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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二元体制发展模式下的农村已经远远落后于城镇，致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失衡，农村发展缓慢。大量供给农村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是加快农村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转变执政理念，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保障，才能够让农村和城市一道协调发展。
关键词：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047-03
新农村建设是推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实需要，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急需的公共物品足额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所需，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
一、Z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
从乡村公路建设状况看，虽然2007年底，Z县拥有乡道104条788.434公里，村道381条1 443.135公里；至2010年，四级油路105.02公里，沙石路91.8公里，混凝土路55.3公里。截至“十一五”末，Z县建成硬化通村公路481.5公里，建成通乡公路110公里。但是，在Z县“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实现县乡公路油路率、乡村公路硬化率达100%，村村公路硬化率达50%。
从安全饮水状况看，“十一五”期间，Z县完成投资5.3亿元，除险加固病险水库53座，治理小流域13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95.07平方公里，解决17.25万人、19.65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启动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可是当该县的水利设施遭遇2010年和2011年重大旱灾时却不堪一击，仅2011年旱灾就造成Z县13.5万人、9.6万头（只）大牲畜饮水困难，而Z县总人口只有43万，受灾人数占总人口的31.4%。
从中小学危房改造看，Z县2001—2007年存在中小学D级危房74 840平方米，已拆除危房43 691平方米，停用2 000多平方米，仍有29 225平方米在继续使用，加上 2008年新增危房38 000平方米，预计要用二三年时间，需投入1.2亿元左右，才能完成全县的中小学危房改造。
从Z县乡村公路建设、安全饮水工程、基础教育硬件设施等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供给主体单一，仅政府一家；二是官员经济人角色凸显和任期短期化使得投向农村的资金严重不足；三是政府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1]。李彬、李葆华补充认为，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行为不规范也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2] 。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的原因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已经严重影响农村发展，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存在多个方面，以下分析是主要原因：
1.经济人假设在地方官员身上的表现
“经济人”理论认为，一是人的自利性，即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都会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人们总是寻求对自身利益的最大程度的满足；三是人的理性假定，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 [3]。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政府作为“守夜人”的同时也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一方面，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个体，必然极度追求个人利益，加之体制转轨过程中权力真空的出现和两种体制并行导致的体制空间，为一些实权派官员提供了追求私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得政府官员的私欲得以实现并逃脱监督和惩罚，从而成为贪污腐败、“政府失灵”的总根源；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径将深度影响政府机关的声誉和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体制性源头。
另外，政府组织的“经济人”思维促使政府组织追求组织性的整体利益，其消极后果将导致政府部门管理效率和服务效率低下，这样将不利于社会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政府“经济人”，一方面应表现出政府职能在社会公平最大化、追求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与外国打交道时维护本国利益的积极一面；但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本身又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如果对政府的正面激励机制建设没有强化固化，政府组织就会走向官僚化，这样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体制性后果。在中国现阶段，由于规范政府组织自身管理的规制和激励机制的缺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人民群众的承载能力；另外，很多公权力部门办事程序烦杂、政府内部互相撤台、工作人员推诿不作为，使得政府部门的工作缺乏效率，对群众缺乏感召力，造成社会矛盾积压，干群关系紧张。这也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2.绩效考核迫使地方官员放弃农业和农村
绩效考评指上级部门通过对下属政府及其部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取得的业绩、成就和实际效果进行考察评价，并以此确定和判断该部门的工作优劣情况，从而给予基层政权和干部的明确引导。如今的考核均以GDP为核心，以见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中心，以看得见的所谓“重大工程”的完成程度为指标。整个考核既没有把民众最关心、最需要的工作纳入考核范畴，如发展安居问题、提供就业岗位问题，也没有让民众参与考核评价，背离了县乡政府行政活动的价值前提，即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要出自社会、企业、公众的内在需要。任何一种绩效指标的设定，考核评价的实施都决定着政府行为的具体趋向。县乡政府官员会把完成指标看成是履行职责，会不遗余力去达到指标的要求[4]。但近年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层出不穷，让各个地方的公民眼花缭乱，下级总是想方设法迎合上级而不断的浪费着纳税人的钱和公共物资，这就是干部作为“经济人”向上晋升或追求“自身价值”的一种表现，也是上级对下级的绩效考核的一种隐形评价使然。如果投资三农，则见效慢，显性和隐性效益低下，加之，干部任期交流制度使得很多干部不愿意在三农等基础设施上下工夫，上任三五年就要调离，使得干部对地方人民没有感情，所以选择放弃农业和农村，放弃中国的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状况。
3.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维难以改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户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但是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依旧没有改变，在“重城轻乡”思想的影响下，国家的政策措施始终倾向于城市，农村则被长期忽略，中国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一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导致城乡公共物品差距过于悬殊的根本原因”[5]。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6]。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增长极效应使得城市快速增长，扩大了其与农村地区间的差距，政府的“重城轻乡”是锦上添花行为，本来需要政府及时出台政策支持的农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
