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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十八大顺利结束之后，人们对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充满期待，希望出现一番新气象。有不少论者开始憧憬着“新时代”或“新政”的到来。客观而言，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短期内看到一个一揽子的方案并不现实。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最近的一些公开言论，的确给了人们充满信心的理由。
此时此刻，对于“权为民所赋”的各级执政者而言，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大干快上”，而是对于执政理念温润但有力的伸张。古人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说的“知止”，说的是人的私恶心。具体到现在的情境，“知止”应当是指克服权力的私恶心，回归到执政力量的真正源头—人身上，即十八大报告说的“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功夫用足了，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前面保持定力，找准发展和改革的定位。
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列入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列，实际上就是要求执政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重大转变的话，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就是第二次重大转变。我们常说过去的经济增长是见物不见人的，就是说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等没有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与权力的单向度的强力运作相伴随的，不只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有为政府”的体制优势，也有权力私恶心的滋长。
就以最近引人关注的“进京探子被劳教”事件为例。《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记者的报道引用专家的话，直言不讳地指出，劳教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口袋罪”，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什么人都可以往里面装。“可以说，有关部门认为谁破坏社会安定、谁是不稳定分子，谁就有可能被劳教。而信访人员尤其是持续不断的上访人员被装进这个口袋的几率非常高。”由此可见，在权力的私恶心作祟之下，维稳有时候竟然变成了掩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的手段，并且给人留下了破坏母子团聚之伦理的恶感。过度的市场化会毁坏社会资本，摧毁社会伦理，权力的私恶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在一些地方的发展中，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的进度和投资往往能获得优先的保证，相较之下，与弱势群体相关、与普通民众身边利益相关的民生项目则往往被挤到一边去。政府工作主要精力和资源用在所谓重点项目上，固然与少数利益群体强大的游说能力有关系，也与权力并不把民瘼放在心上密不可分。
更有甚者，打着为群众的幌子，行圈占利益之实。比如，《经济参考报》最近报道，湖南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华天酒店以建设群众体育绿地公园、温泉住宅的名义，违规建设两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以及约800栋独栋别墅。镇、县、市、省四级相关执法部门官员纷纷替其开脱，宁乡县国土局局长更是称：“这个项目是领导定的，我们也没办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曾经提到，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不少腐败分子正是这种决策模式下私恶心膨胀的产物。
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以罔顾人的权利、漠视民生疾苦、蔑视国法党纪而积累的财富，都是有“原罪”的，结出的都将是撕裂社会的恶果。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如果再以异化的维稳手段进行掩盖，更是制造了新的罪恶。社会的怨气不断郁结，戾气不断滋长，反过来又加重了权力和资本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会形成难以解开的死结。难以想象，一个伟大国家的崛起会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这样的现实不改变，任何人为构思的宏大的伟业，终将是建筑在泥沙上的危楼。
习近平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表示要下大力气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深得社会各界之心。事实也证明，以官本位为底色的官僚主义越是横行，人的尊严、权利等也越是受到伤害。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正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天敌。
此时此刻，对于“权为民所赋”的各级执政者而言，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大干快上”，而是对于执政理念温润但有力的伸张。古人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说的“知止”，说的是人的私恶心。具体到现在的情境，“知止”应当是指克服权力的私恶心，回归到执政力量的真正源头—人身上，即十八大报告说的“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功夫用足了，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前面保持定力，找准发展和改革的定位。
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列入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列，实际上就是要求执政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重大转变的话，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就是第二次重大转变。我们常说过去的经济增长是见物不见人的，就是说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等没有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与权力的单向度的强力运作相伴随的，不只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有为政府”的体制优势，也有权力私恶心的滋长。
就以最近引人关注的“进京探子被劳教”事件为例。《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记者的报道引用专家的话，直言不讳地指出，劳教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口袋罪”，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什么人都可以往里面装。“可以说，有关部门认为谁破坏社会安定、谁是不稳定分子，谁就有可能被劳教。而信访人员尤其是持续不断的上访人员被装进这个口袋的几率非常高。”由此可见，在权力的私恶心作祟之下，维稳有时候竟然变成了掩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的手段，并且给人留下了破坏母子团聚之伦理的恶感。过度的市场化会毁坏社会资本，摧毁社会伦理，权力的私恶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在一些地方的发展中，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的进度和投资往往能获得优先的保证，相较之下，与弱势群体相关、与普通民众身边利益相关的民生项目则往往被挤到一边去。政府工作主要精力和资源用在所谓重点项目上，固然与少数利益群体强大的游说能力有关系，也与权力并不把民瘼放在心上密不可分。
更有甚者，打着为群众的幌子，行圈占利益之实。比如，《经济参考报》最近报道，湖南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华天酒店以建设群众体育绿地公园、温泉住宅的名义，违规建设两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以及约800栋独栋别墅。镇、县、市、省四级相关执法部门官员纷纷替其开脱，宁乡县国土局局长更是称：“这个项目是领导定的，我们也没办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在《论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一文中曾经提到，有关调研材料表明，在一些地方，由个别人拍板定案几乎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决策规定。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唯上论”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围绕领导批示开展决策，围绕“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开展决策，其中个别人决策的作用占了很大比例，有的地方或部门个人决策的比例大约占了50%～70%左右。不少腐败分子正是这种决策模式下私恶心膨胀的产物。
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以罔顾人的权利、漠视民生疾苦、蔑视国法党纪而积累的财富，都是有“原罪”的，结出的都将是撕裂社会的恶果。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如果再以异化的维稳手段进行掩盖，更是制造了新的罪恶。社会的怨气不断郁结，戾气不断滋长，反过来又加重了权力和资本的不安全感，整个社会就会形成难以解开的死结。难以想象，一个伟大国家的崛起会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这样的现实不改变，任何人为构思的宏大的伟业，终将是建筑在泥沙上的危楼。
习近平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表示要下大力气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深得社会各界之心。事实也证明，以官本位为底色的官僚主义越是横行，人的尊严、权利等也越是受到伤害。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正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