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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秋，有一次让我深感愉悦的行旅。当我乘坐的高铁穿过晨雾迷蒙的华北平原，我读着米沃什的《冻结时期的诗篇》（林洪亮译，上海译文）。这样一位诗人对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睿智洞察、对作为一个诗人的职责和自身存在的确认，都再次使我振奋。他在晚年为其诗集所写的前记也说出了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坚信诗人是被动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的守护神赐予的礼物，或者按你们喜欢的说法，是他的缪斯馈赠的。他应该谦卑恭谨，不要把馈赠当作自己的成就。同时，他的头脑和意志又必须警醒敏锐。……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二者若必择其一，我选择客观的艺术，即便它的意义并非由理论阐释，而是通过个人努力来领会的。
看上去并不新鲜（至少歌德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但对米沃什来说，这却是他通过个人漫长而迂回的道路所达到的真理。重要的是，他重获了某种出自他全部生命的虔敬。而没有这种面对诗歌的虔敬，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是的，馈赠，冰与火的馈赠，尘世与天国的馈赠。这不单单是出自机缘，如果不是一个诗人自身的命运把他推向了这一刻，他也不可能“参与到一部作品的诞生”。
去年末，在南京，一场盛大的跨年诗会结束后的寂寥，我有一种解脱之感，但也不无沉痛，处在新年之始，我甚至感到“在我的耳廓上刮着的/已是万年前的冰风”（《新年第一首》）。正好诗会后有闲，我请诗友带我去高淳探望一位独自生活在湖边的诗人朋友（见《石臼湖边的树——给叶辉》）。冬天的湖岸一派荒凉，“唯见一棵赤裸的歪脖树/细枝峥嵘，屹立于/灰色的风中”，我一去，就被这棵乌桕树吸引住了。我甚至感到它是为我而出现的！回到北京二三周后，当我再次想到那棵树，一首诗也就那样产生了。
可以说这首诗是一个礼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其实我和那位诗人朋友联系并不多，但我们一见面就有一种默契，那是一种各自深知诗人命运而又“惺惺相惜”的默契。所以，这首诗是写与一棵树的“相遇”，但它却由此抵及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更本质层面，否则，它不过是一篇浮光掠影之作。
而在去年9月，在天水，我还写有《访东柯谷杜甫流寓地》一诗，那更是对一种共同命运的认领，其间是一种沉痛感和荒谬感的混合与交织。如同有人所说，那也是我们毕生要呈现的“悲欣交集的功课”。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写作必得深入到我们内心中那些最难言的体验中，而诗歌之为诗歌，总要道出只有它才能言说的东西。
海德格爾有一套关于“语言是说话者”的哲思。据说当年策兰也曾受过影响。但是，他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的。他必然会坚持从自己的根基出发：“真实，这永远不会是语言自身运作达成的，这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其轮廓和走向。”可以说，这也正是一位诗人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必要补充或修正。
真实不会只由语言自身的运作达成，而“礼物”也不是无缘无故被赠予的。米沃什提到了“缪斯馈赠”，阿赫玛托娃的诗中也常写到“缪斯”。真的有这样一种神秘的存在吗？有。像米沃什、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他们的卓越，就在于以他们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肯定了这样的存在。它并不神秘，虽然它也体现了如德里达所说的“语言的幽灵性质”。它无非是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中、在他们全力投入的写作中响起的一个声音，而诗人听从了她的“口授”。
他们发出的，都是非凡的、真实可靠的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是诗的接受者，参与者，而绝不可以“创造者”（曼德尔施塔姆从来不使用这样的概念）自居。他们要做的，就是为之工作和献身，就是时时准备好自己。让我们谨记。
我坚信诗人是被动的，每一首诗都是他的守护神赐予的礼物，或者按你们喜欢的说法，是他的缪斯馈赠的。他应该谦卑恭谨，不要把馈赠当作自己的成就。同时，他的头脑和意志又必须警醒敏锐。……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二者若必择其一，我选择客观的艺术，即便它的意义并非由理论阐释，而是通过个人努力来领会的。
看上去并不新鲜（至少歌德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但对米沃什来说，这却是他通过个人漫长而迂回的道路所达到的真理。重要的是，他重获了某种出自他全部生命的虔敬。而没有这种面对诗歌的虔敬，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是的，馈赠，冰与火的馈赠，尘世与天国的馈赠。这不单单是出自机缘，如果不是一个诗人自身的命运把他推向了这一刻，他也不可能“参与到一部作品的诞生”。
去年末，在南京，一场盛大的跨年诗会结束后的寂寥，我有一种解脱之感，但也不无沉痛，处在新年之始，我甚至感到“在我的耳廓上刮着的/已是万年前的冰风”（《新年第一首》）。正好诗会后有闲，我请诗友带我去高淳探望一位独自生活在湖边的诗人朋友（见《石臼湖边的树——给叶辉》）。冬天的湖岸一派荒凉，“唯见一棵赤裸的歪脖树/细枝峥嵘，屹立于/灰色的风中”，我一去，就被这棵乌桕树吸引住了。我甚至感到它是为我而出现的！回到北京二三周后，当我再次想到那棵树，一首诗也就那样产生了。
可以说这首诗是一个礼物，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其实我和那位诗人朋友联系并不多，但我们一见面就有一种默契，那是一种各自深知诗人命运而又“惺惺相惜”的默契。所以，这首诗是写与一棵树的“相遇”，但它却由此抵及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更本质层面，否则，它不过是一篇浮光掠影之作。
而在去年9月，在天水，我还写有《访东柯谷杜甫流寓地》一诗，那更是对一种共同命运的认领，其间是一种沉痛感和荒谬感的混合与交织。如同有人所说，那也是我们毕生要呈现的“悲欣交集的功课”。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写作必得深入到我们内心中那些最难言的体验中，而诗歌之为诗歌，总要道出只有它才能言说的东西。
海德格爾有一套关于“语言是说话者”的哲思。据说当年策兰也曾受过影响。但是，他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的。他必然会坚持从自己的根基出发：“真实，这永远不会是语言自身运作达成的，这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其轮廓和走向。”可以说，这也正是一位诗人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必要补充或修正。
真实不会只由语言自身的运作达成，而“礼物”也不是无缘无故被赠予的。米沃什提到了“缪斯馈赠”，阿赫玛托娃的诗中也常写到“缪斯”。真的有这样一种神秘的存在吗？有。像米沃什、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他们的卓越，就在于以他们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肯定了这样的存在。它并不神秘，虽然它也体现了如德里达所说的“语言的幽灵性质”。它无非是在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中、在他们全力投入的写作中响起的一个声音，而诗人听从了她的“口授”。
他们发出的，都是非凡的、真实可靠的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是诗的接受者，参与者，而绝不可以“创造者”（曼德尔施塔姆从来不使用这样的概念）自居。他们要做的，就是为之工作和献身，就是时时准备好自己。让我们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