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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耶路撒冷》作为七零后作家群写作的一支，在探索的过程中颇具创新意识。其个体化的叙述手法紧贴时代特质又不乏人文关怀，宗教背景下有关信仰的隐喻亦具有通向精神世界的救赎路径。此外，“耶路撒冷”本身的音韵美也是此部小说创作背景以及行文脉络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耶路撒冷；个体化；叙事；信仰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2-02
七零后作家群体因其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历史”，所以常常在当代文学史中处于缺席并失语的境地。他们与文革时期饱满昂扬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以及乐观主义情怀有着天然的鸿沟，又与后来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至上、享受当下的洒脱情怀不符。处于社会变革激荡夹缝中的空白时期，“写无可写”的尴尬也造就了这个群体在文学界的势微。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正是七零后作家为自己立言的一次奋力尝试。徐则臣把握住了对通往精神世界的独到思考，来开辟七零后作家群与以往叙事不同的一支，是一次另辟蹊径而又颇见成效的扩展与超越。
一、个体化的创作叙述
（一）跳脱宏大叙事的个人记忆。
长篇小说很容易被处理为宏大的叙事，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反映出历史、社会与人民生活的变化，这几乎成为了新时期之前文学创作的默认模式，包括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也摆脱不了这种创作思维的荫庇。十七年时期被奉为经典的“三红一创”以及《林海雪原》等作品，时至今日看来也不免有些表面充盈而实则内里空虚的不足。新时期之后文学界的乍暖还寒让作家们畏手畏脚，依旧有意或无意地遵循意识形态下的创作。
《耶路撒冷》从花街到北京，从小地方到现代大都市，徐则臣并没有把笔下人物的悲喜与起落和社会、历史以及大环境的变迁串联起来。无关乎宏大叙事，无关乎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更无关乎国家民族精神的诉求。在这里没有落后与发达、新与旧、现代文明与小城镇文明二元对立的冲突感，他着力于描写人物细腻微妙而又精密复杂的精神与内心世界，他们的精神困境与创伤只和自己有关，只和花街的同伴们有关。他们的命运与大的环境只有隐秘联动的细微联系，即故乡与异地的价值实现感、存在感亦或漂泊感。除此之外，花街所有同伴的记忆、选择以及未来的走向，都只关乎叩问自身心门后的回应。注重个体的感受，活在被“社会”与“历史”规训之外的叙述可谓是对七零创作群体叙事独特的洞见。不论是私人话语的表达，如杨杰的压力要靠与妻子激烈的性爱来发泄，还是易长安不相信爱情和婚姻，屡换女友的作为，都展现出了个体精神意志自由驰骋甚至是游离的特点。在这里，没有人是全知视角，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只是从属或依赖于社会大环境的衍生品，个人感受的确立与表达被放在了一个空前突出的位置之上。
（二）再无道德衡量标准的爱情与金钱话语体系。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物极必反，在经历过长达十年的文革，令人噤若寒蝉，高度意识形态统治下以及常长期压抑着的去隐私化之后，七零后的道德标准也趋于多样性、开放性、发散性甚至是去道德化，即只要不触碰法律底线即可。
文本中初平阳与舒袖的偷情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特别是在初平阳前女友舒袖已经嫁为人妻带着小孩子来看他那次的偷情，情状尤为讽刺。他俩趁着孩子熟睡时偷情，不料却被中途醒来的孩子看到，孩子随即张口叫了初平阳一声“爸爸”，此时的他也心中认为这就是我的儿子，只是假借另一个男性托生错误罢了。包括易长安的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不好”不再收到指责，不再收到道德的拷问，不再收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再无道德衡量标准的时代性爱情话语体系之中，除了对人个体化精神世界的充分尊重与肯定外，一定是泥沙俱下的。
此外，在金钱话语体系中，也不再存在着所谓的道德与正义。只要能达到赚钱并确立社会地位的最终目的，期间的过程并没有人愿意深究乃至批判。易长安靠办假装触犯法律高压线而在北京立足并过活得很好。若他每次都能游刃有余的逃脱警方追捕，那他的逍遥法为和普通人并无异，他仍是立足大都市，享受物质层面高质量的生活者。
