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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给人民多积累一点财富，这对我个人来说也可自慰
1952年1月1日，志愿军直属机关召开干部会议，彭德怀在会上的讲话，有一部分是关于“三反”运动的。彭德怀说：
“我们的国家当前正肩负着抗美援朝的斗争和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神圣义务；同时又要进行巨大的经济建设。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使国家积累雄厚的资金，基本的方法就是依靠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中国人民在近代几十年内，没有停止过一天战争，现在还要拿出一切力量支援志愿军，如果我们有人严重地贪污浪费，不仅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能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最近，志愿军直属党委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我看了三遍，认为很好。志直党委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作出这个决定，是很好的，应该贯彻下去，有些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确实是很严重的。他们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胡作非为，勾结私商窃盗国家资财，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贪污浪费现象所以如此严重，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就是因为我们领导上存在有官僚主义作风。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党要我在这里负责，竟发生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我是有责任的，也说明我在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应当向党作检讨，受到党的责备。
“昨天晚上，我和我的两个警卫员，三个人开了一个同志会，检讨我有哪些浪费。警卫员说，你的纸烟可以不吸，棉衣可以再穿一冬。我听了认为这个意见很对。我吸的是罐头烟，一月要12万元（旧币，1万元合人民币1元。下同），一年要144万元，我再能为党做20年工作吧，20年就可以节约两三千万元。我已经把烟戒了，我的棉衣也还可以再穿一年。我对自己工作的估价是功过各半，过去有成绩，也有错误。我应当多节约，给人民多积累一点财富，这对我个人来说也可自慰。”
贺龙：揭发与解决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暴露和解决的许多问题
1953年1月16日，贺龙（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西南军区党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在总结1952年工作时，贺龙说：全军区普遍深入地进行了“三反”运动，揭发了贪污行为，“制止了正在发展的铺张浪费的风气，挽回了国家财产的部分损失；有力地打击了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骄气，并且揭发与解决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暴露和解决的许多问题。最后对揭发出来的一切问题，遵照中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党内则结合整党原则，予以分别处理。因而使全党全军人员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严肃了军纪党纪，正气上升，使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纯洁与巩固、各项工作显著改进，气象为之一新，为建党、建军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但同时必须指出，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在运动中某些单位曾发生了较严重的‘逼、供、信’和处理草率的现象，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一些同志，其中虽大都甄别平反，但至今仍有个别的未作妥善处理，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特别是‘三反’运动结束后，积极地进行思想建设做得不够；在后面的教育中，应有计划地予以注意”。“结合‘三反’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党的组织整顿。根据整党原则，开除了一批错误严重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别处分了一批犯有较严重错误的党员，从而教育了全体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
黄克诚：后勤系统损坏物资及基本建设方面浪费现象仍非常严重
1953年1月18日，黄克诚（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给毛泽东写了一份综合报告：
“主席：根据最近的检查和下面的报告，后勤系统损坏物资及基本建设方面浪费现象仍非常严重。如：一、华东海军某部将木料放在水里腐朽，价值4亿元左右。接收的油料含水、含锈而变质者100余吨（经提炼后可利用80%）。××库存30支深水炸弹变质，水雷多数生锈。×机场有敌机飞过，据保管员说看见丢下一个小包，疑是细菌，即放火烧草，结果烧毁柏油80桶、被覆线千斤以上。二、中南海军×油库发现有机油935桶已起变化，已变质者33桶，其余需经过提炼后才能使用。三、华北军需部1952年在天津为志愿军加工解放鞋146万双，经清理仓库时突然发现变质（海绵发黏，鞋底及鞋帮发硬、变黄、生白霜等）者有50余万双，约值150亿元。经初步检查主要是天津公营工厂配料错误，而后勤军需机关接收未严格检验所致……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最主要的是领导上严重官僚主义，没有经常地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既成事实’后才去检查，但也不认真处理。二、重财轻物的思想严重存在，领导上空喊，但没有严格的合理制度、纪律，又没有进行教育……
