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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立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特聘教授，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耶鲁大学公派访问学者，兼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著有《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史铁生评传》等多部专著，合作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等丛书。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第四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艺论文奖等多种奖項。
将“考古”与“先锋”两个截然相反的词叠合来形容笔者对叶立文教授文学批评的整体印象，虽看似唐突却实有所据。叶教授早年修考古学，硕、博转习文学，主攻先锋小说。一身受两业，这是其一。就专业而言，两者虽风牛马不相及，但考古学训练出的那种“简单执着的读书治学精神”[1]却贯穿着他之后的文学批评。业异而神通，这是其二。因性静喜思，叶教授对萨特、福柯等人的西方现代思想有深入探究，并借助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的治学方法对八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萌生、发展及转型做了细致地考辨与解读。研西以资中，这是其三。因此，以“考古”之精神、方法对先锋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持续二十余年的研究，是作为70后批评家的叶教授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廿年如一日的追踪先锋之旅又大致可分为三个交错着的阶段：先锋小说本体论，以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及单个先锋作家创作论为代表;先锋小说发生论，以专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为代表;先锋小说流变论及单个作家的传记批评，以追踪先锋小说、作家批评的系列文章及专著《史铁生评传》为代表。
一
对勇于在生活事业上探索、突围的人，笔者总是抱着特别地兴趣和敬意。不管这变轨是生存所迫、兴趣所使或理想追求，这在他人看来突兀讶异的背后定有着必然的逻辑，有着伏脉千里的因缘、积蓄已久的破力以及莫大的勇气毅力。叶教授正是让我感到温暖又充满着敬意的批评家。不过他却是吝于笔墨、谨于著刊的。我们很少从他的自述中，得知其从考古专业跨到文学专业，放弃前途明朗的工作转向追求学术的漫漫长路背后的动因与机缘。不过，我们从他与师友交往的零星文字中却能窥得其转向后的最初过程。正如业师李遇春教授在《戏赠叶兄》所云：“小小围城思存在，大大先锋辨是非”，叶教授的文学批评之途始于以存在主义之刃剖析钱钟书的《围城》，继而走上研究先锋小说的康庄大道。这不仅和新时期思潮相契，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与批评动向。
70后批评家是和新时期一起成长的一代学人。在那个苏醒与开放的时代，虽然仍有着很多限制，一切还是那样粗糙模糊，但五四启蒙话语的重启与西方现代思潮的接引给予了人们猛烈地冲击与蓬勃的希望。对宏大叙事神话的消解、个体存在困境的关注以及文学本体论的回归等诉求逐渐汇成一股新热潮，解冻着僵硬的文坛。年青的批评家们因与先锋作家们有着同构的思想资源与认知思维，更易跳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以敏锐的眼光与宽容的态度去发掘与评介文学创作的新动向与新特质。受时代浪潮影响着的叶教授顺着硕士期间对个体存在困境的思索，也在不断的突破与革新。博士期间，他将批评的视野由现代转向当代，由单个作品转向群体思潮，对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先锋话语的背景、生成、主题内涵及叙事艺术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不仅是国内先锋小说整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开拓，也成为其先锋小说批评体系的一块厚重基石。
在这篇博论中，叶教授首先界定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先锋”的内涵。“先锋”是针对此时此地主流传统的一种反叛与颠覆。因此当这个主流传统需要且必要被“针对”时，引援它时它地的资源是先锋形成的重要助力。同时，“先锋”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传统既是先锋所针对的对象也是它的培养基。看似突然颠覆的背后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隐秘链条。循此，叶教授博论中所讨论的“先锋”并非一个既定名词，而是“一个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2]，包含了多种消解主流传统的小说派别。它“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中启蒙主义嬗变的结果。二者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从艺术表现与主题话语两方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3]。它的形成经历着从现实主义新变中的先锋话语到先锋小说再到其内部变异这样一个内在发展机制。核心概念的界定也基本上确定了该论著的整体架构。论著首章在意识形态与启蒙话语同构语境中探讨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时期传播的误读、策略与变异;第二章从意识流小说、反思小说、现代派小说与先锋小说中梳理出新时期先锋话语从增长到繁荣的演进轨迹;第三章从启蒙嬗变的视野考察先锋小说“寻找民族身份”、“重构历史叙事”及“个体存在困境的关怀”三个主题;第四章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参照论述先锋小中的精神真实、心理时间与生存空间三个叙事法则。由此，叶教授完成了他新意迭出先锋小说整体论，并最终以《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为书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刊行。
