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以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机 构】
：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连116025;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辽宁大连11602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短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长期则表现为倒U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其他文献
中日两国税务绩效管理制度经历多年发展后,已经各自形成了“动态调整型”与“目标管理型”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模式,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国可适当借鉴日本国税厅实施绩效管理制度过程中的有益因素,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兼顾不同模式的优点,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实施绩效管理中所依据的有关制度办法的规范性层级;适度借鉴“目标—指标”体系设置的有益之处,明确各项税收工作的任务目标;完善第三方评价机制,在考核评价中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以期不断提高考核评价的客观性和专业化水平,更好地应用绩效管理工具保障我国税收事业的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是建立碳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碳市场建立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之间关联不大,但能够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因此,我国在碳市场发展初期应采取以自愿减排为主,强制减排为辅的减排方式,发挥重点行业在节能减排中的带动作用;在碳市场发展中期,减排市场应由政府引导转变为市场主导,逐渐过渡到以拍卖分配方式为主的、公平高效的市场化碳排放权分配制度;在碳市场发展成熟期,要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价格机制,构建完善的风险监管机制。
利用2009-2015年间中央企业巡视事件,采用渐进性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巡视监督对中央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巡视监督能够显著提升中央企业的投资效率,尤其能够抑制其投
以中国2011-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债务融资错配的纠错功能和机制.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通过减轻外部债务融资依赖和增加外部债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愈发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政府治理措施和生态环境污染对黄土高原地区各省的经济发展均具有较大影响,三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了依靠环境污染增加而增加的拐点。在生态环境污染中,工业固体废弃物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在政府治理措施中,造林面积和地方耕地占用税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政府治理措施和生态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为了扭转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伴随税收法定原则的逐步落实,《税法通则》的制定被提上日程,税务司法体系改革成为了研究热点,税务警察制度的引进再获广泛关注。税务警察制度同时赋予了税务机关侦查权与警察权,立足于调制现状,我国目前并无成立税务警察之必要。但由于侦查涉税犯罪中税务机关初查手段的缺乏,侦查机关侦查涉税犯罪专业知识的不足,以及涉税刑事审判中税务机关对征税权的滥用,确有赋予税务机关侦查权之必要。作为经济法上的宏观调控主体,税务机关享有征税权,税务机关的侦查权系维护征税权运行的准司法权。通过以征税权为核心构建税务机关侦查权的具体手段,可
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独立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产业政策的代表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制定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出台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前目录阶段、目录阶段、清单阶段三个时期,未来将实现由《目录》到《清单》的演进。《目录》与《清单》在功能定位、内涵外延、作用领域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特别是禁止投资产业政策在设立和效力、与环境保护政策的竞合等
FDI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其溢出效应的发挥是通过企业进行创新经费投入或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实现的.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在行业内的效应非常明显,
近年来,收缩型城市给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规划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城市收缩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中部以及川渝地区,且存在明显的地域相关性,表现在人口、经济和空间等多个方面,具有人口收缩与经济收缩并存、人口减少伴随城市空间扩张的资源错配、城市群沿线及周边城市出现收缩现象等特征。城市收缩既受到经济全球化、政府主导的区域政策、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自身发展阶段、城市类型、社会经济基础与产业变迁、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未来城市的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积极适应后
由于我国金融产业仍处于人工智能政策介入初期,与金融产业相关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实施对我国金融产业效率起到了阻碍作用,政策悖论效应显著。这是因为金融产业面临人工智能政策自身属性制约、政策作用周期局限、政府或产业部门监管漏洞、人工智能技术瓶颈、布局领域对技术排斥、市场需求与新型产品或服务不对称等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最终致使在短期内人工智能政策的实施阻碍了我国金融产业效率的提升。因此,我国应加强对金融企业AI技术的研发和引导;完善金融产业技术政策,强化政策实施与监管力度;打造政府—金融业—市场三位一体发展格局;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