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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新灵魂、新传统的流亡者和边缘人，以独立的姿态和不可让渡的原则“对权势说真话”，“如果你的眼睛盯着主子，就只是一个门徒或追随者,或者看门犬”。
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成为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的校长，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语）。
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他曾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解放初，他应周恩来之邀北上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热烈地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马寅初曾积极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
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不盲从，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怎样理解，怎样把握？我们以人口问题为轴线，聚焦马老的经历、抉择、遭遇，尝试解析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遭受挤压和冲撞的心灵史。
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将《新人口论》重置于人口学发展的时间线上，读者可以看到，自马尔萨斯被马克思批判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的选择。
时移事迁，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未来中国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的社会。
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判断，逆流发声，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和马寅初一样，同样面临着被误解、被忽视、被指责的命运，所幸的是，在人口问题上，因言获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鼓励认真的学术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中央，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
正如顾宝昌教授所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
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先生诚恳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父亲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这个特殊家庭的成长故事。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议论他的祖父，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提到马寅初先生时，总是特别渴望能够为历史摁下一个倒退键——如果决策者能在建国之初听取马寅初等人口学者的建议，适当控制人口，或许我们不必经历长达30年的“一胎制”，不会出现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
马寅初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风标，成为北大校史上与蔡元培齐名的校长，正是缘于他在万马齐喑的年代敢怒敢言敢坚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语）。
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学者，他曾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解放初，他应周恩来之邀北上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热烈地拥抱社会甚至拥抱政治，几乎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马寅初曾积极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1951年暑假，他所主持的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教界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
然而，1958年之后，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为什么身居高位的他能在政治运动中不迷失，不盲从，坚守住自己的学术底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怎样理解，怎样把握？我们以人口问题为轴线，聚焦马老的经历、抉择、遭遇，尝试解析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遭受挤压和冲撞的心灵史。
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将《新人口论》重置于人口学发展的时间线上，读者可以看到，自马尔萨斯被马克思批判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判断，而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立场的选择。
时移事迁，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推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人口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未来中国将处于一个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老龄化的社会。
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调研和判断，逆流发声，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他们和马寅初一样，同样面临着被误解、被忽视、被指责的命运，所幸的是，在人口问题上，因言获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将面临一系列完全陌生的人口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鼓励认真的学术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宝昌先生和多位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于2004年、2009年两度联名上书中央，主张“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
正如顾宝昌教授所言，“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
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先生诚恳地与我们分享了他父亲马本初以及他本人在这个特殊家庭的成长故事。他时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议论他的祖父，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人们提到马寅初先生时，总是特别渴望能够为历史摁下一个倒退键——如果决策者能在建国之初听取马寅初等人口学者的建议，适当控制人口，或许我们不必经历长达30年的“一胎制”，不会出现那么脆弱的421家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