需要指出的是，叶教授该著属于对先锋小说的本体论研究。首先，他将先锋小说视为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的自足体，侧重于对“其内部的自我生长机制”的探究。其次，无论是存在哲理的思考还是社会历史的考察，他都力求回到文本自身，从语言、形式及内容的细致分析中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论。这种本体论的先锋文学研究理路在之后先锋作家个案研究中依然被承续且发展着。其中的代表即是刊发在《文学评论》的两篇力作《言与象的魅惑——论韩少功小说中的语言哲学》（2010）、《形式的权力——评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历史演变》（2015）。两文分别从小说自身的语言艺术与叙事结构出发，在形式与意义的缠绕中探求小说文本显现出的启蒙诉求与权力意味。
二
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传播不仅构成了先锋小说生成的逻辑起点，也从形式到观念全面更新着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八十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生长、繁荣的背景底色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教授将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转播接受研究从博士论文中的一章扩充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课题，并顺利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支持，最终以《“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为题裒以成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刊行。叶教授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阐释和翻译等传播活动”，藉此还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合法化进程。这项研究既缘起于先锋小说形成的背景，又着力于为“厘清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做出了有益尝试”[4]，因此，将其归于“考古”先锋系列之“发生学研究”也大略能讲得通。 这种对先锋小说所展开的“理论寻根”，并非正本清源地追问现代主义的精准内涵，而是在大量传播接受史料的梳理中彰显出西方现代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误读”背后隐含的复杂问题。通过策略性误读，异质的现代主义能够部分地与中国受众的期待视野相契合，这样它既获得能够被接受的基本条件，又能对接受者造成冲击与启发。由之，叶教授认为“误读”是现代主义文学能在中国大陆传播且为人们接受的必要策略与路径。引介者通过在政治、思想、美学、历史等诸层面进行实用主义的策略性解读，现代主义获得进入中国大陆的许可证，但同时也被加诸上现代性、启蒙话语、国家民族意识以及现实主义等与本身相悖的意义内涵。因此，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方能不断渗入并刷新着人们的认知，“使新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诸流派及其复杂性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获得了反思和推进我们文艺的外在的同时又是现代意义的参照，并在横向的比较中获得一种自觉地走向世界的气质和愿望”[5]。在了解之自觉中，从创作到批评，各方在新时期文学场域中不断地对话、论争甚至于批判，一种融合的、侧重自足性与文学性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才渐渐树立。在知识考古学式的考辨与梳理之外，叶教授还侧重对理论（“三个崛起”与“三只小风筝”）与创作（从“意识流”小说到“拟现代派”小说）接受个案扎实缜密的分析，呈现出围绕现代主义“误读”的文学力量博弈及最终导向先锋小说出现的内在逻辑。
在本课题接续的研究中，叶教授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新时期先锋作家作品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上，如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通过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影响深远的个案传播接受史研究，印证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旅行“如何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权力游戏”[6]，又是如何在被误读、被阐释中广泛传播的。之外，叶教授也特别关注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传播接受中是如何对“五四”资源进行追溯与借重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即是其中的代表性论文。
