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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20日上映以来，《冈仁波齐》被认为是2017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没有故事情节，没有戏剧冲突，“就是几个人在路上重复地边磕头边行走”。公映7天，票房累积破2000万元，出品人路伟说，“比商业电影的两个亿还难，还有成就感”。
《冈仁波齐》上映前，张扬与其他主创到广州与观众见面。那个时候对未来不可知，有人问他，“在现在的社会里，这样一部电影能让人们静下心来看吗？”张扬说他不知道。穿着靴子，带着牛仔帽，这样的张扬在城市的人群中尤其显眼。
《冈仁波齐》是2013年底张扬进藏利用近一年时间拍摄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叫《皮绳上的魂》，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民间传奇故事。2016年6月，两部电影于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也奔走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
张扬曾经的电影作品路线并不以藏地题材见长，此次两部作品均为藏地题材，按照张扬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
从当初被西藏的神秘吸引走进西藏，到摒弃“神秘化”、“符号化”，完成“日常西藏人”的电影作品，是张扬对西藏的再度认知，也是他对于民族与世界概念的重新梳理。
这个过程，涉藏电影也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
上世纪90代因为“好奇”抵达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及更早以前的藏地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抵达。
用张扬的话说，“现在只要你感兴趣，并且能克服高反，你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迅速抵达藏地”。
不可否认，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了藏民族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生活习俗，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藏地是一个既陌生又令人向往的神秘土地。
对于1991年还是大学生的张扬来说，藏地于他的吸引力，也是源于“神秘”，而且是“少年时代地理课上的印象。那时候那种地方的新闻以及图片不像现在这么多”。
他带着“好奇之心”赴青海、西藏、新疆旅行，寻找与藏地有关的各种表达形式的作品，“搭便车，去西藏要走很多天，那时的路也不好，更没有现在成熟的酒店和民宿生态，要住‘大车店’。”
1992年毕业以后，张扬有一年为限的机会来拍摄纪录片，可以自己选题材。张扬当时的题材跟兴趣比较接近，“就是找到西南、西北的一些地方，像青海藏区、甘肃南部藏区、包括云南怒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作为拍摄对象。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是深入藏地的过程。”张扬认为，那时候他的认知与第一次进藏的感觉不一样，“不再是单纯的好奇”。
走过这样的人生阶段，张扬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凭借电影作品《爱情麻辣烫》《洗澡》《开往春天的地铁》《落叶归根》《无人驾驶》获得荣誉无数，奠定其在中国电影商业经济浪潮中的地位。
因为年轻时曾有旅居巴黎的生活经历，所以40年后，海明威写就《流动的盛宴》，里面曾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这场与西藏有关的流动盛宴也在追随着张扬。
1998年拍摄《洗澡》时，里面有一小段与藏地有关的细节，是在纳木措拍摄藏族人对于洗澡的概念。“因为年轻时候有特别强烈的情结，而且去过很多次藏地，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到西藏去拍电影，只是在选择一个时机。”张扬说。
但是与藏地，尤其是与西藏有关的电影，有很多禁忌。本着与当地人发生往来的想法，张扬第一次抵达西藏时住在拉萨一位藏族老太太家。“其实她的故事就是很好的电影素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表达。”对张扬来说这是藏地题材特殊的原因之一。
还比如《皮绳上的魂》的剧本，张扬说，“其实2007年时就已经写好了，2008年就想拍，但是遇到西藏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停下来了。如果电影这时候拍，一是这个地区太敏感，很难拍摄，二是即使拍出来，一部电影作品拿到世界上去放映时，大家更多会用政治角度解读，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觉得电影更多是艺术的呈现，所以我希望更多在艺术层面上去探讨，而不是从政治角度去解读。”
宏大社会背景下，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对待爱情、亲情以及日益快速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是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关心的问题。张扬把它称为电影的世界語言。
这些都是张扬认为的涉藏电影要日常化的通道，“要真正走进，并且发生日常往来关系。但实际上，这也让与涉藏有关的创作门槛提高了。”
