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市场自有内生驱动10月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宏观调控又到微妙时刻。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增幅双双下滑，通胀之忧暂时得以缓解。与此同时，出口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房地产投资、钢铁需求量等数据的相对“疲软”，让人对增长放缓的担忧再起。与此相对应，预判乃至呼吁放宽宏调之声亦渐次响亮，决策层似乎又到了拿捏踩刹车与踩油门艺术的两难时刻。
若论“治大国如烹小鲜”，宏观调控则不宜频频更张。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宏调有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动态化的趋势，而这并不意味着调控技艺之娴熟，反而凸显了我们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面对市场自发规律的力不从心。尤其是这种对增长速度的“斤斤计较”，很容易让我们忽视那些真正推动增长的关键因素。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考虑到种种结构性内生动力，中国无需担忧增长速度问题：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身处工业化、城市化高速进程中，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继续占有有利位置，全社会关于发展有高度共识，等等。
凡此种种，足以保证中国在较长时段内享有令世人“艳羡”的高速增长。“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表现已证明了这一点：原来确定年均GDP增速为7.5％，最终实现的增速为11.2％，大大超出预定目标。
为给各级政府“GDP崇拜”降温，并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预留足够空间，“十二五”规划主动下调目标，确定年均GDP增长目标为7％。以此为基准，考虑到经济运行必然存在的周期性起伏，有些年份增长率低于7％亦属正常。
而现实的情形却是，7％成为必不能破的铁底，8％乃至9％才是心照不宣的基准线。动辄见诸媒体的“保八”之说，更强化了人们这种心理预期。由此，在经历了价格双轨制之后，我们迎来GDP目标的双轨制。
细看此番经济增速些微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靠天量流动性释放推高的增长不可持续。如今增速回落，应视为幸事，应争取实现所谓“软着陆”，这正是强力刺激政策顺势退出、市场自有功能逐步恢复的好时机，何以反被引以为忧？
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风吹草动如此谨慎恐惧？一个容易达成共识的标准答案是，增长关乎就业，进而关乎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综观历史，相较于低增长，宏观经济在大热大冷之间的剧烈起伏，对就业形势为害更巨：经济过热时造就的高就业率与高薪酬水平，在经济“硬着陆”时会变得难以收拾。
就中国情形而言，经济趋冷很少因为市场自身信心不足，而往往是因为经济大热之后政府“重手”调控。而经济大热的推手，往往始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开局之年，以及各级政府换届之后的投资飙升。
因此，在呼吁公众增加对通胀容忍度的同时，更应吁请各级政府提升对稳速增长的容忍度，克制自己主动出手“翻云覆雨”的冲动，从而减少因政策大进大出而导致的经济大热大冷，大起大落。
如果不再汲汲于助推增长，换个角度看问题则不难发现，硬币的另一面即是如何为增长减负或清障。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经验早已给出了清晰的答案：通过种种结构性改革提升制度供给能力，从而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而潜力之源在于市场。
跳出中国看全球，此次欧美经济遇困也再次表明，决定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更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因素，因此在诸如产业竞争力缺失、福利水平超越生产率、赤字财政难以为继、教育投资不足、基础设施有待更新等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靠旨在熨平经济周期的操控流动性松紧的技术性举措，根本无助于扭转相关经济体的增长颓势，反而容易导致其陷入滞胀的泥淖。
中国的情形亦复如是。今年温州的金融乱象表明，民营经济陷入困境不完全因为流动性偏紧，而更主要是因“国进民退”等制度性壁垒导致民间投资领域匮乏，进而导致民营资本去产业化，并在逐利本性驱动下直逼金融灰色区域。在此背景下，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仅头痛医头地放松流动性，更像是为高利贷雪中送炭或火上浇油，无助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
推而广之，整个中国在3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市场经济体系毕竟已初具规模，如何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更值得我们深思之、力行之。
