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清的严复，以翻译亚当·斯密、托马斯·赫胥黎、约翰·穆勒的著作而闻名，但他在中国和西方获得的评价却大异其趣。中国人推崇他把现代视野系统地引入中国的社会改造进程，但西方思想家则认为他误解了翻译对象，如美国的本杰明·史华兹就认为，严复过于片面地强调了西方的集体权力，从而弱化了个体作为一种基本价值的重要性。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史华兹的理解并没有错，唯一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的历史需要。在严复所处的时代，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厘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是能否在群狼环伺中生存下来，这也正是严复译介的指向。国家挨打，必然民不聊生，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只能是奢谈。
内在于这一代表性的争辩中的，正是中国人百余年来的集体心理诉求—对亡国与亡天下的忧思，对国家自立与民族自强的渴望。回顾这百余年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改革、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这一集体心理诉求一直贯穿始终。40年改革开放同样与之一脉相承，本质上仍然是由民族复兴、民族自信回归的诉求所驱动。
大历史的视野让我们的问题意识变得异常清晰—就是所有对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的总结，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日益形成的中国的独特性，即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独特的。
让自己的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百余年来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家国情怀。每一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都非常重要，改革开放是其中的关键和高潮环节。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族自信已经回归，而且是在走出屈辱心态以后的真正回归，中华文明的雍容笃定，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对国际治理的主动参与和建构，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高度包容性、合作性的阐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理解了中国人在百余年里贯穿始终的集体心理诉求，再来打量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浮云顿散。从国家不挨打，到人民不挨饿，再到今天在部分领域实现世界领先，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并不是野草蔓生的自然过程，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一道艰难求索的结果。
第三个需要把握的历史跨度，则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
四大文明古国和西方的希腊文明，真正以渗透、组织于社会生活中的鲜活形式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华文明。近代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制度、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让西方掌握了文明话语权，今天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早发国家完全定义的。在文明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自身传统与独特性的基础上萌发现代因素，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以其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几乎摧毁了所有的可能性。
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的文明共同体，有着更强的文化韧性，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话语下风雨飘摇，一代代民族精英，都有同样的“亡天下”的忧思。
不加批判、一概拿来的“现代化”，重建着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其中包含的风险。对资源的无度索取，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对社会公平的傲慢忽视，对人的价值缺乏尊重，都在马克思主义的预期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和谐理念，对单线进化的现代观是一个有力的牵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一牵制力量从未消失。然而过去的中国还缺乏实践支持，无法提供另一种道路的证据反驳。
中国的改革开放，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始终坚持“办好自己的事情”，在根本制度和基本理念上没有随风转。40年来的中国保持着政治平稳运行，社会活力充分激发，经济建设快步发展。开放是检验中华文明的最好方式，在开放过程中，中国从未放弃对自主性的坚持，并且逐步探索出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建立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國的表现和外部的反思一道，构成了对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的广泛确认。
只有在这样的大历史视野之下，我们才能理解改革开放40年对于中国的全部意义。
续写“这篇大文章”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大历史的视野让我们的问题意识变得异常清晰—就是所有对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的总结，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日益形成的中国的独特性，即中国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是独特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独特性”的轮廓，而真正的成型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时间节点上是一致的。
独特性的呈现，是历史和逻辑辩证统一的过程。
首先，独特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从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来的。独特性扎根于我们寻找现代化的中国方案的生动实践，这些生动实践构成中国独特性逐渐展开的一幅生动画卷。实践的过程充满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的碰撞。问题在碰撞中出现，在解决过程中具有了新的特质，或者历经反复之后，提出了融合传统和现代、中国和世界的要求。
其次，历史又不是各种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与现代性的中国方案的大逻辑一致的。历史进程不是这个大逻辑的简单映射，所以充满了偶然性、曲折和往复，历史才变得如此生动多彩；历史进程最终又不能脱离这个大逻辑，所以才“百川东入海”，最终变成今天构建中国方案的历史自觉。
有必要指出一点，独特性，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说问题是特殊的，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总体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此，中国问题，实际上也是世界问题。而独特性，是说问题的解决有了新的方案或者新的可能性，这个方案能够更好地回应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困境。
逻辑是逐渐展开的，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寻找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会进入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
因为，自觉构建既需要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和思想条件；同时意味着构建是指向制度和文化等更深层次的要素，这种构建是内生性演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中国道路成果的制度化，也包括体现为文化的力量。
这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就是“新时代”。
新时代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向中国和世界宣告。
就寻找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而言，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有两重内涵。
