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们，狂热的投身于纳粹“运动”的例子不胜枚举。“良知的发现”与知识水平并无太多关联。阿伦特在《集体的责任》中指出：“具有良心的人，在所有的阶层中。如果更加明确地说的话，用超越文化教养程序高低的甄别方法可以把他们找出来的。社会地位乃至文化教养程度上的地位，即使是一种有客观的特征表现为某种东西，可是这也不能保证其是否有良心。”
在汉娜出狱前同米夏的那一次见面中，米夏问她是否有花很多时间回想过去，她依然以为那是指跟米夏的过去，依然没有意识到应当花时间去思考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因此，汉娜学会阅读，只是对她人格某一层面上的完善，而并非是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知识也不可能是最终的解决途径。真正的良药，是来自与男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坦诚”。
在影片的结尾处，米夏最终坦诚的向当年的幸存的受害者的女儿承认了自己同汉娜的情人关系，并最终得到了她的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为汉娜赢得了一些宽恕：而米夏对女儿的坦诚(包括带女儿去墓地、为她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才最终完善了自我的人格，获得了自我的接纳，而不再是一个不愿同人亲近的矛盾体。对于汉娜而言。她学会了阅读，学会了坦诚的面对自我。直到最后，她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歉意以及希望把钱留给她的愿望，则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了人性的回归，这种人性不是对本身的自私的爱，而是坦诚面对一切，包含着对他人的“大爱”。汉娜最终的死，才代表了她的人性的真正的重生!
有人评论说影片的结尾稍显累赘。笔者却认为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他将人性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不仅仅是“私我”的人性，而是符合历史与道德的人性，也正是佛洛依德所说的“超我”的范畴。
关键词 极权 平庸的恶 爱情 历史 人性
对于2009年的美国电影而言，无疑可以称之为“凯特·温斯莱特”之年。这位曾在经典影片《泰坦尼克号》中以“露丝”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星，在多年之后，凭借影片《生死朗读》，获得了第66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电影最佳女配角”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不同于以往的二战题裁的影片，《生死朗读》通过一个“平庸的”、“无知的”的纳粹参与者的人生历程来回望这场战争，并借助于这个包含着爱、罪恶、秘密与救赎的故事剖析人性的复杂。
美国经典作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的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受害者们是如何随着加害者的道德堕落丧失自己的人性，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她在此书中摈弃了早期的“极端的恶”，而体现出了“平庸的恶”的政治概念，这个概念同电影《生死朗读》的表达的主题不谋而合。
在另一个维度上，这部影片又从“爱”的角度来观摩人性，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不仅仅受到道德的束缚，更有来自于历史的压力。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看，它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格的缺失与完善的过程。
人性之“生”
尽管故事的背景是那个令世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纳粹“黑瞎时代”，但从影片的配乐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不少欢快的气氛，而这些欢乐气氛都源于人性的活力。
十五岁的少年米夏，是一名性格孤僻的高中生，不能够同家人友好相处，他可能有着“少年维特”一样的烦恼，特别是当在回家的途中感染了猩红热。这种烦恼似乎更加的强烈了!然而，一个好心的女人帮助了他——女主人公汉娜，一个三十六岁的可以看作是米夏的“妈妈”的女人。她好心的帮助生病的米夏并送他回家，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并且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果然，他们的人生开始变得精彩起来。
在米夏康复后登门道谢时，他被帮助过他的这个女人所吸引，对她的一切感到好奇。当汉娜让他在客厅等自己换完衣服一起走时，米夏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这时，他从门缝里看到了正在穿丝袜的汉娜，这一幕勾起了少年的本能冲动……当遇到汉娜投来的目光后，米夏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战战兢兢的逃跑了!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看，汉娜激起了米夏最原始的本我!这种冲动一开始也许还并不能算做是“爱”。
而汉娜的独特性使接下来的故事发展的顺利成章。
一个单身的女人，独自生活，没有亲人，没有伴侣，从事着一份千篇一律的检票员的工作，长时间处于压抑自我的状态下。她不识字，在那个纸媒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所以内心更显得孤独。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娜确实非常美丽，是那种能够吸引到孩子的淳朴、善良的美。于是，一段忘年“畸恋”发生了。而且，不管这件事的发生是源于米夏的冲动，还是汉娜的引诱，总之他们在一起了，并且非常快乐。汉娜让米夏为她阅读，且沉迷于每一个故事之中，为每一个故事而喜怒哀乐，米夏也因此变得开朗起来，他们逐渐爱上了彼此。虽然在道德上，他们并不能完全被世人所接受，但至少在人性上，他们是真实而快乐的!