流动盛宴的真实与现实
在张扬看来，曾经的涉藏电影都比较极端、片面，比如西方人拍摄的关于西藏的很多电影，“一种过于政治化，一种很符号化。画面里故意充斥着那种神秘，包括服装、道具、造型，以及场景，故意让人感觉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很不真实。”
从内地导演拍摄的涉藏电影来说，张扬认为，也有过于政治化的问题，“其实那些作品没有真正触及到藏族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在说历史、战争、宗教。”语言的表达以及演员的选择上，经常让一个非藏族人说着汉语来演藏族人故事，也让张扬认为，“不是好电影”。
“好电影真的要进入到日常的人、日常的生活，而且它的主题应该更多关注普遍的关于人的问题，比如婚姻、家庭、价值观。而这些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会触及到的内容。就是说西藏的普通老百姓跟全世界的人一样，他们也要吃喝拉撒睡，他们跟全世界的人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拍这种生活？为什么一说到西藏就要神秘，就要光怪陆离？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内地过去的电影也很少有这样的方式去触及西藏。”
相反一些关于西藏的纪录片，比如很早以前拍八角街的作品，反倒更接近于西藏的真实与现实。 2015年通过电视屏幕先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三极》也引起关注。
其经过版权输出，在国际上引起影响，导演曾海若描述当时的经历，为了拍当下的真实的西藏，他希望能找到相关的现实性系统性书籍，想知道现在的西藏老百姓在做什么，但是，“没找到，最终还是通过中央级媒体的零星报道来在脑海里形成印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认为，以往介绍西藏的作品容易“轰轰烈烈”，却不够扎实。讲述最普通的人和事，展现了西藏不普通的发展，类似《第三极》这样的讲述手法“令人眼前一亮”。
《第三极》出现以前，早期的《西藏一年》也是为数不多、传播率不错的涉藏纪录片之一。它从八个普通藏人的日常生活細节入手，描绘了西藏江孜地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它的出现，曾经被认为“改变了中国涉藏对外宣传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局面”。
在张扬看来，相比电影《皮绳上的魂》《塔洛》《德兰》等，“《第三极》等纪录片是另一个纬度的作品，更多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进入西藏。西藏有非常多的题材，人文的、动物的。包括陆川的《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拍到了藏羚羊。我们则更多从西藏今天的时代、社会、人文角度来关注。”
本土内生创作者气候渐成
《岗仁波齐》让张杨在涉藏电影的路上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曾拍摄涉藏电影的内地导演，除了著名导演谢晋以外，还有《德兰》的导演刘杰。此外，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和松太加。他们的作品早已把真实的藏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到了国际上。
从当初被西藏的神秘吸引走进藏地，到摒弃“神秘化”、“符号化”完成“日常西藏人”的电影作品，张杨个人完成了对西藏以及藏地的再度认知以及对于民族、世界概念重新梳理的成长路线。
在他看来，“藏族本土的导演已经成熟了，他们去描述自己的生活、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些藏族以外的人的参考。比如说我们去拍这种电影，得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完全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人，深入进去表现。”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万玛才旦先以与藏地有关的写作成名于文艺领域，后将自己文字里的藏族人日常形成影像，先后有《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等作品被更多获悉。而有代表作《河》的导演松太加曾经是万玛才旦的摄影师。
万玛才旦被认为是第一代使用藏语做电影的导演。人们认为在万玛才旦的效应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藏地本土内生的导演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可否认，与以前相比，藏族土地内生导演的群像正在形成。在万玛才旦看来，“整体的现象和成果还没到能划分代际的阶段，因为没有形成气候。就是刚刚起步，从人员到作品都没有很深的积淀。”
电影、导演在藏地是比较新的行业，与写作相比，万玛才旦认为，“文字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用汉语写作可能比藏语的读者要多，但它还是有局限的。电影可以超越这些东西，配合字幕，就会有很多国家的版本。”
电影作为独特的艺术和传播媒介，是观众与影片之间的一次无声对话。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大众传媒时代，商业电影容易会抓住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异质文化符号的封闭性，迎合受众，制造文化意象。
