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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首要治理目标。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贫困标准估算，截至2015年底，全球贫困人口近7.36亿，贫困发生率为1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发生率则高达40%以上，且贫困人口总数不断增加，达到4.13亿人，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
在全球贫困治理中，中国减贫成就突出，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超过8.5亿，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1。2020年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无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中国探索走一条符合国情的扶贫开发之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2。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知识分享是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全球减贫治理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这也是长期以来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减贫领域的知识分享和知识援助对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能力有着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到，“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我同许多国家领导人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见面时，他们都肯定中国减贫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除上述国际需求外，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软实力的内在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斗争结束，人员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不断增加，知识分享逐渐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减贫是中国发展经验中最为辉煌的实践，在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理念下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是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与中国波澜壮阔的减贫实践和前所未有的减贫成就相比，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宣介远远落后。在知识供给方面，中国减贫理论体系远远落后于实践，对于可借鉴性内容提炼不足，缺少微观叙事，导致难以与国际话语体系对接，接受度较低。在传播方式方面，以官方主导、政治场合为主的传播不利于展示中国减贫的多个面向。为此，讲好中国减贫故事，加强贫困治理知识的国际化分享，需要从内容、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等多管齊下。
一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避免对中国经验的绝对化。
在知识分享时，应当秉持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理念，认识到全球减贫治理并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时，要避免将中国经验绝对化，认为中国经验是唯一有效的减贫方式和路径。
在国际场合讲好中国减贫经验的逻辑，应当是首先说明条件和问题，然后提出应对经验，即“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采取了这样的解决方式”。明确政策实施条件和政策目标是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的必要条件，不顾具体国情和适用条件就盲目提供解决方案，不仅可能导致政策无效，甚至可能引发负面影响。例如，在推广中国减贫经验时，首先要说明的问题便是中国减贫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普遍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起点，如横向对比，这一起点实际并不算低。197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为637斤，人均寿命已达67岁，文盲率仅为22%。相比之下，2018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人均寿命仅为61.2岁，成年人文盲率高达34.4%3。试想，如果简单地将中国发展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直接复制到非洲地区，其成功的概率可能难有保障。
除上述国情因素外，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要求我们不能将中国经验绝对化。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为贫困人口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契机，是20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此时恰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因此承接了大量产业并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工作机会。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趋势，已不再单纯由劳动力成本决定，更多产业转而选择“机器替人”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非洲地区来说，简单沿用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来摆脱贫困，在这一背景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中国减贫经验是中国在特定时期、特定约束下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最优选择，中国减贫经验从来不是教条。将中国减贫经验绝对化，并不是对中国减贫经验的拔高，反而是忽略了中国减贫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实践精髓。承认中国减贫经验有适用条件，并不会妨碍各国平等、坦诚的沟通，反而恰恰是对中国经验的正确理解和有效分享。
二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寻找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
在讲述中国减贫经验时，必须承认治理规模、组织体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些制度涉及到客观条件、国家合法性等根本问题，难以被直接借鉴。但是，以“特殊制度”为落脚点的制度不可被学习，并不意味着中国经验不具有借鉴性。只有拨开“特殊”的迷雾，才有助于更好地寻找中国减贫经验的“普遍”规律;找准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才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关键。
美国密歇根大学洪源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中，很好地诠释了如何从“特殊”到“一般”，对中国的减贫经验进行有效归纳。例如，中国利用“人情社会”特征、招商引资策略甚至是官员激励制度等方式建立市场、发展经济，而由于国情差异，这些具体做法很难简单地推广和移植到他国。但作者并未停留于中国的特殊性，而是透过表象挖掘出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在于不拘泥于宏观理论框架、而是充分发挥“有什么用什么”的实践精神，并以尼日利亚电影产业的发展作为例子证明了这一发展经验的可借鉴性。可见，在贫困治理领域，各国之间需要互学互鉴的并非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方案背后的政策逻辑，是寻找解决贫困问题对策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过程。 三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在国际传播方式上注意做到内外有别、以小见大。