第一重内涵是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世界都在不断调整对中国的认知。困惑忧虑也罢，“理解之同情”也罢，所有的认知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一个正在改变既定格局的新兴大国，到底走的是什么道路。整个判断是所有后续行动的逻辑起点。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里面介绍的，就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一些年里，国内外有些舆论不断尝试给出自己的结论，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
这些结论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结论无论对错，总会影响甚至指导行动。因此，我们必须要作出明确回答。这也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此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答案也是明确的，即我们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另一重内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续写“这篇大文章”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在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进入更加自觉建构的新时代。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实践，会给人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这就是那种中国人特别熟悉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曾经困扰无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重大困境和难题，在新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过程中，获得了有力的回答。
在新时代，我们既避开了那些现代化道路上明显的陷阱，又开始对普遍困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难题，自觉地给出中国的解决方案。
为了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全面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体制机制全方位变革；回应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诉求，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境界；为了发展可持续和子孙后代，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为了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革命性重塑；面对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腐败会亡党亡国”的生死考验，以空前的力度全面从严治党，如此等等。
这些重要的治国理政实践，只要细心去看，总能找到相对应的现代化课题，比如经济发展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跳跃；解决一定阶段难以避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羁绊；国家治理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因为力量的壮大，如何应对他国遏制，如此等等。现代化到了一定阶段，这些课题就会出现。而诸多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因为其中一个或者几个课题的叠加无法获得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被打断，最终被归类为所谓的“失败国家”。
所谓大国，不仅仅带来“大国红利”，还会带来力量对比和格局的根本变动。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是全世界，都还在适应“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新时代，我们既避开了那些现代化道路上明显的陷阱，又开始对普遍困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难题，自觉地给出中国的解决方案。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这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命运，所有的成就都是干出来的。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也不是哪个人凭空想象出来，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就不能不承认，这是符合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逻辑的。
再出发的动力
看看党的十八大到现在的中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在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
似乎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当我们步入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已经开始有“质”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却符合历史的逻辑。原因很复杂，但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历史意识又特别发达的大国。
所谓大国，不仅仅带来“大国红利”，还会带来力量对比和格局的根本变动。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是全世界，都还在适应“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路上。
此时，我们自己和全世界考虑的问题将不再是纯经济的，但我们也不同意，将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简单地归结为两种道路、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较量。这与我们以更大的开放心态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取向并不一致。
当然，我们也不会幼稚到有意忽略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中国需要更好地认识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认识中国。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远不是完成时，仍是进行时。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和文化还远不是定形的，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和第一位的仍然是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毋宁说，改变别人是水到渠成、下自成蹊的结果。
為此，总结40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的治国理政实践，必须要深入挖掘一个大国成长的不竭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能忽略的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远不是完成时，仍是进行时。
正因为是大国，区域差别很大，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是顶层设计和地方试验相结合的生动历史，也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发力的过程。由于自然禀赋和改革开放的路径等原因，不同区域之间在创新发展中各具特色，“因地制宜”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时，不同区域的百花齐放，最终汇聚到统一大市场、中央政令畅通和法治化的轨道上。
正因为是大国，更需要激发各种“所有制”的活力，这集中体现在“企业家”的命运和作为上。毫无疑问，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这个群体身上尤其生动地展示出中国经济成长的微观轨迹和时代痕迹。相对而言，企业家群体面临的机会是更多的，面临的纠葛也是最多的。经历过多个政经周期的考验，如今企业家群体也到了和权力、社会、文化伦理等理清边界的时候。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的市场体量、制度环境等有利于世界级企业的成长，同时中国在世界话语权的提升更是离不开世界级企业的出航。在企业和企业家身上，不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在政商关系重塑以及与世界竞争法则接轨的过程中不断被过滤或者升华。
正因为是大国，通过重大倡议和有效安排，很多国家和地区可以分享“中国机会”，同时，在相应的平台上，通过和异质文明、异质文化和异质模式的碰撞，我们可以更好地完善自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生动实践，“认识他人”日益上升到和“认识自己”同等重要的位置。
正因为是大国，思想激荡更为丰富和深刻，某种意义上说，思考的深度决定了我们视野的广度，也决定我们未来能够走多远。
我们相信，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支撑一个大国走上现代化复兴之路的动力仍在勃发。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书写现代化中国方案的动力也在重新汇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既要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耐心，更要有“终归大海作波涛”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