三
对先锋小说发生的溯源与转型的追踪是叶教授先锋本体论研究向前、后的两个必要拓展。叶教授在对先锋小说的国外资源进行考古学式发掘之后，也对80年代末以降先锋小说的发展、流变与分化有着持久地关注。由此，叶教授全面系统的先锋小说研究体系得以建构，我们对先锋小说的前世今生也有了更为立体的认知。其实，对先锋小说转型或续航的问题从九十年代末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陈思和、陈晓明、孟繁华、吴义勤、陶东风、谢有顺、吴俊等学者对此多有论及。诸人或从文学史格局定位，或从先锋作家群体演进，或从具体作家作品细察等视角做了很多建设性的探究。相较而言，叶教授对先锋的追踪有其独到之处：从形式到精神对先锋小说流变的主脉与复杂性进行梳理并藉此对当代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对单个先锋作家的创作生平追踪，作“资料翔实、史论结合”的传记式批评;通过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笔记”与新时期作家驻校制度的研究，探索当下“先锋作家批评”现象。
80年代大放异彩的先锋小说进入90年代已风光不再，不过其自身在变异中仍得承续，且其在叙事艺术与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也为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所广泛借鉴。叶教授对先锋小说的追踪往往始于形式的自觉，从富于价值意味的形式变迁中梳理出先锋的发展脉络。在叙事视角上，从小说全知全能的第一人称“我”到限制性叙事“我—你”的转向中，叶教授洞察出先锋作家的生存价值凭依从“自失哲学”转向“相遇哲学”;在叙事话语上，通过对80年代以降小说叙事理念与方式的考察，叶教授认为先锋小说存在着从启蒙叙事到新神话叙事再到世俗化叙事的整体演进，并形成一条连续的话语谱系;在叙事策略上，通过对小说“游移叙述”的“无事生非”与“闲中着色”功能的分離到融合之流变，叶教授发现其背后折射出的先锋话语嬗变历程;以时间叙事与语言哲学为切入点，叶教授还细致地辨析了先锋小说中“家国情怀”与“极地之思”两大思想主脉的沉浮与交融。之外，他还从先锋小说的巫术传奇与意象之魅在不同阶段的变迁佐证先锋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性道路上的思想流变”。正是在以上这些卓有成就的研究基础上，叶教授反思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因片面强调“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而带来的遮蔽与问题，并提出以“怀疑与否定精神”重写文学史的新途径。
史铁生是新时期最具先锋气质的作家之一。他的人生及作品中透露出的那种对自我存在的追问与宗教神性的诉求不仅开拓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深深地吸引着叶教授的瞩目。从启蒙视野中对其小说思想价值的审视到“无我之我”中探寻其宗教意识里的悖论，叶教授孜孜于其人其作的深入理解。而专著《史铁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则是叶教授这方面努力的集中呈现。该著是叶教授最具个人性情与气质的研究成果，是批评与创作遇合的一次致敬先锋之旅。诚如於可训先生所言，叶教授这部“深悟传主之道、深得传主之心”的评传，是“用体悟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方法”[7]，从传主的生活史、创作史与疾病史三条平行的线索来追踪其内在精神世界的知音之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先锋小说“延伸与转化”的重要体现之一的先锋作家批评也为叶教授所关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事与教学政策的革新，作家驻校现象凸显。这其中先锋作家格非、马原、余华、苏童、莫言等人都先后入驻高校。在高校生态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影响着作家们进行文学批评。先锋作家们通过“文学笔记”、创作谈等方式介入批评，一方面为重构当前学院派的文学批评话语格局提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更具创作特质的批评，传递着作家自身创作经验，是其早年先锋小说创作的某种延伸与转化。叶教授正是从先锋作家批评的催生机制、批评特质、创作属性、复述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探讨作家们的“文学笔记”的独特价值。近日，叶教授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作家驻校制与文学教育的变革研究（1990—2020）”已中标获批。此项目正是先锋作家批评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笔者在文末特表祝贺，愿叶教授的文学批评在循循渐进中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新空间。
注 释
[1]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4]叶立文：《“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封面。
[5]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24页。