4.投向农村公共物品的财政份额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很少，而云南本是一个欠发达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云南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较贫困状态。客观现实导致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导致农村公路“晴通阴阻”、农民安全饮水严重不达标，中小学校舍破烂，危房仍然在使用，教学设施简陋，拖欠教师工资。医疗卫生硬件和软件条件令人担忧，医疗设备严重缺乏，医务人员素质低下，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非常突出，城市发展转移的工业企业带来的污染正不断向农村蔓延，遭殃的只有农村和农民。
上述种种困境的出现，政府难辞其咎。这背后是发展观上出了问题，是经济考核指标带来的恶果，也是官员任期制下的异常状态，根源是民主政治和执政理念已经严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政府官员突显政府经济人角色的背景下不可能将大量财政转移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这一没有显性效益的隐形投资上来。鉴于此，地方财政投资农村公共物品的份额始终有限，村民要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总是稀缺，政府无法满足农民现实的需要。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重构
在农村重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是从供给主体和运行机理的角度抽象出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实质是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只有各方面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重构起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促进农村地区快速发展。
1.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认为，“在集团中，没有任何个人的贡献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产生可感觉的影响，除非存在强制或某种外部诱导，否则集体物品肯定不会被提供”。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就要求用统筹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市县乡各级政府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统筹考虑农业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平等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其重点是统筹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7]。实现城乡发展过程中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创新。
这就对当今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掌握大局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今世界，体现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这也是当前中国执政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2.构建履行新时期公共服务职能的财政制度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为各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标准的、最终提供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和物品，任何人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因客观因素差异而被剥夺 [8]。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各异，造成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也不大相同。如果政府不在此过程中通过经济等手段来调节，将会产生“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大大损害社会公平。新的财政制度建设应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解决农民发展的基础性硬件和软件投入不足问题，实现各地区均衡协调发展，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这其中，措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是确保制度能得到贯彻执行的关键。据此，应将农村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真正纳入常规化的制度化规范管控区，减少现行的专项资金面，使农民的必须品供给成为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这样有利于资金使用的监控和农村公共物品的及时常规供给，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3.形成供求相宜的供给需求决策机制
实现公共物品供求相宜是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最佳状态，基层需要什么，供给主体就能提供什么，且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同时，供给主体也不会浪费公共资源，能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做到物尽其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供求相宜就要做到自上而下的决策意愿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期望能协调一致，供给主体能在决策之前吸取来自使用者的期望，然后做出供给数量、时限和方式等决策。因此，为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优化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应按照农民需要的原则来建立公共物品决策机制 [9]。为此，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建设：首先，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让真实的情况和农村真正的需求能够及时传输到决策部门，为决策提供支撑和依据。时下要充分发挥政府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和各级党校的作用，让这些人走到基层去开展调查研究，收集基层信息，使之成为决策部门与民意表达之间的桥梁；其次，建立农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逐步改变农村参与决策的弱势地位，畅通农村需求表达渠道，让政府决策部门能够得到完整和真实的第一手信息材料。
4.构建农村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体系
构建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体系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急切任务。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农村公物品供给主体的作用，其次，政府还要为市场、第三部门、私人等供给主体制定适合各自特征的规范且创造有利于其发挥供给积极性的社会环境，从而形成多中心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良性互动协调局面，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具体而言，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的首要供给者，应当转变以城市为中心的传统行政管理观念，把农村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现有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村基础性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公路、广播电视、通讯、农业科技、安全饮水、教育质量、医疗保障等基础性公共物品供给。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失灵的缺陷，所以应该为市场、第三部门、私人等主体创造规范宽松的有吸引力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激发其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的强烈愿望，从而构建起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私人等立体的供给体系，为农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5.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