“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定很多。已知道的我们必须严肃处理，属军队内部的应责成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与政府有关的按法律手续办事。今后我们拟继续系统收集这些材料，在4月召开各大区后勤部长会议，揭发后勤系统中的官僚主义，并把运动推广下去。因为去年‘三反’运动，着重反对了贪污和私人生活上的浪费，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打击是不够的，今年必须把锋芒转过来，才有可能使后勤作风得到真正转变。”
萧劲光：对官僚主义亦作了较彻底的揭发
1951年12月13日至25日，海军在北京召开了历时13天的海军首长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海军首长、各军区海军和基地的主要领导、海直机关各大部及有关二级部领导共24人。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确定1952年主要工作任务。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海军首长会议上作总结时这样讲道：
“两年多以来的海军建设是有成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埋头苦干的好干部。但是，也有不少干部滋长了贪污浪费的恶劣作风。侵吞公款、盗卖公物，勾结私商受贿自肥、造假账目、携款潜逃、贪污报失，仅在这次会议上口头反映的初步材料，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华东海军政治部10月份的统计，贪污分子103人，贪污公款达一亿一千万元，中南一年来已查出确实有据的贪污分子28人，共贪公款四千六百万元，青岛一年来贪污案件中的公款总数为九千多万元，其中造船厂一个管理员即贪污一千万元，其他各海校已发现的贪污案件中的公款总数少者数百万元，多者数千万元。海军后勤部已查出14件贪污案。 “至于浪费所造成的资财损失，只就现有的大体估计的材料，不是几千万元，而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这只能是一个大体上的估计）；海军后勤部在营房工程、运输罚款、油库损失3项中浪费即11亿。中南初步估计一年来浪费数字近6个亿，其中在汉口订购石棉一项浪费即达2亿多。华东、中南、青岛在舰船修理和工程建造以及重庆舰打捞，返工浪费总计达三四十个亿，至于舰艇失事、各种仓库的物资器材因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油料浪费，因未查清，无法统计。根据这些事实，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彻底把贪污浪费现象肃清，我们将会节约出多大的一批资财，用这批资财将会对海军建设做出多少有益的事情来。
“造成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的基本原因在哪里呢？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于贪污浪费现象熟视无睹，对于已发生和已被发现了的贪污浪费现象，或未及时处理，或处理不严，或从枝节上处理没有从根本上（即从思想教育、作风以及制度和纪律上）来解决。对于有些单位的盲目的本位主义，损大公肥小公，多报冒领、埋伏公款、擅自开支、奢侈铺张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紊乱现象，不加追究，或追究也不彻底；对于各种重要工程的修建计划缺乏周密计划，有的不经审核批准，擅自动工，或有呈报，而审查不严；有些首长人员虽然看单据、验发票、在预算书上签字，但懒于计数，缺乏调查研究，根据‘大概’办事，没有精打确算的习惯。一旦发生错误，则归结为‘对海军事情外行’，但不虚心向专家向内行请教。在这种情形下，漏洞既多，贪污浪费也就乘隙滋长蔓延。这些事实说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必须同时反对官僚主义。”
1953年1月10日至27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萧劲光在会上作了题为《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为建设一支海上战斗力量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认为，“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其缺点亦是严重的：“海军共清查出大小贪污分子×××人，其中贪污千万元以上有×××人，占贪污人数的4.14%，查出贪污款项约160亿元（此数最后复审时尚有某些变动），检讨与揭发严重的浪费行为，首先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检讨，给了铺张浪费的行为以有力的打击，同时对官僚主义亦作了较彻底的揭发。……由于组织上的清理，从而进一步的（地）纯洁与巩固了党和部队。”
王树声：什么错误都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
1952年9月6日至16日，湖北军区召开第三次党代表会议。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在会上发言：“成绩是伟大的，意义是深长的。对于我们党内来说，‘三反’是全国胜利后巩固党的重要关键，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没有‘三反’，好的党员干部容易变坏，坏的分子也容易钻进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从全国来看，‘三反’同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于一般干部，是一种提高，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则是一个有力的挽救。什么错误都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果不经过‘三反’，小错误就可能发展为大错误，大错误更可能发展到蜕化变质，陷自身于不可挽救的地步。而‘三反’却使他们的错误停止了发展，并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得以改正。
