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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男，生于上世纪70年代，现居北京。评论人，为多家媒体撰写文化、娱乐评论。专栏作家，出版有多部个人作品集。
小区单元的信报箱坏了，门锁不上，风雨中有点飘摇。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小邮箱，单独装上，然后给邮递员打电话：“我的邮件可不可以放我自己的小邮箱里？”他满口答应。
疫情防控期间邮局没法送信，我开车去几公里外的镇上去取，和邮递员见了几次面，聊过几次天，就成为了朋友。每次有我的挂号邮件，他总会打电话通知我。
邮箱挂好了，我给它拍照片，发给我的朋友，好让他知道邮箱的样子。在陈旧的小区环境里，暂时只有这个邮箱是新的。它有着颗粒感的铁皮，刷上了鲜亮的绿漆，上面工整地用喷绘体写着“中国邮政”几个字，看着赏心悦目。
我喜欢邮箱、邮筒之类的邮政“周边物品”，觉得它们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不止我一个人喜欢这些，很多年轻时喜欢写信、读报、订阅杂志的人都喜欢。有一年我和学者李辉先生去温州，在一个古老的矾矿上见到竖立的邮筒，就忍不住分立左右合了个影。到一些地方旅行，与邮箱、邮筒、报刊亭合影，也成了保留项目。
我年轻时总梦想有个单独属于自己的邮箱。遗憾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县城，还没法做到居民小区每家每户安装一个铁皮邮箱，信件都是送到居委会或者工厂的收发室，收件人得去一件件地扒拉，找到属于自己的信。
因为有天南地北的笔友，我那时候的信特别多，他们是通过报纸的边边角角、电台的文学栏目找到我的通信地址的，有的时候，一天会收到一二十封信。读这些信以及回信，是我那时候生活里难得的快乐。后来我将这种快乐，总结为一个少年向外界发出的“呼救”信号，唯有从外面的世界得到很多的回应，才能拯救他无法摆脱原地、拔脚而走的绝望。
2000年时成为北漂，我住在一个名字叫北沙滩的地方，租住的平房没法通邮，于是到附近的邮局租了一個“信箱”——那个信箱其实是投递班做的一排木格子，内部是敞开的，属于个人的信件会随时放进来，外部开了个方形的门，加了把锁，租信箱的人可以用钥匙开锁，拿走自己的信件。
因为上班的缘故，我只有周末才会去拿回一摞信件、报刊还有稿费单。北漂在这个城市很难有一个长久之地，我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暂住过，搬家更是搬了十多次。有一次半夜搬家，车坏在南三环上，锅碗瓢盆都卸在路边紧急停车带。就算那个时刻，我也没有丝毫沮丧，因为搬到哪儿住无所谓，反正都是临时的，邮局里的那个“信箱”，才是我永远的“家”——它不动，“家”的地址就没有换。
我在北京20年，那个“信箱”用了十多年，哪怕后来有了长期、固定的家庭地址，单元门口的信报箱可以安全地收到信了，也没有停用邮局的那个“信箱”。对我而言，那个信箱有着别样的意义，是一种归属感，甚至安全感的象征。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有一天，因为邮局的管理政策发生变化，不再允许个人在邮局租用信箱了。于是，我只能与那个被我视为长久的“家”惆怅作别。
现在人们连电子邮件都很少发，用的都是微信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传统的信件，更是懒得有人写，偶尔去邮局寄一封信，也会自拍一张照片，当成一件怀旧的、好玩的事晒出来。
我把给新信箱拍的那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并写道：“有事没事，请多来信。”这条朋友圈引来很多人点赞，有朋友调侃地指出：还用这种信箱的人暴露年龄了。
