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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史，不是讲故事。一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讲史不只是总结统治经验，更是教育后代、传授历史知识。也正因为如此，先生说过，“讲史，是‘炼狱’，更是责任。”对一般人而言，由研究清史、满学及北京史，转向通俗讲史，就像由一条河道转向另一条河道。但是，细细品味，先生的学术功力和讲史的水平，在讲坛现场，在这本《读史阅世五十年》中，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乃至尽显名家风范。
作为一部讲授史学的著作，《读史阅世五十年》的亮点不少。我以为，先生不是简单的讲述历史，而是教人读书修身，教人以史为鉴，教人正确地传承历史。品读先生的《读史阅世五十年》，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在其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积累起来的。如，书中不少貌似不起眼的章节，或引述的小典故，实际上都是先生从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献典籍中萃取而来，而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拾取而得来的。尽管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事实上又有着有机的联系。从作品内容看，深入浅出，融古今于一体，既讲历史，也讲现实，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仔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书中的各章节，虽然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著还要丰润饱满。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解答历史之谜。先生所讲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以《北京：“平西府”是吴三桂的王府吗》为例，为搞清楚“平西府”到底是谁的府邸，先生到昌平郑各庄，“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查阅有关资料，连查三天，毫无结果。”于是求助同行友人，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和周苏琴研究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副馆长和吴元丰研究员等朋友帮助查找，毫无结果。汉文资料不足，就查满文档案。“从已经整理的清宫建筑满文档案，从数字化库查找，还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求证陷入了死胡同。“情急之下 ”，注意，是“情急之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研究历史还有情急情缓”之说。先生想到去台湾查找相关满文资料。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档案，约四十万件。这不是大海捞针？又该从何入手？“我（阎崇年，下同，笔者注）分析，城墙、护城河等都同皇家有关，要从清内务府档案入手；既然汉文档案没有，就从清内务府满文档案入手。我确定要查询的满文档案范围，与那里的专家冯明珠副院长、庄吉发教授，以及陈龙贵、吕玉女、许玉纯等友人交流、沟通，请求他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台之际，收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小礼物”——《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复印件。这份满文奏折，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兴建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工程的数据。
档案为证，先生依然认为“孤证难立。这么一份奏折，就能断定康熙行宫、王府就在郑各庄吗？这座王府是康熙哪位瓦格纳子的府第呢？”先生探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先生认为，“郑各庄康熙行宫、王府工程，既有竣工满文档案，也应有开工满文档案。竣工满文档案收藏在内务府，开工满文档案也应在内务府。这份满文档案既然没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应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来容易，找到却难。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有相当一批档案，尚未尘封，未及整理……”查找这些资料，岂不犹如大海捞针？心善意诚，终有回报。“经馆长邹爱莲、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满文专家郭美兰登领导和专家共同努力，费劲心思，耐心查找，在尘封多年的满文档案包袱里，终于找到了郑各庄清康熙行宫、王府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这是一份为呈奏工程样式的文字说明，还有康熙帝的朱批谕旨。
双壁联珠，双档合璧。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满文、汉文资料，已足以证明：康熙帝晚年在京北兴建了行宫和王府。“这座康熙行宫和王府是否就在昌平郑各庄呢？满文档案中所说的郑家庄行宫和王府就是今天的昌平郑各庄吗？”先生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既是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先生讲史的一大特色。人文历史诸多新观点、新看法以及有益的感悟思考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人物活动是历史的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和旗帜，了解了他们，也就把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在“戏说”充斥荧屏之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最为强烈，先生通过不断设置悬念等方法来“正说”历史，自然吸纳了人们的目光。
古人云：“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先生认为，“历史不能够乱编，乱编不是史，而是艺术作品，是故事。”“史”不可以演义，它要求讲史的人要有“史德”，即“著书者端正之心术”，这也是一种高尚的心智修养。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和《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无情鞭笞。梁启超也认为史德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讲坛”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但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李大钊认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之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胡适先生提出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比如对袁崇焕的认识，以及对袁崇焕功过是非的争论，从明清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认为，袁崇焕是“吹出来的民族英雄”。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说，“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这种从人性善恶、品行高下来论证人物的做法迎合了大众的历史审美情趣，而我们传承历史却要从多元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即，需要运用多元的史观来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一如先生所言，“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性格的局限性……”但是，瑕不掩瑜，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任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胜利与悲哀，了解了先贤，景仰了英雄，传达了一种情感，用情把原本干枯的历史荒漠变成一条流淌着鲜活情愫的历史长河。