“时间短促，加之领导缺乏经验，我们在‘三反’的群众运动中，自然不免有些粗糙。领导上掌握政策不够，材料不足，‘逼供信’的偏差未能及时防止，特别是还有打错了或扩大了的现象。对于这些，军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即是少数被打错了的同志，也应该了解党是对同志负责的，‘冤枉’只是暂时的现象和个别的偏差。上级党号召实事求是，甄别定案，既不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事实一定可以搞得清楚。如果真正是打错了，仍然可以恢复名誉。真正因犯错误而受处分的同志，当然不能来钻实事求是的空子。对于蜕化分子、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清除出党。
“虽然如上所说，由于时间短促，‘三反’不免有些粗糙，但应该肯定‘三反’的收获是主要的、巨大的。只有这样正确地认识‘三反’的胜利及其缺点，我们才能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三反’胜利的成果，在‘三反’的胜利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前进。
“经过‘三反’运动，全区党员是普遍地提高了一步，但在‘三反’中也暴露了党内的许多问题。同时，由于‘三反’的粗糙性，致使对于错误事实的分析批判还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刻，特别是没有很好地从正面树立起正确的思想。‘三反’以后，有的同志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绪，或者束手束脚，谨小慎微，或者在情绪上仍和组织对立，或者消极悲观。这正是思想上还未彻底解决问题的一些表现。应该了解，‘三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不是一切问题都彻底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
张爱萍：我们军队基本上是节俭的，但仍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
1951年11月24日，浙江军区暨第七兵团司令员张爱萍在直属机关部队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张爱萍讲，军区和兵团部队，基本上保持了优良的勤俭朴素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地同一些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修理营房的工程中，往往因为事前未作周密的计划而施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办公室和干部宿舍任意添设沙发等家具。到处可以看到打印机、回纹针、装订机。还有擅自印刷出版特刊、专页、通讯、丛书、资料、文集、汇集、手册等。招待外宾和会议场所的布置追求阔绰；住房求舒适‘洋’化。不少干部以使用通信员、勤务员、警卫员来炫耀自己的‘等级’，个人不愿从事可能的日常生活劳动。损坏公共财物更是普遍的现象。因工作不慎、疏于职守造成仓库爆炸、供应资财和药品霉烂等事件。在海防工事建筑中，因不遵守科学技术规律，造成人命的损失，在军区医院因开刀不慎造成死亡事故。尤其严重的是贪污腐化现象不断发生。据军区纪律委员会上半年的统计，在受处罚的人员中，因贪污腐化受处分者即占百分之五十六强，有一个军分区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张爱萍认为，造成以上严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不少同志中，不是以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立场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同流合污，或者是‘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照路爬’，明哲保身、怕得罪人、不敢批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相互逢迎等无原则的现象。” 周文龙：贪污分子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的罪行
1951年12月初，华北军区后勤部在一份报告中，反映了全区后勤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的关注，要求在全军后勤系统进行“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纠正政治空气不浓厚、不顾大局的不良作风，解决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当时，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是周文龙。周文龙是解放军后勤战线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供给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在1948年12月26日召开的西柏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讲：“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老同志工作要带头，搞好传、帮、带，‘两杨’‘两周’责无旁贷。”“两杨”是指杨立三、杨至成，“两周”是指周文龙、周玉成。
1952年4月19日，周文龙在华北军区后勤系统追赃处理大会上讲话：