这些叙述從徐则臣的笔下流露出来，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的潜在行为习惯以及默认准则。即使这样的行为不好也不对，但那又能怎样，文学本来就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镜子。正如美国学者佛斯特曾指出：“这些象征物不论是物件、影像或地点，都引导我们对角色做出回应，它们不只跟角色连接起来，也与角色的概念相对应，社会现实亦然。”①
二、宗教背景下有关信仰的隐喻
耶路撒冷是宗教圣城，包括秦奶奶在斜教堂里的宗教生活以及她最终死于暴雨之夜背负的十字架之下，都是有关信仰的追问。《耶路撒冷》中只将宗教做为背景，推到后面，并将信仰向前提，作为一种隐喻。实则写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救赎以及需要精神归依的诉求，即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回归心灵的宁静，在此基础上与社会和解、与历史和解、与个体生命和解，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则是要与自我和解。
怎样将隐秘的精神世界以及信仰的抽象化表现出来？小说正是通过景天赐的死来完成这一主题建构的。景天赐的死和任何一个人都无直接联系，但每个人都是导致他死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细密琐碎却又挥之不去的负罪感缠绕着每个花街同伴的精神世界，如同毒液噬骨。每个人都没有罪但每个人有着各自愧疚的地方，这和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如出一辙。景天赐的死是因为易长安坚决在暴雨天让其完成游泳比赛，景天赐却不幸被雷击中落下病根。景天赐自杀的手术刀是杨杰送给花街朋友们的礼物，秦福小身为姐姐由于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裹挟所以在天赐自杀的第一瞬间她买有马上救治，从而导致其失血过多身亡。而初平阳顺应了秦福小那个“嘘”的动作，同样没有对天赐进行第一时间的救助，也一直在心里埋下阴影。
那么，这类精神层面的顽疾该怎样进行救赎？此核心事件正是每个人重新荡涤灵魂并建构崭新精神世界的重要契机与路径。他们敢直视创伤，不矫作、不避讳、不否认、不掩盖，直面血淋淋的内心是通往信仰，精神自由之路的必然路径。单凭这点，徐则臣已然具有对以往惯常书写经验突破的力度，其创新意志可见一斑。他的信心在于，信仰可以救赎困厄，直视并重构更能突破围城，找回精神栖息的高洁家园。有观点认为文学是有关信仰的表述，能够让个体内心安宁，为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基础，②这部小说正如是。 三、音韵学意义上的“耶路撒冷”与耶路撒冷
徐则臣从一开始创作就决定以《耶路撒冷》为题，原因则是简单地认为这四个字读起来有莫名的好感，流畅舒适，同时夹杂着带有致命吸引般的神秘。这样的感受一样出现在文本的叙事过程当中，几个花街同伴在斜教堂外偷窥秦奶奶的宗教活动，当他们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这四个音节时，一下子被悦耳的音韵美所吸引。这样新奇又陌生的感受指引着他们寻觅着在生命的角落里被遗失的珍贵。他们在不断寻找中成长，同伴们以到世界去，初平阳以到耶路撒冷这座圣城去的姿态完成了七零后特有的追寻路径。即逃离故乡，到远方文明城市去确立自我价值，确立社会地位，完成现代性话语的表述并最终获得精神认同。
而音韵学意义上的“耶路撒冷”以及实存的那个城市耶路撒冷统统都是为了作者笔下这个文学的耶路撒冷服务。其展现出的个体关怀、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成就了这部小说的深度与厚重，这样的七零后精神史篇，使其有了进入文学史的分量。
注释：
①（美）汤玛斯佛斯特，潘美岑译.美国文学院最受欢迎的23堂小说课[J].台北采实文化出版，2014.
②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J].学习与探索，2014（7）.
参考文献：
[1]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2]徐则臣.《耶路撒冷》的四条创作笔记[J].鸭绿江，2014（5）.
[3]（美）汤玛斯佛斯特，潘美岑译.美国文学院最受欢迎的23堂小说课[J].台北采实文化出版，2014.
[4]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J].学习与探索，2014（7）.
[5]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J].上海文学，2014（7）.
[6]洪治纲.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義的衰微——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2）.
[7]徐则臣，吴越.“70后”作家长篇佳作不断，将迎来他们的时代[N].文汇报，2014（2）.