在把那枚晶亮的信箱钥匙挂进钥匙串的时候，我心想，这个信箱会不会在几年之后也“退休”了？即便有一天，它空空荡荡，不会再收到一封来信，我也要把它保留着。毕竟，它是我的一个新“家”。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西米绘图）
小区单元的信报箱坏了，门锁不上，风雨中有点飘摇。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小邮箱，单独装上，然后给邮递员打电话：“我的邮件可不可以放我自己的小邮箱里？”他满口答应。
疫情防控期间邮局没法送信，我开车去几公里外的镇上去取，和邮递员见了几次面，聊过几次天，就成为了朋友。每次有我的挂号邮件，他总会打电话通知我。
邮箱挂好了，我给它拍照片，发给我的朋友，好让他知道邮箱的样子。在陈旧的小区环境里，暂时只有这个邮箱是新的。它有着颗粒感的铁皮，刷上了鲜亮的绿漆，上面工整地用喷绘体写着“中国邮政”几个字，看着赏心悦目。
我喜欢邮箱、邮筒之类的邮政“周边物品”，觉得它们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不止我一个人喜欢这些，很多年轻时喜欢写信、读报、订阅杂志的人都喜欢。有一年我和学者李辉先生去温州，在一个古老的矾矿上见到竖立的邮筒，就忍不住分立左右合了个影。到一些地方旅行，与邮箱、邮筒、报刊亭合影，也成了保留项目。
我年轻时总梦想有个单独属于自己的邮箱。遗憾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县城，还没法做到居民小区每家每户安装一个铁皮邮箱，信件都是送到居委会或者工厂的收发室，收件人得去一件件地扒拉，找到属于自己的信。
因为有天南地北的笔友，我那时候的信特别多，他们是通过报纸的边边角角、电台的文学栏目找到我的通信地址的，有的时候，一天会收到一二十封信。读这些信以及回信，是我那时候生活里难得的快乐。后来我将这种快乐，总结为一个少年向外界发出的“呼救”信号，唯有从外面的世界得到很多的回应，才能拯救他无法摆脱原地、拔脚而走的绝望。
2000年时成为北漂，我住在一个名字叫北沙滩的地方，租住的平房没法通邮，于是到附近的邮局租了一個“信箱”——那个信箱其实是投递班做的一排木格子，内部是敞开的，属于个人的信件会随时放进来，外部开了个方形的门，加了把锁，租信箱的人可以用钥匙开锁，拿走自己的信件。
因为上班的缘故，我只有周末才会去拿回一摞信件、报刊还有稿费单。北漂在这个城市很难有一个长久之地，我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暂住过，搬家更是搬了十多次。有一次半夜搬家，车坏在南三环上，锅碗瓢盆都卸在路边紧急停车带。就算那个时刻，我也没有丝毫沮丧，因为搬到哪儿住无所谓，反正都是临时的，邮局里的那个“信箱”，才是我永远的“家”——它不动，“家”的地址就没有换。
我在北京20年，那个“信箱”用了十多年，哪怕后来有了长期、固定的家庭地址，单元门口的信报箱可以安全地收到信了，也没有停用邮局的那个“信箱”。对我而言，那个信箱有着别样的意义，是一种归属感，甚至安全感的象征。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终于有一天，因为邮局的管理政策发生变化，不再允许个人在邮局租用信箱了。于是，我只能与那个被我视为长久的“家”惆怅作别。
现在人们连电子邮件都很少发，用的都是微信这样的即时通讯工具。传统的信件，更是懒得有人写，偶尔去邮局寄一封信，也会自拍一张照片，当成一件怀旧的、好玩的事晒出来。
我把给新信箱拍的那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并写道：“有事没事，请多来信。”这条朋友圈引来很多人点赞，有朋友调侃地指出：还用这种信箱的人暴露年龄了。
在把那枚晶亮的信箱钥匙挂进钥匙串的时候，我心想，这个信箱会不会在几年之后也“退休”了？即便有一天，它空空荡荡，不会再收到一封来信，我也要把它保留着。毕竟，它是我的一个新“家”。
（编辑 郑儒凤 zrf911@sina.com，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