“我们华北军区后勤部门在4个月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如同其他部门一样，取得了伟大胜利。就是说，从运动中揭发了后勤部门中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深刻地教育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人员。……这些贪污分子，曾经大量地盗窃了人民的财产，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罪恶是非常大的。对这些贪污枉法分子，过去我们是很不警惕的。他们采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挖空心思，胆大包天地盗窃国家财产。他们出卖经济情报，泄露国防建设计划，出卖标底；在加工订货、验收物品中与奸商勾结，将旧品顶新品，坏货顶好货，以少算多，以贱算贵；在拍卖旧品时，以好顶坏，以新顶旧，乘机偷窃；也有利用职权套卖印信，包庇走私；等等。
“贪污分子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的罪行，其中有不少罪恶极大的分子。尽管如此，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们仍然是采取宽大与严肃的方针处理。今天这个追赃处理大会，就十分深刻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在处理贪污分子的问题上，是坚决贯彻中央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教育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这是中央政策在后勤部门的活生生体现。对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积极退赃、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隐藏不退者，给予严厉惩治。
“××贪污5300余万，×××贪污3500多万，为什么得到从轻处理而免予刑事处分呢？因为，他们在‘三反’运动教育下，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彻底坦白悔过，并采取积极行动，检举他们所知道的贪污案件……特别是把贪污的赃款赃物去向，真实地交代清楚，并大部或全部地退出，表现了真诚悔过之意。××的爱人从原籍来北京退赃款时，组织上给他回家路费，他表示：‘自己贪污了，对不起人民，家里来送赃款，哪里还拿公家钱呢？’说明他是从思想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像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要宽大处理的，仅给他行政降级处分，×××也一样，仅给予行政降职处分。只要他们今后彻底改造自己，努力工作，依然是有前途的。相反，贪污数字虽然较小，如果拒不坦白，有赃不退，甚至破坏运动，必受处罚。如×××、×××等人就是例证。×××共贪污250万元，拒不坦白，特别严重的是自盗栽赃，嫁祸于人。退赃时拿他老婆的一双袜子退赃，公开污蔑党的政策。×××共贪污300多万元，‘三反’中狡猾抵赖，特别是承认贪污罪行后抗拒退赃，并鼓动其他贪污分子不老实退赃，暗地破坏。像这类的贪污分子，从其贪污数字看来，应得到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去掉贪污帽子。但因其严重地破坏运动，贪污虽不满千万元，而必须加重处分，给予刑事处分。不这样，是不能平广大群众义愤的。”
1952年1月1日，志愿军直属机关召开干部会议，彭德怀在会上的讲话，有一部分是关于“三反”运动的。彭德怀说：
“我们的国家当前正肩负着抗美援朝的斗争和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神圣义务；同时又要进行巨大的经济建设。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使国家积累雄厚的资金，基本的方法就是依靠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中国人民在近代几十年内，没有停止过一天战争，现在还要拿出一切力量支援志愿军，如果我们有人严重地贪污浪费，不仅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能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最近，志愿军直属党委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我看了三遍，认为很好。志直党委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作出这个决定，是很好的，应该贯彻下去，有些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确实是很严重的。他们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胡作非为，勾结私商窃盗国家资财，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贪污浪费现象所以如此严重，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就是因为我们领导上存在有官僚主义作风。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负责人，是党委书记，党要我在这里负责，竟发生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我是有责任的，也说明我在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应当向党作检讨，受到党的责备。
“昨天晚上，我和我的两个警卫员，三个人开了一个同志会，检讨我有哪些浪费。警卫员说，你的纸烟可以不吸，棉衣可以再穿一冬。我听了认为这个意见很对。我吸的是罐头烟，一月要12万元（旧币，1万元合人民币1元。下同），一年要144万元，我再能为党做20年工作吧，20年就可以节约两三千万元。我已经把烟戒了，我的棉衣也还可以再穿一年。我对自己工作的估价是功过各半，过去有成绩，也有错误。我应当多节约，给人民多积累一点财富，这对我个人来说也可自慰。”
贺龙：揭发与解决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暴露和解决的许多问题