市场已在那里，增长就在那里。政策再强大，终究是外因，市场不完善，也有驱动力。面对经济起伏，相关部门应以平常心待之，摆脱患得患失进退失据的心态，主动顺应市场规律民间期望，努力清除影响增长的制度壁垒。在一个制度供给充分的环境里，增长必然是真实且可持续的，无须确保，亦无须寻找。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增幅双双下滑，通胀之忧暂时得以缓解。与此同时，出口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房地产投资、钢铁需求量等数据的相对“疲软”，让人对增长放缓的担忧再起。与此相对应，预判乃至呼吁放宽宏调之声亦渐次响亮，决策层似乎又到了拿捏踩刹车与踩油门艺术的两难时刻。
若论“治大国如烹小鲜”，宏观调控则不宜频频更张。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宏调有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动态化的趋势，而这并不意味着调控技艺之娴熟，反而凸显了我们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面对市场自发规律的力不从心。尤其是这种对增长速度的“斤斤计较”，很容易让我们忽视那些真正推动增长的关键因素。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考虑到种种结构性内生动力，中国无需担忧增长速度问题：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身处工业化、城市化高速进程中，拥有巨额贸易顺差和高储蓄率，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继续占有有利位置，全社会关于发展有高度共识，等等。
凡此种种，足以保证中国在较长时段内享有令世人“艳羡”的高速增长。“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表现已证明了这一点：原来确定年均GDP增速为7.5％，最终实现的增速为11.2％，大大超出预定目标。
为给各级政府“GDP崇拜”降温，并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预留足够空间，“十二五”规划主动下调目标，确定年均GDP增长目标为7％。以此为基准，考虑到经济运行必然存在的周期性起伏，有些年份增长率低于7％亦属正常。
而现实的情形却是，7％成为必不能破的铁底，8％乃至9％才是心照不宣的基准线。动辄见诸媒体的“保八”之说，更强化了人们这种心理预期。由此，在经历了价格双轨制之后，我们迎来GDP目标的双轨制。
细看此番经济增速些微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靠天量流动性释放推高的增长不可持续。如今增速回落，应视为幸事，应争取实现所谓“软着陆”，这正是强力刺激政策顺势退出、市场自有功能逐步恢复的好时机，何以反被引以为忧？
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风吹草动如此谨慎恐惧？一个容易达成共识的标准答案是，增长关乎就业，进而关乎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综观历史，相较于低增长，宏观经济在大热大冷之间的剧烈起伏，对就业形势为害更巨：经济过热时造就的高就业率与高薪酬水平，在经济“硬着陆”时会变得难以收拾。
就中国情形而言，经济趋冷很少因为市场自身信心不足，而往往是因为经济大热之后政府“重手”调控。而经济大热的推手，往往始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开局之年，以及各级政府换届之后的投资飙升。
因此，在呼吁公众增加对通胀容忍度的同时，更应吁请各级政府提升对稳速增长的容忍度，克制自己主动出手“翻云覆雨”的冲动，从而减少因政策大进大出而导致的经济大热大冷，大起大落。
如果不再汲汲于助推增长，换个角度看问题则不难发现，硬币的另一面即是如何为增长减负或清障。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经验早已给出了清晰的答案：通过种种结构性改革提升制度供给能力，从而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而潜力之源在于市场。
跳出中国看全球，此次欧美经济遇困也再次表明，决定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更主要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因素，因此在诸如产业竞争力缺失、福利水平超越生产率、赤字财政难以为继、教育投资不足、基础设施有待更新等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靠旨在熨平经济周期的操控流动性松紧的技术性举措，根本无助于扭转相关经济体的增长颓势，反而容易导致其陷入滞胀的泥淖。
中国的情形亦复如是。今年温州的金融乱象表明，民营经济陷入困境不完全因为流动性偏紧，而更主要是因“国进民退”等制度性壁垒导致民间投资领域匮乏，进而导致民营资本去产业化，并在逐利本性驱动下直逼金融灰色区域。在此背景下，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仅头痛医头地放松流动性，更像是为高利贷雪中送炭或火上浇油，无助于实体经济的结构优化。
推而广之，整个中国在3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市场经济体系毕竟已初具规模，如何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更值得我们深思之、力行之。
市场已在那里，增长就在那里。政策再强大，终究是外因，市场不完善，也有驱动力。面对经济起伏，相关部门应以平常心待之，摆脱患得患失进退失据的心态，主动顺应市场规律民间期望，努力清除影响增长的制度壁垒。在一个制度供给充分的环境里，增长必然是真实且可持续的，无须确保，亦无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