[6]叶立文：《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时期初中国大陆的传播》，《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
[7]叶立文：《史铁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将“考古”与“先锋”两个截然相反的词叠合来形容笔者对叶立文教授文学批评的整体印象，虽看似唐突却实有所据。叶教授早年修考古学，硕、博转习文学，主攻先锋小说。一身受两业，这是其一。就专业而言，两者虽风牛马不相及，但考古学训练出的那种“简单执着的读书治学精神”[1]却贯穿着他之后的文学批评。业异而神通，这是其二。因性静喜思，叶教授对萨特、福柯等人的西方现代思想有深入探究，并借助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的治学方法对八十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萌生、发展及转型做了细致地考辨与解读。研西以资中，这是其三。因此，以“考古”之精神、方法对先锋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持续二十余年的研究，是作为70后批评家的叶教授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这廿年如一日的追踪先锋之旅又大致可分为三个交错着的阶段：先锋小说本体论，以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及单个先锋作家创作论为代表;先锋小说发生论，以专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为代表;先锋小说流变论及单个作家的传记批评，以追踪先锋小说、作家批评的系列文章及专著《史铁生评传》为代表。
一
对勇于在生活事业上探索、突围的人，笔者总是抱着特别地兴趣和敬意。不管这变轨是生存所迫、兴趣所使或理想追求，这在他人看来突兀讶异的背后定有着必然的逻辑，有着伏脉千里的因缘、积蓄已久的破力以及莫大的勇气毅力。叶教授正是让我感到温暖又充满着敬意的批评家。不过他却是吝于笔墨、谨于著刊的。我们很少从他的自述中，得知其从考古专业跨到文学专业，放弃前途明朗的工作转向追求学术的漫漫长路背后的动因与机缘。不过，我们从他与师友交往的零星文字中却能窥得其转向后的最初过程。正如业师李遇春教授在《戏赠叶兄》所云：“小小围城思存在，大大先锋辨是非”，叶教授的文学批评之途始于以存在主义之刃剖析钱钟书的《围城》，继而走上研究先锋小说的康庄大道。这不仅和新时期思潮相契，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与批评动向。
70后批评家是和新时期一起成长的一代学人。在那个苏醒与开放的时代，虽然仍有着很多限制，一切还是那样粗糙模糊，但五四启蒙话语的重启与西方现代思潮的接引给予了人们猛烈地冲击与蓬勃的希望。对宏大叙事神话的消解、个体存在困境的关注以及文学本体论的回归等诉求逐渐汇成一股新热潮，解冻着僵硬的文坛。年青的批评家们因与先锋作家们有着同构的思想资源与认知思维，更易跳脱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以敏锐的眼光与宽容的态度去发掘与评介文学创作的新动向与新特质。受时代浪潮影响着的叶教授顺着硕士期间对个体存在困境的思索，也在不断的突破与革新。博士期间，他将批评的视野由现代转向当代，由单个作品转向群体思潮，对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先锋话语的背景、生成、主题内涵及叙事艺术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不仅是国内先锋小说整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开拓，也成为其先锋小说批评体系的一块厚重基石。
在这篇博论中，叶教授首先界定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先锋”的内涵。“先锋”是针对此时此地主流传统的一种反叛与颠覆。因此当这个主流传统需要且必要被“针对”时，引援它时它地的资源是先锋形成的重要助力。同时，“先锋”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传统既是先锋所针对的对象也是它的培养基。看似突然颠覆的背后有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隐秘链条。循此，叶教授博论中所讨论的“先锋”并非一个既定名词，而是“一个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2]，包含了多种消解主流传统的小说派别。它“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中启蒙主义嬗变的结果。二者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从艺术表现与主题话语两方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3]。它的形成经历着从现实主义新变中的先锋话语到先锋小说再到其内部变异这样一个内在发展机制。核心概念的界定也基本上确定了该论著的整体架构。论著首章在意识形态与启蒙话语同构语境中探讨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时期传播的误读、策略与变异;第二章从意识流小说、反思小说、现代派小说与先锋小说中梳理出新时期先锋话语从增长到繁荣的演进轨迹;第三章从启蒙嬗变的视野考察先锋小说“寻找民族身份”、“重构历史叙事”及“个体存在困境的关怀”三个主题;第四章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参照论述先锋小中的精神真实、心理时间与生存空间三个叙事法则。由此，叶教授完成了他新意迭出先锋小说整体论，并最终以《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为书题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刊行。