《读史阅世五十年》延续了以往作品的学术水准，营造出了“历史、正说、正能量”的氛围，这在戏说历史蔚然成风的当下显得特别难能可贵。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首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其次，作品的历史感非常强，在一些细节上非常精彩。对于这样高品质的作品，没有历史修养的准备、文化知识的储备以及审美情趣的提炼无法欣赏。我非常欣赏这部书里面所透视出来的历史智慧、历史哲学。在这部书中，先生将历史上重要的人物、重要事件，以及治国修身、历史镜鉴等等，分列为若干平铺开的题目，构成一个看似无梯次、无重点的大框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一个个独立的历史讲谈录，合则为一部断代史。没有篇、章、节等繁芜的层次，使讲谈更通俗易懂。
作为一部讲授史学的著作，《读史阅世五十年》的亮点不少。我以为，先生不是简单的讲述历史，而是教人读书修身，教人以史为鉴，教人正确地传承历史。品读先生的《读史阅世五十年》，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就是在其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积累起来的。如，书中不少貌似不起眼的章节，或引述的小典故，实际上都是先生从几十万、几百万字的文献典籍中萃取而来，而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拾取而得来的。尽管全书各个部分自成一体，但事实上又有着有机的联系。从作品内容看，深入浅出，融古今于一体，既讲历史，也讲现实，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仔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书中的各章节，虽然都比较简约，但其内涵比许多长篇巨著还要丰润饱满。
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解答历史之谜。先生所讲的、所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以《北京：“平西府”是吴三桂的王府吗》为例，为搞清楚“平西府”到底是谁的府邸，先生到昌平郑各庄，“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查阅有关资料，连查三天，毫无结果。”于是求助同行友人，请故宫博物院晋宏逵副院长和周苏琴研究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秦国经副馆长和吴元丰研究员等朋友帮助查找，毫无结果。汉文资料不足，就查满文档案。“从已经整理的清宫建筑满文档案，从数字化库查找，还是找不到蛛丝马迹。”
求证陷入了死胡同。“情急之下 ”，注意，是“情急之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研究历史还有情急情缓”之说。先生想到去台湾查找相关满文资料。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宫档案，约四十万件。这不是大海捞针？又该从何入手？“我（阎崇年，下同，笔者注）分析，城墙、护城河等都同皇家有关，要从清内务府档案入手；既然汉文档案没有，就从清内务府满文档案入手。我确定要查询的满文档案范围，与那里的专家冯明珠副院长、庄吉发教授，以及陈龙贵、吕玉女、许玉纯等友人交流、沟通，请求他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离台之际，收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小礼物”——《奏报郑家庄行宫工程用银数折》复印件。这份满文奏折，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兴建郑各庄行宫、王府、城池工程的数据。
档案为证，先生依然认为“孤证难立。这么一份奏折，就能断定康熙行宫、王府就在郑各庄吗？这座王府是康熙哪位瓦格纳子的府第呢？”先生探寻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先生认为，“郑各庄康熙行宫、王府工程，既有竣工满文档案，也应有开工满文档案。竣工满文档案收藏在内务府，开工满文档案也应在内务府。这份满文档案既然没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就应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来容易，找到却难。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有相当一批档案，尚未尘封，未及整理……”查找这些资料，岂不犹如大海捞针？心善意诚，终有回报。“经馆长邹爱莲、满文部主任吴元丰、满文专家郭美兰登领导和专家共同努力，费劲心思，耐心查找，在尘封多年的满文档案包袱里，终于找到了郑各庄清康熙行宫、王府工程开工的满文档案。”这是一份为呈奏工程样式的文字说明，还有康熙帝的朱批谕旨。
双壁联珠，双档合璧。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满文、汉文资料，已足以证明：康熙帝晚年在京北兴建了行宫和王府。“这座康熙行宫和王府是否就在昌平郑各庄呢？满文档案中所说的郑家庄行宫和王府就是今天的昌平郑各庄吗？”先生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这既是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也是先生讲史的一大特色。人文历史诸多新观点、新看法以及有益的感悟思考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现象纷繁复杂，人物活动是历史的核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无数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代表和旗帜，了解了他们，也就把握了那个特定时代的脉搏。在“戏说”充斥荧屏之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最为强烈，先生通过不断设置悬念等方法来“正说”历史，自然吸纳了人们的目光。
古人云：“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先生认为，“历史不能够乱编，乱编不是史，而是艺术作品，是故事。”“史”不可以演义，它要求讲史的人要有“史德”，即“著书者端正之心术”，这也是一种高尚的心智修养。汉朝班彪、班固父子表彰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之实录”。唐朝刘知几在《史通》中有《直书》和《曲笔》专篇，对直书予以表彰，对曲笔无情鞭笞。梁启超也认为史德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史学家毛佩琦先生认为，“讲坛”是一个各显其能、见仁见智的地方，但主讲人最恒久的魅力却是高尚的学术品位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李大钊认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之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胡适先生提出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比如对袁崇焕的认识，以及对袁崇焕功过是非的争论，从明清一直延续至今。有学者认为，袁崇焕是“吹出来的民族英雄”。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说，“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这种从人性善恶、品行高下来论证人物的做法迎合了大众的历史审美情趣，而我们传承历史却要从多元角度评价历史人物，即，需要运用多元的史观来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一如先生所言，“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和性格的局限性……”但是，瑕不掩瑜，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任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胜利与悲哀，了解了先贤，景仰了英雄，传达了一种情感，用情把原本干枯的历史荒漠变成一条流淌着鲜活情愫的历史长河。
《读史阅世五十年》延续了以往作品的学术水准，营造出了“历史、正说、正能量”的氛围，这在戏说历史蔚然成风的当下显得特别难能可贵。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首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其次，作品的历史感非常强，在一些细节上非常精彩。对于这样高品质的作品，没有历史修养的准备、文化知识的储备以及审美情趣的提炼无法欣赏。我非常欣赏这部书里面所透视出来的历史智慧、历史哲学。在这部书中，先生将历史上重要的人物、重要事件，以及治国修身、历史镜鉴等等，分列为若干平铺开的题目，构成一个看似无梯次、无重点的大框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一个个独立的历史讲谈录，合则为一部断代史。没有篇、章、节等繁芜的层次，使讲谈更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