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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忏悔书披露，让人们在不齿之余，也从中读出别样的滋味。
王昭耀因受贿总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有649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于今年初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昭耀没有提出上诉。
在忏悔中，王昭耀首先回顾了自己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省级高官的大半生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犯罪历程，表示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感到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很辛苦，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最终走上歧路；其教训正验证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语。
针对王昭耀的忏悔，不少网友评论道：“好像每一个贪官被抓后都会悔过，悔过书内容也差不多。”
的确有不少贪官也曾像王昭耀这样发出忏悔，而且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时亦总结为“心理失衡”。比如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落马”后就曾表示，迈出犯罪第一步源于心理失衡。他忏悔说：“我的智商和经营管理能力比民企老板强得多，就是和国外一些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不平衡，也想将来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说得更干脆：“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凭借党的政策，而且是在我们的具体领导下脱颖而出。我们的素质比他们要高许多，可我们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现行机制上不可避免的缺陷，使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心理越来越不平衡。”
除了“心理失衡”，贪官往往还忏悔自己“放松了学习”。
比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因为受贿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判处死缓。他曾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没有摆正人生观、价值观，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希望法官给我一条出路”；他将自己堕落的原因，归咎于“长期不认真学习，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纪国法”，“不认真改造世界观，淡忘了党组织，淡忘了人民” 。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悔过书”中，也曾说自己是因为“不学习，迷失了政治方向。不用正确的理论去武装，政治上就必然不成熟，势必误入歧途”。
2001年10月22日，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缓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在忏悔中自称愿意“做一个反面教材”。他总结自己犯罪的根源时，第一条也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我在台上讲的与下面做的不是一回事；对人家讲马列主义，对自己却采取自由主义，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然，忏悔同时，贪官们也不忘剖析一下“体制”与“环境”等因素。原安徽六安市副市长王伟就认为，他腐败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是体制和环境因素：“体制上，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监督乏力，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环境上，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大环境、大气候如此，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
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死缓的原湖北武汉市委委员、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克孝说：“我在城建委既是主任，又是党组书记、工委书记，统率几万人，手中一年可支配的钱有七八个亿，有权又有钱。但对我来说，没感到有什么监督。如果当时监督及时，也许我会悬崖勒马，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一步。”
因赌博事发、获刑无期的杭州余杭区原副区长马惠明称：“我好赌的问题其实早已暴露，有关部门也曾接到过群众的相关举报，但一直没有人找我谈话，过组织生活时也没有人提出。在随后的‘三讲’教育中，有群众指出我与老板打得火热、爱赌博等问题，但还是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颇有意味的是胡长清，临刑前还想念着新闻监督：“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今年初被判死缓的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在法庭上也多将堕落的原因归咎于环境。他自称，收受的很多钱是属于“没有办法”。据他说，郑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周建秋曾一次向他行贿35万元，王当面退款未成，便将钱放于周建秋的汽车内。此后，王与周的关系就变僵了。
沈阳“慕马”案的主角之一、原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在忏悔录中称，他任职的四年中，先后有180余人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他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其中85％以上的人是各级各类干部。“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在这里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涉及金额）大约在1亿元以上。”
王昭耀因受贿总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有649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于今年初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昭耀没有提出上诉。
在忏悔中，王昭耀首先回顾了自己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省级高官的大半生的经历，剖析了自己的犯罪历程，表示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感到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很辛苦，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最终走上歧路；其教训正验证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语。
针对王昭耀的忏悔，不少网友评论道：“好像每一个贪官被抓后都会悔过，悔过书内容也差不多。”
的确有不少贪官也曾像王昭耀这样发出忏悔，而且在剖析自己犯罪原因时亦总结为“心理失衡”。比如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落马”后就曾表示，迈出犯罪第一步源于心理失衡。他忏悔说：“我的智商和经营管理能力比民企老板强得多，就是和国外一些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不平衡，也想将来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说得更干脆：“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凭借党的政策，而且是在我们的具体领导下脱颖而出。我们的素质比他们要高许多，可我们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现行机制上不可避免的缺陷，使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心理越来越不平衡。”
除了“心理失衡”，贪官往往还忏悔自己“放松了学习”。
比如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因为受贿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判处死缓。他曾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没有摆正人生观、价值观，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希望法官给我一条出路”；他将自己堕落的原因，归咎于“长期不认真学习，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纪国法”，“不认真改造世界观，淡忘了党组织，淡忘了人民” 。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悔过书”中，也曾说自己是因为“不学习，迷失了政治方向。不用正确的理论去武装，政治上就必然不成熟，势必误入歧途”。
2001年10月22日，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缓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在忏悔中自称愿意“做一个反面教材”。他总结自己犯罪的根源时，第一条也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我在台上讲的与下面做的不是一回事；对人家讲马列主义，对自己却采取自由主义，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然，忏悔同时，贪官们也不忘剖析一下“体制”与“环境”等因素。原安徽六安市副市长王伟就认为，他腐败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是体制和环境因素：“体制上，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而监督乏力，如果监督制约有力，我也许就不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环境上，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大环境、大气候如此，我一个人是无力改变的。”
因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死缓的原湖北武汉市委委员、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克孝说：“我在城建委既是主任，又是党组书记、工委书记，统率几万人，手中一年可支配的钱有七八个亿，有权又有钱。但对我来说，没感到有什么监督。如果当时监督及时，也许我会悬崖勒马，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一步。”
因赌博事发、获刑无期的杭州余杭区原副区长马惠明称：“我好赌的问题其实早已暴露，有关部门也曾接到过群众的相关举报，但一直没有人找我谈话，过组织生活时也没有人提出。在随后的‘三讲’教育中，有群众指出我与老板打得火热、爱赌博等问题，但还是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
颇有意味的是胡长清，临刑前还想念着新闻监督：“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自由些……他们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一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这个省委常委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今年初被判死缓的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杰，在法庭上也多将堕落的原因归咎于环境。他自称，收受的很多钱是属于“没有办法”。据他说，郑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周建秋曾一次向他行贿35万元，王当面退款未成，便将钱放于周建秋的汽车内。此后，王与周的关系就变僵了。
沈阳“慕马”案的主角之一、原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在忏悔录中称，他任职的四年中，先后有180余人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他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其中85％以上的人是各级各类干部。“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在这里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涉及金额）大约在1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