作者简介：李晴（1992—），女，汉族，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在读，文学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方向。
关键词：耶路撒冷；个体化；叙事；信仰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2-02
七零后作家群体因其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历史”，所以常常在当代文学史中处于缺席并失语的境地。他们与文革时期饱满昂扬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以及乐观主义情怀有着天然的鸿沟，又与后来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至上、享受当下的洒脱情怀不符。处于社会变革激荡夹缝中的空白时期，“写无可写”的尴尬也造就了这个群体在文学界的势微。而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正是七零后作家为自己立言的一次奋力尝试。徐则臣把握住了对通往精神世界的独到思考，来开辟七零后作家群与以往叙事不同的一支，是一次另辟蹊径而又颇见成效的扩展与超越。
一、个体化的创作叙述
（一）跳脱宏大叙事的个人记忆。
长篇小说很容易被处理为宏大的叙事，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反映出历史、社会与人民生活的变化，这几乎成为了新时期之前文学创作的默认模式，包括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也摆脱不了这种创作思维的荫庇。十七年时期被奉为经典的“三红一创”以及《林海雪原》等作品，时至今日看来也不免有些表面充盈而实则内里空虚的不足。新时期之后文学界的乍暖还寒让作家们畏手畏脚，依旧有意或无意地遵循意识形态下的创作。
《耶路撒冷》从花街到北京，从小地方到现代大都市，徐则臣并没有把笔下人物的悲喜与起落和社会、历史以及大环境的变迁串联起来。无关乎宏大叙事，无关乎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更无关乎国家民族精神的诉求。在这里没有落后与发达、新与旧、现代文明与小城镇文明二元对立的冲突感，他着力于描写人物细腻微妙而又精密复杂的精神与内心世界，他们的精神困境与创伤只和自己有关，只和花街的同伴们有关。他们的命运与大的环境只有隐秘联动的细微联系，即故乡与异地的价值实现感、存在感亦或漂泊感。除此之外，花街所有同伴的记忆、选择以及未来的走向，都只关乎叩问自身心门后的回应。注重个体的感受，活在被“社会”与“历史”规训之外的叙述可谓是对七零创作群体叙事独特的洞见。不论是私人话语的表达，如杨杰的压力要靠与妻子激烈的性爱来发泄，还是易长安不相信爱情和婚姻，屡换女友的作为，都展现出了个体精神意志自由驰骋甚至是游离的特点。在这里，没有人是全知视角，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只是从属或依赖于社会大环境的衍生品，个人感受的确立与表达被放在了一个空前突出的位置之上。
（二）再无道德衡量标准的爱情与金钱话语体系。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物极必反，在经历过长达十年的文革，令人噤若寒蝉，高度意识形态统治下以及常长期压抑着的去隐私化之后，七零后的道德标准也趋于多样性、开放性、发散性甚至是去道德化，即只要不触碰法律底线即可。
文本中初平阳与舒袖的偷情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又“合情合理”，特别是在初平阳前女友舒袖已经嫁为人妻带着小孩子来看他那次的偷情，情状尤为讽刺。他俩趁着孩子熟睡时偷情，不料却被中途醒来的孩子看到，孩子随即张口叫了初平阳一声“爸爸”，此时的他也心中认为这就是我的儿子，只是假借另一个男性托生错误罢了。包括易长安的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不好”不再收到指责，不再收到道德的拷问，不再收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再无道德衡量标准的时代性爱情话语体系之中，除了对人个体化精神世界的充分尊重与肯定外，一定是泥沙俱下的。
此外，在金钱话语体系中，也不再存在着所谓的道德与正义。只要能达到赚钱并确立社会地位的最终目的，期间的过程并没有人愿意深究乃至批判。易长安靠办假装触犯法律高压线而在北京立足并过活得很好。若他每次都能游刃有余的逃脱警方追捕，那他的逍遥法为和普通人并无异，他仍是立足大都市，享受物质层面高质量的生活者。
这些叙述從徐则臣的笔下流露出来，是属于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的潜在行为习惯以及默认准则。即使这样的行为不好也不对，但那又能怎样，文学本来就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镜子。正如美国学者佛斯特曾指出：“这些象征物不论是物件、影像或地点，都引导我们对角色做出回应，它们不只跟角色连接起来，也与角色的概念相对应，社会现实亦然。”①