近年来，虽然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村民自治中的“附属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农民的政治地位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农民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农民成为“被遗忘的集团”。导致农民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农民的参政渠道不畅，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如果不在政治资源分配上改变农民的弱势状态，不改变农民缺乏参政的状况，要改变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弱势地位是很难的”（吴毅，2006）。
因此，应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创新基层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以民主制度的发展来推进农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从而改变农民参政现状，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农民政治地位的提升，扩展农民的话语权，让农民逐渐成为宪法中的国家主人。只有这样，决策层才能清晰地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哪些公共物品供给还不充分，哪些又是供给过剩，从而解决“供给—需求”偏离性问题。
6.完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保障监督措施
监督保障制度建设是一切政策法规得以严格执行的紧箍咒。通过制度建设，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使之投入经常化制度化，以确保将临时性资金投入变为制度性的财政投入，保证投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建设的监督检查方面，应该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好人大的执法检查，政协的监督检查，质监部门的质量验收检查，使用者的体验式检查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检查等，只有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有可能保证所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保质保量，真正起到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加强法制制度，增强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硬度，并建立强硬的反馈检查监督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参考文献：
[1] 李继力.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责任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2)：111.
[2] 李彬，李葆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政府供给责任研究[J].乡镇经济，2006，(4)：12.
[3] 倪秋菊，等.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261.
[4] 陈爱金.从乡镇政府绩效考评看其职能发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5)：65.
[5] 胡琳琳，等.从不公平到更加公平的卫生发展：中国城乡疾病模式差距分析与建议[J].管理世界，2003，(1)：85.
[6] 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20.
[7] 安岩，李进英，等.从公共物品供给入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5)：101.
[8] 林小香.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完善转移支付制度[J].经营与管理，2010，(7)：10.
[9] 李进英，等.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为先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4)：101.
[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047-03
新农村建设是推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实需要，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急需的公共物品足额供给，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所需，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
一、Z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
从乡村公路建设状况看，虽然2007年底，Z县拥有乡道104条788.434公里，村道381条1 443.135公里；至2010年，四级油路105.02公里，沙石路91.8公里，混凝土路55.3公里。截至“十一五”末，Z县建成硬化通村公路481.5公里，建成通乡公路110公里。但是，在Z县“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实现县乡公路油路率、乡村公路硬化率达100%，村村公路硬化率达50%。
从安全饮水状况看，“十一五”期间，Z县完成投资5.3亿元，除险加固病险水库53座，治理小流域13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95.07平方公里，解决17.25万人、19.65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启动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可是当该县的水利设施遭遇2010年和2011年重大旱灾时却不堪一击，仅2011年旱灾就造成Z县13.5万人、9.6万头（只）大牲畜饮水困难，而Z县总人口只有43万，受灾人数占总人口的31.4%。
从中小学危房改造看，Z县2001—2007年存在中小学D级危房74 840平方米，已拆除危房43 691平方米，停用2 000多平方米，仍有29 225平方米在继续使用，加上 2008年新增危房38 000平方米，预计要用二三年时间，需投入1.2亿元左右，才能完成全县的中小学危房改造。
从Z县乡村公路建设、安全饮水工程、基础教育硬件设施等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供给主体单一，仅政府一家；二是官员经济人角色凸显和任期短期化使得投向农村的资金严重不足；三是政府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1]。李彬、李葆华补充认为，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行为不规范也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2] 。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的原因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已经严重影响农村发展，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存在多个方面，以下分析是主要原因：
1.经济人假设在地方官员身上的表现