1953年1月16日，贺龙（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西南军区党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在总结1952年工作时，贺龙说：全军区普遍深入地进行了“三反”运动，揭发了贪污行为，“制止了正在发展的铺张浪费的风气，挽回了国家财产的部分损失；有力地打击了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骄气，并且揭发与解决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暴露和解决的许多问题。最后对揭发出来的一切问题，遵照中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党内则结合整党原则，予以分别处理。因而使全党全军人员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严肃了军纪党纪，正气上升，使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纯洁与巩固、各项工作显著改进，气象为之一新，为建党、建军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但同时必须指出，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在运动中某些单位曾发生了较严重的‘逼、供、信’和处理草率的现象，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一些同志，其中虽大都甄别平反，但至今仍有个别的未作妥善处理，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特别是‘三反’运动结束后，积极地进行思想建设做得不够；在后面的教育中，应有计划地予以注意”。“结合‘三反’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党的组织整顿。根据整党原则，开除了一批错误严重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别处分了一批犯有较严重错误的党员，从而教育了全体党员，纯洁了党的组织。”
黄克诚：后勤系统损坏物资及基本建设方面浪费现象仍非常严重
1953年1月18日，黄克诚（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给毛泽东写了一份综合报告：
“主席：根据最近的检查和下面的报告，后勤系统损坏物资及基本建设方面浪费现象仍非常严重。如：一、华东海军某部将木料放在水里腐朽，价值4亿元左右。接收的油料含水、含锈而变质者100余吨（经提炼后可利用80%）。××库存30支深水炸弹变质，水雷多数生锈。×机场有敌机飞过，据保管员说看见丢下一个小包，疑是细菌，即放火烧草，结果烧毁柏油80桶、被覆线千斤以上。二、中南海军×油库发现有机油935桶已起变化，已变质者33桶，其余需经过提炼后才能使用。三、华北军需部1952年在天津为志愿军加工解放鞋146万双，经清理仓库时突然发现变质（海绵发黏，鞋底及鞋帮发硬、变黄、生白霜等）者有50余万双，约值150亿元。经初步检查主要是天津公营工厂配料错误，而后勤军需机关接收未严格检验所致……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最主要的是领导上严重官僚主义，没有经常地深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既成事实’后才去检查，但也不认真处理。二、重财轻物的思想严重存在，领导上空喊，但没有严格的合理制度、纪律，又没有进行教育……
“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定很多。已知道的我们必须严肃处理，属军队内部的应责成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与政府有关的按法律手续办事。今后我们拟继续系统收集这些材料，在4月召开各大区后勤部长会议，揭发后勤系统中的官僚主义，并把运动推广下去。因为去年‘三反’运动，着重反对了贪污和私人生活上的浪费，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打击是不够的，今年必须把锋芒转过来，才有可能使后勤作风得到真正转变。”
萧劲光：对官僚主义亦作了较彻底的揭发
1951年12月13日至25日，海军在北京召开了历时13天的海军首长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海军首长、各军区海军和基地的主要领导、海直机关各大部及有关二级部领导共24人。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确定1952年主要工作任务。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海军首长会议上作总结时这样讲道：
“两年多以来的海军建设是有成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埋头苦干的好干部。但是，也有不少干部滋长了贪污浪费的恶劣作风。侵吞公款、盗卖公物，勾结私商受贿自肥、造假账目、携款潜逃、贪污报失，仅在这次会议上口头反映的初步材料，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华东海军政治部10月份的统计，贪污分子103人，贪污公款达一亿一千万元，中南一年来已查出确实有据的贪污分子28人，共贪公款四千六百万元，青岛一年来贪污案件中的公款总数为九千多万元，其中造船厂一个管理员即贪污一千万元，其他各海校已发现的贪污案件中的公款总数少者数百万元，多者数千万元。海军后勤部已查出14件贪污案。 “至于浪费所造成的资财损失，只就现有的大体估计的材料，不是几千万元，而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这只能是一个大体上的估计）；海军后勤部在营房工程、运输罚款、油库损失3项中浪费即11亿。中南初步估计一年来浪费数字近6个亿，其中在汉口订购石棉一项浪费即达2亿多。华东、中南、青岛在舰船修理和工程建造以及重庆舰打捞，返工浪费总计达三四十个亿，至于舰艇失事、各种仓库的物资器材因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油料浪费，因未查清，无法统计。根据这些事实，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彻底把贪污浪费现象肃清，我们将会节约出多大的一批资财，用这批资财将会对海军建设做出多少有益的事情来。