所以对于不了解藏族文化习俗信仰的大多数观众来说，万玛才旦早期作品《静静的玛尼石》好像并没有看点，因为没有鲜明的戏剧冲突，并且显得冗长，但它真实反映了普通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
万玛才旦说，“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给世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蛮荒之地的感觉。”
其最近电影作品《塔洛》，“以小人物的悲喜折射藏地年轻人的现状，希望通过自己的电影来忠实记录藏族人的生活，还原真实的藏地。”
早于电影的涉藏题材开发
实际上，对于西藏题材的开发是从文学与绘画开始。
几十年来，许多藏族的与其他民族的作家对西藏的书写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仅以汉文写作为例，从扎西达娃到色波、金志国、李启达、马丽华、裘山山、毕淑敏、阿来、凌仕江、聂作平、唯色等等，都创作了大量以西藏为题材的作品，并且逐渐形成了这一特殊写作的文化与美学风格，为当代文学贡献出了一个“文学的西藏”。
扎西达娃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是张杨电影《皮绳上的魂》的灵感来源。这部作品让人们看到了魔幻现实主义与西藏人文景观的自然融合，就像《百年孤独》之与拉丁美洲。
与文学几乎同步的还有绘画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及80年代初期，以陈丹青为代表的内地画家群体将西藏带到内地以及世界。
中国文学作品以外，实际上在涉藏题材上，西方文学作品出现更早，国际影响力更大。
1933年4月由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消失的地平线》，作者是英国的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旅客意外来到坐落在群山之中的香格里拉秘境。原本身为不同角色的四个旅人，被命运捆绑在一起，在中国藏地遭遇了种种离奇事件。
该书出版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很多西方人将此历险性小说当成解读中国藏地的教科书，造成了事实上的误解和西方对于藏地的幻想式想象。至今，它的这种影响还在。目前为止，“神秘”其实仍是雪域之地的重要标签。多数西方人对藏地的向往还停留在“香格里拉”的幻化中。
也由此，人们对于藏地印象的两个极端开始出现：一个是“香格里拉”，一个是“荒蛮之地”。
《冈仁波齐》剧照。
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香格里拉”这个名字意味着无可估量的商业价值。2001年，经国务院民政部批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 某种意义上，涉藏题材的表达，无论是哪种体裁，其表现的手法从《尘埃落定》作者阿来的创作路线也可管窥一二。
《尘埃落定》后除《格萨尔王》外，阿来的作品更多有着“非虚构写作”的标签 ，以及“自然主义”的色彩。
阿来曾经表示，“其实藏地老百姓需要的都是實实在在的东西：房子盖得漂亮点，电话、电视、自来水有没有通，教育、医疗、养老能不能免费，内地最好的教师能不能来藏地任教。”
这样的藏地不需要被“神秘”色彩笼罩。
对话张扬：好电影要进入西藏人的日常
N-南风窗Z-张扬
N：你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了西藏，到了以后，西藏给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Z：很多都不一样，着装、生活习惯还有宗教。去之前也买了几本书看，但是到了后，你会发现书还是太浅显。有些地方，只有你切身到了那里，和当地人发生真正的往来，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魅力。
N：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跨度，以及从一个大学生到有代表作的电影导演，这期间，藏地在你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Z：2014年我几乎都在西藏，感觉就是像林芝、拉萨这样比较大的城市比起90年代初期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真正走到乡村，其实变化很小。比如生活方式，虽然基本上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热水器，但是牧区人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半农半牧的群体，他们的房子保护得特别好，我的概念里，整个藏区只有林芝的民居保护得差一些。
N：你关注与藏地有关的哪方面的书？
Z：主要偏历史、宗教和文化，还有就是当代作家写的小说。但是真正描写西藏现状的书倒很少遇见。因为那时候去西藏有很多条件和限制，现在的西藏则并不难以抵达。
N：关于藏地题材的电影，据你所见，有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
Z：以前关于藏地的电影都比较极端、片面，画面里故意充斥着各种神秘，故意让人感觉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没有真正触及到藏族人的生活，大多都是在写历史、战争、宗教。
从电影的概念来说，这都不是好电影。好电影真的要进入到日常的人、日常的生活，而且它的主题应该更多关注人的普遍问题，比如婚姻、家庭等。
N：电影里的语言也是一个问题。