故事发展到这里，都是欢快的、生机勃勃的基调。即使在最后两人分手(从社会道德上讲，他们的分手是必然的)，但他们的爱对于彼此来说仍然是一种拥有，而并未随着分手而“死掉”。
历史的劫杀
然而，历史却没让这份爱走得太远。
在纳粹车轮的碾压下，汉娜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并且在1944年的“死亡行军”协助迁移战俘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俘虏逃跑，和她的看守同伴们一起眼睁睁看着300名战俘被活活烧死而不肯为他们开门。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服从命令，履行职责。在另一部纳粹题材影片《辛德勒名单》中，我们是从暴力、血腥的画面中领略到纳粹集中营的恐怖气氛和纳粹分子的残忍。而在《生死朗读》中，这些“平庸”的“看守”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人性的淡漠，同样震撼心灵。
历史能够残忍的泯灭人性。这我们在任何一部有关纳粹集中营的作品中都可以感受的到，而它更残忍之处在于，能够将个体的人卷入其中，且令其不自知。汉娜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她反问法官“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的时候，她也许才真正的感觉到历史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暴露了汉娜的“不自知”。孤独、无助，失去爱情都没有掳走她的人性，而面对历史，人性却显得如此赢弱。尽管汉娜在挑选送往刑场的俘虏时，总会“好心的”选一些“生病的”、“体弱的”。但这并不能抹杀其人性的沦丧，这并不能证明她算一个“好人”。也许，这也是米夏在法庭判决的关键时刻没有出手相救的一个原因吧。
然而，另一方面，电影又似乎对汉娜的无知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借用阿伦特的观点，汉娜的恶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的恶”(the banalitf evil)，她是一个文盲，不是纳粹的关键人物，没有决定战争的大权，甚至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历史上这些“平庸的恶”，构成了纳粹控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推动着整个系统的运转：正是这些平庸，造就了纳粹极权的横行和犹太人的伤痛!在这里，笔者不想去谈当年阿伦特的作品由于体现出“对纳粹的同情”而受到的猛烈抨击，也不想去论证《生死朗读》导演在影片上映后所受到的关于“温情路线”的质疑，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那段历史，不袒护、不扭曲。
影片对人性沦丧的另一个层面的展示。来自于对男主人公米夏生活状况的描述。在这一维度上，影片所关注的是“家庭”。同汉娜分手后的米夏，顺利读完大学法律，然而却在庭审观摩中，偶遇到受审的汉娜，并且是作为纳粹犯人的汉娜，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他从未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或者，他从未想过再见。这让米夏原本平静的生活再起波澜!也许，如果仅仅是面对纳粹分子，他只是和同龄人一样有满腔的恨、或者再加上对法律与道德问题的困惑，但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健康的家庭生活。可是，那个法庭上受审的人，恰恰是在少年时期带给自己快乐和痛苦的人，是自己曾经所深爱的人!历史给予汉娜和米夏这两代人的压力是不同的，他们对纳粹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时候，米夏不得不接受双重的重压，在宽恕与 处罚之间纠结。
对于米夏来说，他对家庭、女儿的漠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人性的沦丧”，甚至于关键时刻他不愿意为“汉娜”争辩，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守汉娜“不识字”的秘密，更多的则是迫于历史的压力和不愿暴露情人关系的自私。再加上道德的冲击，米夏最终在那个大雪的午后选择了沉默。当然，汉娜和米夏的这两种“人性的沦丧”并不能够同日而语，在道德上，这是两种不同的层面。
法律抑或道德?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出了关于法的“追溯效力”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像在纳粹德国这种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性质的罪行发生之前，尚未有过对其适用的法律。当时对许多纳粹分子的判决，所依据的法律都是随后才制定的。
影片《生死朗读》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米夏和他的法学院同学们随同老师一起观摩这场对于纳粹分子的审判时，他们的内心激起了巨大的浪花。道德与法律之间总是充满着冲突。他们的老师说“人们总是以为社会是靠道德运作的，事实上并非如此，社会是靠法律运作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这错了吗’而是‘这合法吗’，这里的‘法’并不是指我们现行的法律，而是事件发生时期适用的法律”。而在实际的审判中。却并不是这样的。这位教授的观点同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所持的论点不谋而合，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即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受到了多方的质疑，甚至于在这部电影中，导演也没有按照这样的观点安排结局——如果按照纳粹时期的法律来审判这些“看守”们，显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这场法与道德的较量中，道德仍然占了上风。
米夏在独自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对汉娜的援助，任凭其被判终身监禁。当然，米夏的这个决定除了对于纳粹分子在道德上的谴责之外。也来自于不肯暴露与汉娜曾经的情人关系的私心。但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是更趋向于道德的。
坦诚——最终的出路
有人认为，导演给的最后良药是一剂“知识”，即汉娜最终学会了朗读，不再为“文盲”的身份而感到害羞，并在阅读中反省自我。笔者却不这么认为，纳粹时代无数的有良好教养的、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们，狂热的投身于纳粹“运动”的例子不胜枚举。“良知的发现”与知识水平并无太多关联。阿伦特在《集体的责任》中指出：“具有良心的人，在所有的阶层中。如果更加明确地说的话，用超越文化教养程序高低的甄别方法可以把他们找出来的。社会地位乃至文化教养程度上的地位，即使是一种有客观的特征表现为某种东西，可是这也不能保证其是否有良心。”
在汉娜出狱前同米夏的那一次见面中，米夏问她是否有花很多时间回想过去，她依然以为那是指跟米夏的过去，依然没有意识到应当花时间去思考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因此，汉娜学会阅读，只是对她人格某一层面上的完善，而并非是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知识也不可能是最终的解决途径。真正的良药，是来自与男女主人公发自内心的“坦诚”。
在影片的结尾处，米夏最终坦诚的向当年的幸存的受害者的女儿承认了自己同汉娜的情人关系，并最终得到了她的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为汉娜赢得了一些宽恕：而米夏对女儿的坦诚(包括带女儿去墓地、为她讲述故事的来龙去脉)才最终完善了自我的人格，获得了自我的接纳，而不再是一个不愿同人亲近的矛盾体。对于汉娜而言。她学会了阅读，学会了坦诚的面对自我。直到最后，她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歉意以及希望把钱留给她的愿望，则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了人性的回归，这种人性不是对本身的自私的爱，而是坦诚面对一切，包含着对他人的“大爱”。汉娜最终的死，才代表了她的人性的真正的重生!
有人评论说影片的结尾稍显累赘。笔者却认为这正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他将人性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不仅仅是“私我”的人性，而是符合历史与道德的人性，也正是佛洛依德所说的“超我”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