“经济人”理论认为，一是人的自利性，即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都会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人们总是寻求对自身利益的最大程度的满足；三是人的理性假定，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 [3]。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政府作为“守夜人”的同时也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一方面，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个体，必然极度追求个人利益，加之体制转轨过程中权力真空的出现和两种体制并行导致的体制空间，为一些实权派官员提供了追求私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得政府官员的私欲得以实现并逃脱监督和惩罚，从而成为贪污腐败、“政府失灵”的总根源；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径将深度影响政府机关的声誉和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体制性源头。
另外，政府组织的“经济人”思维促使政府组织追求组织性的整体利益，其消极后果将导致政府部门管理效率和服务效率低下，这样将不利于社会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政府“经济人”，一方面应表现出政府职能在社会公平最大化、追求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和与外国打交道时维护本国利益的积极一面；但另一方面政府机构本身又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如果对政府的正面激励机制建设没有强化固化，政府组织就会走向官僚化，这样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体制性后果。在中国现阶段，由于规范政府组织自身管理的规制和激励机制的缺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人民群众的承载能力；另外，很多公权力部门办事程序烦杂、政府内部互相撤台、工作人员推诿不作为，使得政府部门的工作缺乏效率，对群众缺乏感召力，造成社会矛盾积压，干群关系紧张。这也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2.绩效考核迫使地方官员放弃农业和农村
绩效考评指上级部门通过对下属政府及其部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取得的业绩、成就和实际效果进行考察评价，并以此确定和判断该部门的工作优劣情况，从而给予基层政权和干部的明确引导。如今的考核均以GDP为核心，以见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中心，以看得见的所谓“重大工程”的完成程度为指标。整个考核既没有把民众最关心、最需要的工作纳入考核范畴，如发展安居问题、提供就业岗位问题，也没有让民众参与考核评价，背离了县乡政府行政活动的价值前提，即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要出自社会、企业、公众的内在需要。任何一种绩效指标的设定，考核评价的实施都决定着政府行为的具体趋向。县乡政府官员会把完成指标看成是履行职责，会不遗余力去达到指标的要求[4]。但近年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层出不穷，让各个地方的公民眼花缭乱，下级总是想方设法迎合上级而不断的浪费着纳税人的钱和公共物资，这就是干部作为“经济人”向上晋升或追求“自身价值”的一种表现，也是上级对下级的绩效考核的一种隐形评价使然。如果投资三农，则见效慢，显性和隐性效益低下，加之，干部任期交流制度使得很多干部不愿意在三农等基础设施上下工夫，上任三五年就要调离，使得干部对地方人民没有感情，所以选择放弃农业和农村，放弃中国的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状况。
3.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维难以改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户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但是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依旧没有改变，在“重城轻乡”思想的影响下，国家的政策措施始终倾向于城市，农村则被长期忽略，中国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一直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导致城乡公共物品差距过于悬殊的根本原因”[5]。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6]。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增长极效应使得城市快速增长，扩大了其与农村地区间的差距，政府的“重城轻乡”是锦上添花行为，本来需要政府及时出台政策支持的农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
4.投向农村公共物品的财政份额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很少，而云南本是一个欠发达的多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云南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较贫困状态。客观现实导致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导致农村公路“晴通阴阻”、农民安全饮水严重不达标，中小学校舍破烂，危房仍然在使用，教学设施简陋，拖欠教师工资。医疗卫生硬件和软件条件令人担忧，医疗设备严重缺乏，医务人员素质低下，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非常突出，城市发展转移的工业企业带来的污染正不断向农村蔓延，遭殃的只有农村和农民。
上述种种困境的出现，政府难辞其咎。这背后是发展观上出了问题，是经济考核指标带来的恶果，也是官员任期制下的异常状态，根源是民主政治和执政理念已经严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政府官员突显政府经济人角色的背景下不可能将大量财政转移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这一没有显性效益的隐形投资上来。鉴于此，地方财政投资农村公共物品的份额始终有限，村民要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总是稀缺，政府无法满足农民现实的需要。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重构
在农村重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是从供给主体和运行机理的角度抽象出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实质是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只有各方面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重构起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促进农村地区快速发展。
1.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规划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认为，“在集团中，没有任何个人的贡献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产生可感觉的影响，除非存在强制或某种外部诱导，否则集体物品肯定不会被提供”。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就要求用统筹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市县乡各级政府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统筹考虑农业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平等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其重点是统筹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7]。实现城乡发展过程中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创新。