需要指出的是，叶教授该著属于对先锋小说的本体论研究。首先，他将先锋小说视为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的自足体，侧重于对“其内部的自我生长机制”的探究。其次，无论是存在哲理的思考还是社会历史的考察，他都力求回到文本自身，从语言、形式及内容的细致分析中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论。这种本体论的先锋文学研究理路在之后先锋作家个案研究中依然被承续且发展着。其中的代表即是刊发在《文学评论》的两篇力作《言与象的魅惑——论韩少功小说中的语言哲学》（2010）、《形式的权力——评余华长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历史演变》（2015）。两文分别从小说自身的语言艺术与叙事结构出发，在形式与意义的缠绕中探求小说文本显现出的启蒙诉求与权力意味。
二
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传播不仅构成了先锋小说生成的逻辑起点，也从形式到观念全面更新着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八十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生长、繁荣的背景底色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教授将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转播接受研究从博士论文中的一章扩充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课题，并顺利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支持，最终以《“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为题裒以成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刊行。叶教授以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方法“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阐释和翻译等传播活动”，藉此还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大陆合法化进程。这项研究既缘起于先锋小说形成的背景，又着力于为“厘清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做出了有益尝试”[4]，因此，将其归于“考古”先锋系列之“发生学研究”也大略能讲得通。 这种对先锋小说所展开的“理论寻根”，并非正本清源地追问现代主义的精准内涵，而是在大量传播接受史料的梳理中彰显出西方现代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误读”背后隐含的复杂问题。通过策略性误读，异质的现代主义能够部分地与中国受众的期待视野相契合，这样它既获得能够被接受的基本条件，又能对接受者造成冲击与启发。由之，叶教授认为“误读”是现代主义文学能在中国大陆传播且为人们接受的必要策略与路径。引介者通过在政治、思想、美学、历史等诸层面进行实用主义的策略性解读，现代主义获得进入中国大陆的许可证，但同时也被加诸上现代性、启蒙话语、国家民族意识以及现实主义等与本身相悖的意义内涵。因此，本土化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方能不断渗入并刷新着人们的认知，“使新时期的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诸流派及其复杂性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获得了反思和推进我们文艺的外在的同时又是现代意义的参照，并在横向的比较中获得一种自觉地走向世界的气质和愿望”[5]。在了解之自觉中，从创作到批评，各方在新时期文学场域中不断地对话、论争甚至于批判，一种融合的、侧重自足性与文学性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才渐渐树立。在知识考古学式的考辨与梳理之外，叶教授还侧重对理论（“三个崛起”与“三只小风筝”）与创作（从“意识流”小说到“拟现代派”小说）接受个案扎实缜密的分析，呈现出围绕现代主义“误读”的文学力量博弈及最终导向先锋小说出现的内在逻辑。
在本课题接续的研究中，叶教授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新时期先锋作家作品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上，如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通过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影响深远的个案传播接受史研究，印证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文化旅行“如何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权力游戏”[6]，又是如何在被误读、被阐释中广泛传播的。之外，叶教授也特别关注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传播接受中是如何对“五四”资源进行追溯与借重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即是其中的代表性论文。
三