“造成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的基本原因在哪里呢？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于贪污浪费现象熟视无睹，对于已发生和已被发现了的贪污浪费现象，或未及时处理，或处理不严，或从枝节上处理没有从根本上（即从思想教育、作风以及制度和纪律上）来解决。对于有些单位的盲目的本位主义，损大公肥小公，多报冒领、埋伏公款、擅自开支、奢侈铺张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紊乱现象，不加追究，或追究也不彻底；对于各种重要工程的修建计划缺乏周密计划，有的不经审核批准，擅自动工，或有呈报，而审查不严；有些首长人员虽然看单据、验发票、在预算书上签字，但懒于计数，缺乏调查研究，根据‘大概’办事，没有精打确算的习惯。一旦发生错误，则归结为‘对海军事情外行’，但不虚心向专家向内行请教。在这种情形下，漏洞既多，贪污浪费也就乘隙滋长蔓延。这些事实说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必须同时反对官僚主义。”
1953年1月10日至27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萧劲光在会上作了题为《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为建设一支海上战斗力量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认为，“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其缺点亦是严重的：“海军共清查出大小贪污分子×××人，其中贪污千万元以上有×××人，占贪污人数的4.14%，查出贪污款项约160亿元（此数最后复审时尚有某些变动），检讨与揭发严重的浪费行为，首先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检讨，给了铺张浪费的行为以有力的打击，同时对官僚主义亦作了较彻底的揭发。……由于组织上的清理，从而进一步的（地）纯洁与巩固了党和部队。”
王树声：什么错误都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
1952年9月6日至16日，湖北军区召开第三次党代表会议。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在会上发言：“成绩是伟大的，意义是深长的。对于我们党内来说，‘三反’是全国胜利后巩固党的重要关键，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没有‘三反’，好的党员干部容易变坏，坏的分子也容易钻进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从全国来看，‘三反’同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于一般干部，是一种提高，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则是一个有力的挽救。什么错误都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如果不经过‘三反’，小错误就可能发展为大错误，大错误更可能发展到蜕化变质，陷自身于不可挽救的地步。而‘三反’却使他们的错误停止了发展，并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得以改正。
“时间短促，加之领导缺乏经验，我们在‘三反’的群众运动中，自然不免有些粗糙。领导上掌握政策不够，材料不足，‘逼供信’的偏差未能及时防止，特别是还有打错了或扩大了的现象。对于这些，军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即是少数被打错了的同志，也应该了解党是对同志负责的，‘冤枉’只是暂时的现象和个别的偏差。上级党号召实事求是，甄别定案，既不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事实一定可以搞得清楚。如果真正是打错了，仍然可以恢复名誉。真正因犯错误而受处分的同志，当然不能来钻实事求是的空子。对于蜕化分子、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清除出党。
“虽然如上所说，由于时间短促，‘三反’不免有些粗糙，但应该肯定‘三反’的收获是主要的、巨大的。只有这样正确地认识‘三反’的胜利及其缺点，我们才能进一步地巩固与扩大‘三反’胜利的成果，在‘三反’的胜利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前进。
“经过‘三反’运动，全区党员是普遍地提高了一步，但在‘三反’中也暴露了党内的许多问题。同时，由于‘三反’的粗糙性，致使对于错误事实的分析批判还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刻，特别是没有很好地从正面树立起正确的思想。‘三反’以后，有的同志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绪，或者束手束脚，谨小慎微，或者在情绪上仍和组织对立，或者消极悲观。这正是思想上还未彻底解决问题的一些表现。应该了解，‘三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不是一切问题都彻底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
张爱萍：我们军队基本上是节俭的，但仍存在铺张浪费的现象