这就对当今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掌握大局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今世界，体现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这也是当前中国执政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2.构建履行新时期公共服务职能的财政制度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为各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标准的、最终提供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和物品，任何人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因客观因素差异而被剥夺 [8]。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各异，造成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也不大相同。如果政府不在此过程中通过经济等手段来调节，将会产生“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大大损害社会公平。新的财政制度建设应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解决农民发展的基础性硬件和软件投入不足问题，实现各地区均衡协调发展，以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这其中，措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透明化是确保制度能得到贯彻执行的关键。据此，应将农村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真正纳入常规化的制度化规范管控区，减少现行的专项资金面，使农民的必须品供给成为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这样有利于资金使用的监控和农村公共物品的及时常规供给，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3.形成供求相宜的供给需求决策机制
实现公共物品供求相宜是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最佳状态，基层需要什么，供给主体就能提供什么，且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同时，供给主体也不会浪费公共资源，能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做到物尽其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供求相宜就要做到自上而下的决策意愿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期望能协调一致，供给主体能在决策之前吸取来自使用者的期望，然后做出供给数量、时限和方式等决策。因此，为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优化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应按照农民需要的原则来建立公共物品决策机制 [9]。为此，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建设：首先，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让真实的情况和农村真正的需求能够及时传输到决策部门，为决策提供支撑和依据。时下要充分发挥政府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和各级党校的作用，让这些人走到基层去开展调查研究，收集基层信息，使之成为决策部门与民意表达之间的桥梁；其次，建立农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逐步改变农村参与决策的弱势地位，畅通农村需求表达渠道，让政府决策部门能够得到完整和真实的第一手信息材料。
4.构建农村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体系
构建公共物品多主体供给体系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急切任务。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农村公物品供给主体的作用，其次，政府还要为市场、第三部门、私人等供给主体制定适合各自特征的规范且创造有利于其发挥供给积极性的社会环境，从而形成多中心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良性互动协调局面，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具体而言，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的首要供给者，应当转变以城市为中心的传统行政管理观念，把农村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现有供给水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村基础性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公路、广播电视、通讯、农业科技、安全饮水、教育质量、医疗保障等基础性公共物品供给。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失灵的缺陷，所以应该为市场、第三部门、私人等主体创造规范宽松的有吸引力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激发其为农村提供公共物品的强烈愿望，从而构建起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私人等立体的供给体系，为农村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5.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
近年来，虽然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村民自治中的“附属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农民的政治地位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农民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农民成为“被遗忘的集团”。导致农民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农民的参政渠道不畅，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如果不在政治资源分配上改变农民的弱势状态，不改变农民缺乏参政的状况，要改变农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弱势地位是很难的”（吴毅，2006）。
因此，应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创新基层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以民主制度的发展来推进农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从而改变农民参政现状，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农民政治地位的提升，扩展农民的话语权，让农民逐渐成为宪法中的国家主人。只有这样，决策层才能清晰地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哪些公共物品供给还不充分，哪些又是供给过剩，从而解决“供给—需求”偏离性问题。
6.完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保障监督措施
监督保障制度建设是一切政策法规得以严格执行的紧箍咒。通过制度建设，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使之投入经常化制度化，以确保将临时性资金投入变为制度性的财政投入，保证投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建设的监督检查方面，应该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好人大的执法检查，政协的监督检查，质监部门的质量验收检查，使用者的体验式检查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检查等，只有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有可能保证所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保质保量，真正起到促进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通过加强法制制度，增强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硬度，并建立强硬的反馈检查监督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参考文献：
[1] 李继力.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责任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2)：111.
[2] 李彬，李葆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政府供给责任研究[J].乡镇经济，200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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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