Z：现在所有关于藏地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藏语直接表达。过去大陆的藏地电影说的都是汉语，这就是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不管拍哪个少数民族的电影，最重要的是要尊重语言。也不要找一个汉族演员去演藏族人，这本身就很荒谬，藏族有那么多有表演天分的演员。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尊重，我建议你不要去拍关于藏地的电影，你拍它干嘛呢？你拍你汉族的故事就好了。
《冈仁波齐》上映前，张扬与其他主创到广州与观众见面。那个时候对未来不可知，有人问他，“在现在的社会里，这样一部电影能让人们静下心来看吗？”张扬说他不知道。穿着靴子，带着牛仔帽，这样的张扬在城市的人群中尤其显眼。
《冈仁波齐》是2013年底张扬进藏利用近一年时间拍摄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叫《皮绳上的魂》，改编自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民间传奇故事。2016年6月，两部电影于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也奔走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
张扬曾经的电影作品路线并不以藏地题材见长，此次两部作品均为藏地题材，按照张扬的说法，“不是没有来由的”。
从当初被西藏的神秘吸引走进西藏，到摒弃“神秘化”、“符号化”，完成“日常西藏人”的电影作品，是张扬对西藏的再度认知，也是他对于民族与世界概念的重新梳理。
这个过程，涉藏电影也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
上世纪90代因为“好奇”抵达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及更早以前的藏地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抵达。
用张扬的话说，“现在只要你感兴趣，并且能克服高反，你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迅速抵达藏地”。
不可否认，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和气候造就了藏民族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生活习俗，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藏地是一个既陌生又令人向往的神秘土地。
对于1991年还是大学生的张扬来说，藏地于他的吸引力，也是源于“神秘”，而且是“少年时代地理课上的印象。那时候那种地方的新闻以及图片不像现在这么多”。
他带着“好奇之心”赴青海、西藏、新疆旅行，寻找与藏地有关的各种表达形式的作品，“搭便车，去西藏要走很多天，那时的路也不好，更没有现在成熟的酒店和民宿生态，要住‘大车店’。”
1992年毕业以后，张扬有一年为限的机会来拍摄纪录片，可以自己选题材。张扬当时的题材跟兴趣比较接近，“就是找到西南、西北的一些地方，像青海藏区、甘肃南部藏区、包括云南怒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作为拍摄对象。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是深入藏地的过程。”张扬认为，那时候他的认知与第一次进藏的感觉不一样，“不再是单纯的好奇”。
走过这样的人生阶段，张扬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凭借电影作品《爱情麻辣烫》《洗澡》《开往春天的地铁》《落叶归根》《无人驾驶》获得荣誉无数，奠定其在中国电影商业经济浪潮中的地位。
因为年轻时曾有旅居巴黎的生活经历，所以40年后，海明威写就《流动的盛宴》，里面曾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这场与西藏有关的流动盛宴也在追随着张扬。
1998年拍摄《洗澡》时，里面有一小段与藏地有关的细节，是在纳木措拍摄藏族人对于洗澡的概念。“因为年轻时候有特别强烈的情结，而且去过很多次藏地，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到西藏去拍电影，只是在选择一个时机。”张扬说。
但是与藏地，尤其是与西藏有关的电影，有很多禁忌。本着与当地人发生往来的想法，张扬第一次抵达西藏时住在拉萨一位藏族老太太家。“其实她的故事就是很好的电影素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不能表达。”对张扬来说这是藏地题材特殊的原因之一。
还比如《皮绳上的魂》的剧本，张扬说，“其实2007年时就已经写好了，2008年就想拍，但是遇到西藏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停下来了。如果电影这时候拍，一是这个地区太敏感，很难拍摄，二是即使拍出来，一部电影作品拿到世界上去放映时，大家更多会用政治角度解读，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觉得电影更多是艺术的呈现，所以我希望更多在艺术层面上去探讨，而不是从政治角度去解读。”
宏大社会背景下，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如何对待爱情、亲情以及日益快速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是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关心的问题。张扬把它称为电影的世界語言。
这些都是张扬认为的涉藏电影要日常化的通道，“要真正走进，并且发生日常往来关系。但实际上，这也让与涉藏有关的创作门槛提高了。”
流动盛宴的真实与现实