1951年11月24日，浙江军区暨第七兵团司令员张爱萍在直属机关部队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张爱萍讲，军区和兵团部队，基本上保持了优良的勤俭朴素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断地同一些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修理营房的工程中，往往因为事前未作周密的计划而施工，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办公室和干部宿舍任意添设沙发等家具。到处可以看到打印机、回纹针、装订机。还有擅自印刷出版特刊、专页、通讯、丛书、资料、文集、汇集、手册等。招待外宾和会议场所的布置追求阔绰；住房求舒适‘洋’化。不少干部以使用通信员、勤务员、警卫员来炫耀自己的‘等级’，个人不愿从事可能的日常生活劳动。损坏公共财物更是普遍的现象。因工作不慎、疏于职守造成仓库爆炸、供应资财和药品霉烂等事件。在海防工事建筑中，因不遵守科学技术规律，造成人命的损失，在军区医院因开刀不慎造成死亡事故。尤其严重的是贪污腐化现象不断发生。据军区纪律委员会上半年的统计，在受处罚的人员中，因贪污腐化受处分者即占百分之五十六强，有一个军分区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张爱萍认为，造成以上严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不少同志中，不是以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立场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同流合污，或者是‘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照路爬’，明哲保身、怕得罪人、不敢批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相互逢迎等无原则的现象。” 周文龙：贪污分子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的罪行
1951年12月初，华北军区后勤部在一份报告中，反映了全区后勤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的关注，要求在全军后勤系统进行“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纠正政治空气不浓厚、不顾大局的不良作风，解决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当时，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是周文龙。周文龙是解放军后勤战线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供给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在1948年12月26日召开的西柏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讲：“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老同志工作要带头，搞好传、帮、带，‘两杨’‘两周’责无旁贷。”“两杨”是指杨立三、杨至成，“两周”是指周文龙、周玉成。
1952年4月19日，周文龙在华北军区后勤系统追赃处理大会上讲话：
“我们华北军区后勤部门在4个月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如同其他部门一样，取得了伟大胜利。就是说，从运动中揭发了后勤部门中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深刻地教育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人员。……这些贪污分子，曾经大量地盗窃了人民的财产，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罪恶是非常大的。对这些贪污枉法分子，过去我们是很不警惕的。他们采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挖空心思，胆大包天地盗窃国家财产。他们出卖经济情报，泄露国防建设计划，出卖标底；在加工订货、验收物品中与奸商勾结，将旧品顶新品，坏货顶好货，以少算多，以贱算贵；在拍卖旧品时，以好顶坏，以新顶旧，乘机偷窃；也有利用职权套卖印信，包庇走私；等等。
“贪污分子对人民对祖国犯有严重的罪行，其中有不少罪恶极大的分子。尽管如此，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他们仍然是采取宽大与严肃的方针处理。今天这个追赃处理大会，就十分深刻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在处理贪污分子的问题上，是坚决贯彻中央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教育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这是中央政策在后勤部门的活生生体现。对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积极退赃、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隐藏不退者，给予严厉惩治。
“××贪污5300余万，×××贪污3500多万，为什么得到从轻处理而免予刑事处分呢？因为，他们在‘三反’运动教育下，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彻底坦白悔过，并采取积极行动，检举他们所知道的贪污案件……特别是把贪污的赃款赃物去向，真实地交代清楚，并大部或全部地退出，表现了真诚悔过之意。××的爱人从原籍来北京退赃款时，组织上给他回家路费，他表示：‘自己贪污了，对不起人民，家里来送赃款，哪里还拿公家钱呢？’说明他是从思想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像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要宽大处理的，仅给他行政降级处分，×××也一样，仅给予行政降职处分。只要他们今后彻底改造自己，努力工作，依然是有前途的。相反，贪污数字虽然较小，如果拒不坦白，有赃不退，甚至破坏运动，必受处罚。如×××、×××等人就是例证。×××共贪污250万元，拒不坦白，特别严重的是自盗栽赃，嫁祸于人。退赃时拿他老婆的一双袜子退赃，公开污蔑党的政策。×××共贪污300多万元，‘三反’中狡猾抵赖，特别是承认贪污罪行后抗拒退赃，并鼓动其他贪污分子不老实退赃，暗地破坏。像这类的贪污分子，从其贪污数字看来，应得到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去掉贪污帽子。但因其严重地破坏运动，贪污虽不满千万元，而必须加重处分，给予刑事处分。不这样，是不能平广大群众义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