现阶段中国减贫经验的对外叙述方式仍主要停留在对国内传播话语的简单翻译上，从政治制度、体制优势、政策设计等宏观视角讲述中国减贫经验，重经验而轻故事。不可否认，这些因素的确有效改善了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国内受众来说比较熟悉，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论述方式。但在国际场合，面对有巨大文化背景、制度背景差异的受众，单刀直入地罗列文化、制度等宏观因素对中国减贫的重要贡献，往往难以获得国际受众的理解，甚至引发其抵触心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
想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讲述中国经验，就需要“讲好故事”——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是一种可行的讲述方式。虽然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人类仍有着共同的情感体验，而这些共性则可以成为国际场合开展经验宣介的切入点，从普通人、普通家庭切入，呈现一个个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如何逐步改善，一个个贫困家庭如何获得工作机会，一个个基层扶贫干部如何因地制宜落实扶贫政策，一个个大山深处的村落如何历经坎坷与奋斗、最终摆脱亘古不变的贫困。中国减贫经验的确需要宏观、整体的解读与分析，但更需要将上述经验融入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鲜活故事，從人性相通之处入手，阐释出有血有肉、深入人心的中国减贫经验。
四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善用多主体讲述、多渠道传播。
讲好中国减贫经验的主体不仅限于政府，还应当将智库、学者、媒体等非官方主体纳入其中，多视角讲述中国减贫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和各条战线都要讲。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故事的听众有巨大的地域和层次差异。面对差异化的对象，就要突出不同传播者的优势，善于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分类引导，开展多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各类非官方主体的交流是对政府宣介的有益补充：一是非官方的交流往往更加深入，可以为官方讲述补充描摹减贫经验的细节，有助于提高中国减贫故事的生动性;二是讲述主体的类型越丰富、交流频次越高，越可以增强中国减贫经验的可信度，有助于提高中国减贫故事的接受度;三是智库、学者等主体的对外交流，往往是与特定的知识产品需求方就其具体问题而展开，因此可就具体问题或领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中国减贫经验。
减贫知识分享的另一个要素是渠道和平台。在新媒体时代，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渠道大为扩展，为中国故事创造了多样化载体，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提供了良好机遇。面对西方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对中国经验的抵触，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但社交媒体等发声相对自由，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平台。同时，新媒体也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形式，在文字之外，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有助于生动具体地展示中国减贫的成就和具体经验。不同讲述主体可以充分利用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以及联合研究等平台发声，结合具体议题讲述中国减贫经验，有助于提高中国减贫经验的传播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经验总结研究处，本文得到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资助
在全球贫困治理中，中国减贫成就突出，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超过8.5亿，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1。2020年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无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中国探索走一条符合国情的扶贫开发之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经验”2。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知识分享是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全球减贫治理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投入，这也是长期以来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减贫领域的知识分享和知识援助对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能力有着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到，“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我同许多国家领导人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见面时，他们都肯定中国减贫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除上述国际需求外，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软实力的内在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冷战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斗争结束，人员和资本的全球流动不断增加，知识分享逐渐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减贫是中国发展经验中最为辉煌的实践，在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理念下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是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与中国波澜壮阔的减贫实践和前所未有的减贫成就相比，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宣介远远落后。在知识供给方面，中国减贫理论体系远远落后于实践，对于可借鉴性内容提炼不足，缺少微观叙事，导致难以与国际话语体系对接，接受度较低。在传播方式方面，以官方主导、政治场合为主的传播不利于展示中国减贫的多个面向。为此，讲好中国减贫故事，加强贫困治理知识的国际化分享，需要从内容、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等多管齊下。
一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避免对中国经验的绝对化。
在知识分享时，应当秉持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理念，认识到全球减贫治理并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时，要避免将中国经验绝对化，认为中国经验是唯一有效的减贫方式和路径。