在张扬看来，曾经的涉藏电影都比较极端、片面，比如西方人拍摄的关于西藏的很多电影，“一种过于政治化，一种很符号化。画面里故意充斥着那种神秘，包括服装、道具、造型，以及场景，故意让人感觉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很不真实。”
从内地导演拍摄的涉藏电影来说，张扬认为，也有过于政治化的问题，“其实那些作品没有真正触及到藏族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在说历史、战争、宗教。”语言的表达以及演员的选择上，经常让一个非藏族人说着汉语来演藏族人故事，也让张扬认为，“不是好电影”。
“好电影真的要进入到日常的人、日常的生活，而且它的主题应该更多关注普遍的关于人的问题，比如婚姻、家庭、价值观。而这些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能都会触及到的内容。就是说西藏的普通老百姓跟全世界的人一样，他们也要吃喝拉撒睡，他们跟全世界的人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拍这种生活？为什么一说到西藏就要神秘，就要光怪陆离？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内地过去的电影也很少有这样的方式去触及西藏。”
相反一些关于西藏的纪录片，比如很早以前拍八角街的作品，反倒更接近于西藏的真实与现实。 2015年通过电视屏幕先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三极》也引起关注。
其经过版权输出，在国际上引起影响，导演曾海若描述当时的经历，为了拍当下的真实的西藏，他希望能找到相关的现实性系统性书籍，想知道现在的西藏老百姓在做什么，但是，“没找到，最终还是通过中央级媒体的零星报道来在脑海里形成印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云认为，以往介绍西藏的作品容易“轰轰烈烈”，却不够扎实。讲述最普通的人和事，展现了西藏不普通的发展，类似《第三极》这样的讲述手法“令人眼前一亮”。
《第三极》出现以前，早期的《西藏一年》也是为数不多、传播率不错的涉藏纪录片之一。它从八个普通藏人的日常生活細节入手，描绘了西藏江孜地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面貌。它的出现，曾经被认为“改变了中国涉藏对外宣传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局面”。
在张扬看来，相比电影《皮绳上的魂》《塔洛》《德兰》等，“《第三极》等纪录片是另一个纬度的作品，更多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进入西藏。西藏有非常多的题材，人文的、动物的。包括陆川的《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拍到了藏羚羊。我们则更多从西藏今天的时代、社会、人文角度来关注。”
本土内生创作者气候渐成
《岗仁波齐》让张杨在涉藏电影的路上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曾拍摄涉藏电影的内地导演，除了著名导演谢晋以外，还有《德兰》的导演刘杰。此外，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和松太加。他们的作品早已把真实的藏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到了国际上。
从当初被西藏的神秘吸引走进藏地，到摒弃“神秘化”、“符号化”完成“日常西藏人”的电影作品，张杨个人完成了对西藏以及藏地的再度认知以及对于民族、世界概念重新梳理的成长路线。
在他看来，“藏族本土的导演已经成熟了，他们去描述自己的生活、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些藏族以外的人的参考。比如说我们去拍这种电影，得把自己首先变成一个完全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人，深入进去表现。”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万玛才旦先以与藏地有关的写作成名于文艺领域，后将自己文字里的藏族人日常形成影像，先后有《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等作品被更多获悉。而有代表作《河》的导演松太加曾经是万玛才旦的摄影师。
万玛才旦被认为是第一代使用藏语做电影的导演。人们认为在万玛才旦的效应之下，会有越来越多的藏地本土内生的导演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可否认，与以前相比，藏族土地内生导演的群像正在形成。在万玛才旦看来，“整体的现象和成果还没到能划分代际的阶段，因为没有形成气候。就是刚刚起步，从人员到作品都没有很深的积淀。”
电影、导演在藏地是比较新的行业，与写作相比，万玛才旦认为，“文字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用汉语写作可能比藏语的读者要多，但它还是有局限的。电影可以超越这些东西，配合字幕，就会有很多国家的版本。”
电影作为独特的艺术和传播媒介，是观众与影片之间的一次无声对话。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大众传媒时代，商业电影容易会抓住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异质文化符号的封闭性，迎合受众，制造文化意象。
所以对于不了解藏族文化习俗信仰的大多数观众来说，万玛才旦早期作品《静静的玛尼石》好像并没有看点，因为没有鲜明的戏剧冲突，并且显得冗长，但它真实反映了普通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