对先锋小说发生的溯源与转型的追踪是叶教授先锋本体论研究向前、后的两个必要拓展。叶教授在对先锋小说的国外资源进行考古学式发掘之后，也对80年代末以降先锋小说的发展、流变与分化有着持久地关注。由此，叶教授全面系统的先锋小说研究体系得以建构，我们对先锋小说的前世今生也有了更为立体的认知。其实，对先锋小说转型或续航的问题从九十年代末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陈思和、陈晓明、孟繁华、吴义勤、陶东风、谢有顺、吴俊等学者对此多有论及。诸人或从文学史格局定位，或从先锋作家群体演进，或从具体作家作品细察等视角做了很多建设性的探究。相较而言，叶教授对先锋的追踪有其独到之处：从形式到精神对先锋小说流变的主脉与复杂性进行梳理并藉此对当代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对单个先锋作家的创作生平追踪，作“资料翔实、史论结合”的传记式批评;通过对先锋作家们的“文学笔记”与新时期作家驻校制度的研究，探索当下“先锋作家批评”现象。
80年代大放异彩的先锋小说进入90年代已风光不再，不过其自身在变异中仍得承续，且其在叙事艺术与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也为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所广泛借鉴。叶教授对先锋小说的追踪往往始于形式的自觉，从富于价值意味的形式变迁中梳理出先锋的发展脉络。在叙事视角上，从小说全知全能的第一人称“我”到限制性叙事“我—你”的转向中，叶教授洞察出先锋作家的生存价值凭依从“自失哲学”转向“相遇哲学”;在叙事话语上，通过对80年代以降小说叙事理念与方式的考察，叶教授认为先锋小说存在着从启蒙叙事到新神话叙事再到世俗化叙事的整体演进，并形成一条连续的话语谱系;在叙事策略上，通过对小说“游移叙述”的“无事生非”与“闲中着色”功能的分離到融合之流变，叶教授发现其背后折射出的先锋话语嬗变历程;以时间叙事与语言哲学为切入点，叶教授还细致地辨析了先锋小说中“家国情怀”与“极地之思”两大思想主脉的沉浮与交融。之外，他还从先锋小说的巫术传奇与意象之魅在不同阶段的变迁佐证先锋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性道路上的思想流变”。正是在以上这些卓有成就的研究基础上，叶教授反思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因片面强调“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而带来的遮蔽与问题，并提出以“怀疑与否定精神”重写文学史的新途径。
史铁生是新时期最具先锋气质的作家之一。他的人生及作品中透露出的那种对自我存在的追问与宗教神性的诉求不仅开拓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深深地吸引着叶教授的瞩目。从启蒙视野中对其小说思想价值的审视到“无我之我”中探寻其宗教意识里的悖论，叶教授孜孜于其人其作的深入理解。而专著《史铁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则是叶教授这方面努力的集中呈现。该著是叶教授最具个人性情与气质的研究成果，是批评与创作遇合的一次致敬先锋之旅。诚如於可训先生所言，叶教授这部“深悟传主之道、深得传主之心”的评传，是“用体悟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方法”[7]，从传主的生活史、创作史与疾病史三条平行的线索来追踪其内在精神世界的知音之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先锋小说“延伸与转化”的重要体现之一的先锋作家批评也为叶教授所关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事与教学政策的革新，作家驻校现象凸显。这其中先锋作家格非、马原、余华、苏童、莫言等人都先后入驻高校。在高校生态中，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影响着作家们进行文学批评。先锋作家们通过“文学笔记”、创作谈等方式介入批评，一方面为重构当前学院派的文学批评话语格局提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些更具创作特质的批评，传递着作家自身创作经验，是其早年先锋小说创作的某种延伸与转化。叶教授正是从先锋作家批评的催生机制、批评特质、创作属性、复述艺术等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探讨作家们的“文学笔记”的独特价值。近日，叶教授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作家驻校制与文学教育的变革研究（1990—2020）”已中标获批。此项目正是先锋作家批评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笔者在文末特表祝贺，愿叶教授的文学批评在循循渐进中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新空间。
注 释
[1]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叶立文：《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4]叶立文：《“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封面。
[5]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24页。
[6]叶立文：《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新时期初中国大陆的传播》，《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
[7]叶立文：《史铁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