二、宗教背景下有关信仰的隐喻
耶路撒冷是宗教圣城，包括秦奶奶在斜教堂里的宗教生活以及她最终死于暴雨之夜背负的十字架之下，都是有关信仰的追问。《耶路撒冷》中只将宗教做为背景，推到后面，并将信仰向前提，作为一种隐喻。实则写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救赎以及需要精神归依的诉求，即自己要找到一种方式回归心灵的宁静，在此基础上与社会和解、与历史和解、与个体生命和解，最终也是最重要的则是要与自我和解。
怎样将隐秘的精神世界以及信仰的抽象化表现出来？小说正是通过景天赐的死来完成这一主题建构的。景天赐的死和任何一个人都无直接联系，但每个人都是导致他死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细密琐碎却又挥之不去的负罪感缠绕着每个花街同伴的精神世界，如同毒液噬骨。每个人都没有罪但每个人有着各自愧疚的地方，这和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如出一辙。景天赐的死是因为易长安坚决在暴雨天让其完成游泳比赛，景天赐却不幸被雷击中落下病根。景天赐自杀的手术刀是杨杰送给花街朋友们的礼物，秦福小身为姐姐由于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裹挟所以在天赐自杀的第一瞬间她买有马上救治，从而导致其失血过多身亡。而初平阳顺应了秦福小那个“嘘”的动作，同样没有对天赐进行第一时间的救助，也一直在心里埋下阴影。
那么，这类精神层面的顽疾该怎样进行救赎？此核心事件正是每个人重新荡涤灵魂并建构崭新精神世界的重要契机与路径。他们敢直视创伤，不矫作、不避讳、不否认、不掩盖，直面血淋淋的内心是通往信仰，精神自由之路的必然路径。单凭这点，徐则臣已然具有对以往惯常书写经验突破的力度，其创新意志可见一斑。他的信心在于，信仰可以救赎困厄，直视并重构更能突破围城，找回精神栖息的高洁家园。有观点认为文学是有关信仰的表述，能够让个体内心安宁，为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基础，②这部小说正如是。 三、音韵学意义上的“耶路撒冷”与耶路撒冷
徐则臣从一开始创作就决定以《耶路撒冷》为题，原因则是简单地认为这四个字读起来有莫名的好感，流畅舒适，同时夹杂着带有致命吸引般的神秘。这样的感受一样出现在文本的叙事过程当中，几个花街同伴在斜教堂外偷窥秦奶奶的宗教活动，当他们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这四个音节时，一下子被悦耳的音韵美所吸引。这样新奇又陌生的感受指引着他们寻觅着在生命的角落里被遗失的珍贵。他们在不断寻找中成长，同伴们以到世界去，初平阳以到耶路撒冷这座圣城去的姿态完成了七零后特有的追寻路径。即逃离故乡，到远方文明城市去确立自我价值，确立社会地位，完成现代性话语的表述并最终获得精神认同。
而音韵学意义上的“耶路撒冷”以及实存的那个城市耶路撒冷统统都是为了作者笔下这个文学的耶路撒冷服务。其展现出的个体关怀、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成就了这部小说的深度与厚重，这样的七零后精神史篇，使其有了进入文学史的分量。
注释：
①（美）汤玛斯佛斯特，潘美岑译.美国文学院最受欢迎的23堂小说课[J].台北采实文化出版，2014.
②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J].学习与探索，2014（7）.
参考文献：
[1]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2]徐则臣.《耶路撒冷》的四条创作笔记[J].鸭绿江，2014（5）.
[3]（美）汤玛斯佛斯特，潘美岑译.美国文学院最受欢迎的23堂小说课[J].台北采实文化出版，2014.
[4]张福贵.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J].学习与探索，2014（7）.
[5]张艳梅.“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J].上海文学，2014（7）.
[6]洪治纲.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義的衰微——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2）.
[7]徐则臣，吴越.“70后”作家长篇佳作不断，将迎来他们的时代[N].文汇报，2014（2）.
作者简介：李晴（1992—），女，汉族，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在读，文学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