万玛才旦说，“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给世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蛮荒之地的感觉。”
其最近电影作品《塔洛》，“以小人物的悲喜折射藏地年轻人的现状，希望通过自己的电影来忠实记录藏族人的生活，还原真实的藏地。”
早于电影的涉藏题材开发
实际上，对于西藏题材的开发是从文学与绘画开始。
几十年来，许多藏族的与其他民族的作家对西藏的书写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仅以汉文写作为例，从扎西达娃到色波、金志国、李启达、马丽华、裘山山、毕淑敏、阿来、凌仕江、聂作平、唯色等等，都创作了大量以西藏为题材的作品，并且逐渐形成了这一特殊写作的文化与美学风格，为当代文学贡献出了一个“文学的西藏”。
扎西达娃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是张杨电影《皮绳上的魂》的灵感来源。这部作品让人们看到了魔幻现实主义与西藏人文景观的自然融合，就像《百年孤独》之与拉丁美洲。
与文学几乎同步的还有绘画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及80年代初期，以陈丹青为代表的内地画家群体将西藏带到内地以及世界。
中国文学作品以外，实际上在涉藏题材上，西方文学作品出现更早，国际影响力更大。
1933年4月由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消失的地平线》，作者是英国的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旅客意外来到坐落在群山之中的香格里拉秘境。原本身为不同角色的四个旅人，被命运捆绑在一起，在中国藏地遭遇了种种离奇事件。
该书出版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很多西方人将此历险性小说当成解读中国藏地的教科书，造成了事实上的误解和西方对于藏地的幻想式想象。至今，它的这种影响还在。目前为止，“神秘”其实仍是雪域之地的重要标签。多数西方人对藏地的向往还停留在“香格里拉”的幻化中。
也由此，人们对于藏地印象的两个极端开始出现：一个是“香格里拉”，一个是“荒蛮之地”。
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香格里拉”这个名字意味着无可估量的商业价值。2001年，经国务院民政部批准，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 某种意义上，涉藏题材的表达，无论是哪种体裁，其表现的手法从《尘埃落定》作者阿来的创作路线也可管窥一二。
《尘埃落定》后除《格萨尔王》外，阿来的作品更多有着“非虚构写作”的标签 ，以及“自然主义”的色彩。
阿来曾经表示，“其实藏地老百姓需要的都是實实在在的东西：房子盖得漂亮点，电话、电视、自来水有没有通，教育、医疗、养老能不能免费，内地最好的教师能不能来藏地任教。”
这样的藏地不需要被“神秘”色彩笼罩。
对话张扬：好电影要进入西藏人的日常
N-南风窗Z-张扬
N：你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了西藏，到了以后，西藏给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Z：很多都不一样，着装、生活习惯还有宗教。去之前也买了几本书看，但是到了后，你会发现书还是太浅显。有些地方，只有你切身到了那里，和当地人发生真正的往来，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魅力。
N：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20多年的时间跨度，以及从一个大学生到有代表作的电影导演，这期间，藏地在你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Z：2014年我几乎都在西藏，感觉就是像林芝、拉萨这样比较大的城市比起90年代初期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真正走到乡村，其实变化很小。比如生活方式，虽然基本上都有手机、电视、太阳能热水器，但是牧区人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半农半牧的群体，他们的房子保护得特别好，我的概念里，整个藏区只有林芝的民居保护得差一些。
N：你关注与藏地有关的哪方面的书？
Z：主要偏历史、宗教和文化，还有就是当代作家写的小说。但是真正描写西藏现状的书倒很少遇见。因为那时候去西藏有很多条件和限制，现在的西藏则并不难以抵达。
N：关于藏地题材的电影，据你所见，有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
Z：以前关于藏地的电影都比较极端、片面，画面里故意充斥着各种神秘，故意让人感觉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没有真正触及到藏族人的生活，大多都是在写历史、战争、宗教。
从电影的概念来说，这都不是好电影。好电影真的要进入到日常的人、日常的生活，而且它的主题应该更多关注人的普遍问题，比如婚姻、家庭等。
N：电影里的语言也是一个问题。
Z：现在所有关于藏地的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藏语直接表达。过去大陆的藏地电影说的都是汉语，这就是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不管拍哪个少数民族的电影，最重要的是要尊重语言。也不要找一个汉族演员去演藏族人，这本身就很荒谬，藏族有那么多有表演天分的演员。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尊重，我建议你不要去拍关于藏地的电影，你拍它干嘛呢？你拍你汉族的故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