在国际场合讲好中国减贫经验的逻辑，应当是首先说明条件和问题，然后提出应对经验，即“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采取了这样的解决方式”。明确政策实施条件和政策目标是提供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的必要条件，不顾具体国情和适用条件就盲目提供解决方案，不仅可能导致政策无效，甚至可能引发负面影响。例如，在推广中国减贫经验时，首先要说明的问题便是中国减贫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普遍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起点，如横向对比，这一起点实际并不算低。1978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为637斤，人均寿命已达67岁，文盲率仅为22%。相比之下，2018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人均寿命仅为61.2岁，成年人文盲率高达34.4%3。试想，如果简单地将中国发展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直接复制到非洲地区，其成功的概率可能难有保障。
除上述国情因素外，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要求我们不能将中国经验绝对化。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为贫困人口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契机，是20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此时恰逢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因此承接了大量产业并创造了难以计数的工作机会。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趋势，已不再单纯由劳动力成本决定，更多产业转而选择“机器替人”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非洲地区来说，简单沿用中国的产业发展政策来摆脱贫困，在这一背景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中国减贫经验是中国在特定时期、特定约束下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最优选择，中国减贫经验从来不是教条。将中国减贫经验绝对化，并不是对中国减贫经验的拔高，反而是忽略了中国减贫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实践精髓。承认中国减贫经验有适用条件，并不会妨碍各国平等、坦诚的沟通，反而恰恰是对中国经验的正确理解和有效分享。
二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寻找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
在讲述中国减贫经验时，必须承认治理规模、组织体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这些制度涉及到客观条件、国家合法性等根本问题，难以被直接借鉴。但是，以“特殊制度”为落脚点的制度不可被学习，并不意味着中国经验不具有借鉴性。只有拨开“特殊”的迷雾，才有助于更好地寻找中国减贫经验的“普遍”规律;找准中国经验的可借鉴性，才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关键。
美国密歇根大学洪源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中，很好地诠释了如何从“特殊”到“一般”，对中国的减贫经验进行有效归纳。例如，中国利用“人情社会”特征、招商引资策略甚至是官员激励制度等方式建立市场、发展经济，而由于国情差异，这些具体做法很难简单地推广和移植到他国。但作者并未停留于中国的特殊性，而是透过表象挖掘出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在于不拘泥于宏观理论框架、而是充分发挥“有什么用什么”的实践精神，并以尼日利亚电影产业的发展作为例子证明了这一发展经验的可借鉴性。可见，在贫困治理领域，各国之间需要互学互鉴的并非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方案背后的政策逻辑，是寻找解决贫困问题对策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过程。 三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在国际传播方式上注意做到内外有别、以小见大。
现阶段中国减贫经验的对外叙述方式仍主要停留在对国内传播话语的简单翻译上，从政治制度、体制优势、政策设计等宏观视角讲述中国减贫经验，重经验而轻故事。不可否认，这些因素的确有效改善了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国内受众来说比较熟悉，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论述方式。但在国际场合，面对有巨大文化背景、制度背景差异的受众，单刀直入地罗列文化、制度等宏观因素对中国减贫的重要贡献，往往难以获得国际受众的理解，甚至引发其抵触心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
想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讲述中国经验，就需要“讲好故事”——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是一种可行的讲述方式。虽然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但人类仍有着共同的情感体验，而这些共性则可以成为国际场合开展经验宣介的切入点，从普通人、普通家庭切入，呈现一个个贫困儿童受教育条件如何逐步改善，一个个贫困家庭如何获得工作机会，一个个基层扶贫干部如何因地制宜落实扶贫政策，一个个大山深处的村落如何历经坎坷与奋斗、最终摆脱亘古不变的贫困。中国减贫经验的确需要宏观、整体的解读与分析，但更需要将上述经验融入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鲜活故事，從人性相通之处入手，阐释出有血有肉、深入人心的中国减贫经验。
四是讲好中国减贫故事，要善用多主体讲述、多渠道传播。
讲好中国减贫经验的主体不仅限于政府，还应当将智库、学者、媒体等非官方主体纳入其中，多视角讲述中国减贫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和各条战线都要讲。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故事的听众有巨大的地域和层次差异。面对差异化的对象，就要突出不同传播者的优势，善于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分类引导，开展多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各类非官方主体的交流是对政府宣介的有益补充：一是非官方的交流往往更加深入，可以为官方讲述补充描摹减贫经验的细节，有助于提高中国减贫故事的生动性;二是讲述主体的类型越丰富、交流频次越高，越可以增强中国减贫经验的可信度，有助于提高中国减贫故事的接受度;三是智库、学者等主体的对外交流，往往是与特定的知识产品需求方就其具体问题而展开，因此可就具体问题或领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中国减贫经验。
减贫知识分享的另一个要素是渠道和平台。在新媒体时代，讲好中国减贫故事的渠道大为扩展，为中国故事创造了多样化载体，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提供了良好机遇。面对西方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对中国经验的抵触，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但社交媒体等发声相对自由，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平台。同时，新媒体也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形式，在文字之外，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有助于生动具体地展示中国减贫的成就和具体经验。不同讲述主体可以充分利用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以及联合研究等平台发声，结合具体议题讲述中国减贫经验，有助于提高中国减贫经验的传播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经验总结研究处，本文得到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