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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耀华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本书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探讨自夏商周到清代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缘由。作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历代王朝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同一命运之反复。透过现象，探究个中缘由，却又不难发现，新王朝的建立，旧王朝的覆亡，并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隐藏着不一样的东西。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贿赂公行是历朝走向灭亡之共性，具体到各朝，侧重点则各有不同：秦、隋亡于暴君暴政;东汉、唐、明亡于最腐朽的宦官专权;元亡于吏;宋亡于冗官冗政冗员与军队不会打仗;清亡于腐败与闭关锁国。本书通过对历代王朝兴亡轨迹的归纳、分析，从中探寻吏廉则政清，腐败则亡国的因果关系。
余耀华，湖北省鄂州市人，系湖北省作协会员、鄂州市作协副主席。所著《千古第一相：管仲》《范蠡—从兵家奇才到东方商圣》曾入围茅盾文学奖。近日，余耀华接受廉政瞭望专访，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初衷和观点。
廉政瞭望：你写《中国历代兴亡极简史》这本书，最开始是出于一个什么想法或者目的？
余耀华：《中国历代兴亡极简史》是我研究《中国廉政制度史》这个课题的副产品。研究过程中，我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亡的因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脑海里突然萌生出对中国历史行反思的念头。
廉政瞭望：你在书中提到，中国传统廉政建设面临许多冲突，特别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冲突，如何理解这些冲突？
余耀华：一直以来，古代王朝始终面临“真反腐”与“假反腐”的矛盾、“前严酷”与“后宽松”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决定了历代封建王朝既无心回天，也无力回天，不可能彻底根治贪污腐败问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这就使得传统的廉政建设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强化廉政建设，就要对国家政权以及统治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给予某些约束与限制，另一方面，强化廉政建设，又是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
廉政瞭望：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诸如“周期律”“矛盾律”“背反律”这些普遍、必然的历史现象，与传统廉政制度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古代各朝代无法突围这些定律，你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耀华：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惩贪手段单一。注重德治，轻视制度、法治;或重视法治，轻视德治。如明朝最重视以法惩贪，最终未能逃脱亡国的命运，原因在于只注重法治，忽视了德治。
惩贪力度前严后宽，吏治建设难以贯穿始终。如：隋文帝杨坚勤政爱民，以节敛治天下，其子炀帝杨广却荒淫无道，腐败透顶，最终命丧江都。正如《诗经》中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皇帝带头腐败，腐败遂成风气。如乾隆皇帝在严惩官员行贿受贿的同时，自己却又大肆收受贡献。“君好之，则臣为之”，“上之所好，民必甚焉”，这就是上行下效的实情。
總之，没有权力制衡，古代一切反腐都是“假反腐”，逃不出历史“周期律”。
廉政瞭望：你认为元代是“最无制度的朝代”，但这时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央监察法规《台宪格例》？可是这个法规在治理元代腐败时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余耀华：说元朝最无制度，是因为元朝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竟然连皇帝听政的朝参制度都没有建立。元朝读书人的地位非常低，传统士大夫需要丢掉自尊，放下面子，甚至奴颜婢膝，才能在政权中谋得一个职位。元朝贬低读书人，轻易地放弃了建立廉政制度的思想根基，使得廉政举措渐变为针对腐败表象的惩罚，欠缺“道理”的内涵，难以形成“长治久安”的有效机制。
元世祖忽必烈听取一批有治国经验的汉族儒生的建议，制度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央监察法规《台宪格例》。忽必烈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监察法规，但终不能为继承者所贯彻。可见，一项较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执行者，假若用人不当，或被奸佞所把持，任何好的制度都会被糟蹋。
廉政瞭望：中国历代廉政建设，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你看来，哪些举措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
余耀华：公务员选拔制度、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监察制度等等，都是在借鉴传统廉政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在发展，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廉政建设的基础上，引进现代化的理念和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现阶段的廉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