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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家卫电影中有很多上海元素，上海方言是其表现之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心理的展示，上海话在电影中的巧妙运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家卫电影的上海情结。
[关键词]上海方言 上海情结 文化与语言
王妈：陈太太，侬(你)回来了，哦呦，外头落大雨(下大雨)哦，我想捞(拿)洋伞来接侬(你)呢。
苏丽珍：哦，是阵雨，您有心了。
孙太太：王妈，是啥恁(谁)啊?
王妈：是陈太太呀。
苏丽珍：孙太太……
孙太太：(上海话)哎呀，轧大(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啊?大家自家人(自己人)嘛，就来嗨(在)屋里随便吃点嘛好了
苏丽珍：下次吧，慢慢打。(离去……)
孙太太：哎……先生嘛一夜呀头(一天到晚)勿来嗨屋里厢(家里)，一家头(一个人)冷清清的，真是满作孽各(各，助词“的”)。
牌友：哎呦……出去买个面啊穿各轧(这么)漂亮
王妈：陈太太，陈先生有信来啊，侬(你)看一看……
苏丽珍：这不是我的，是隔壁周先生的。
王妈：周先生啊…哎呀，我么看见日本邮票，当是陈先生的，结果勿是格(不是的)…哎……
上面是《花样年华》中的几段对白，《花样年华》是王家卫继《阿飞正传》之后对于60年代上海的再演绎，王妈、孙太太和牌友说的都是上海方言。虽然这些并非电影中最经典的对白，但是因为操着一口上海方言，观众们马上就能联想到弥漫在酒吧中悠缓的萨克斯管音乐，女人婀娜的腰肢以及旗袍和高跟鞋之间隐约的玉腿，还有挂满了零碎物件的狭长的弄堂——一个旧上海。
王家卫1988年执导第一部影片《旺角卡门》之后，一炮走红，因而也有了之后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后三部影片几乎都讲述这样一些事物：爱情、失落、遗忘、孤绝、苍凉、不可能的沟通等等，而时空的背景则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上海人聚居地。《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是王家卫的一个关于旧上海的梦。
上海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电影梦的根据地。王家卫的童年记忆构成了他电影中的上海形象。但与其说这是对上海的记忆，不如说是对上海的想象，因为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只有5岁。初到香港时，王家卫无法与他人沟通，所以经常是他母亲带着他去影院看电影，这些在他以后的电影中多有反映：对母亲的依恋，对上海的怀念。直到13岁，他才开始会说粤语。心理语言学认为，每个人的第一语言(母语)都是在他一岁半到六岁之间随着发育成长而在周围环境的作用下自己获得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形成过程，一旦习得很难变化。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相信王家卫现在还会说上海话(即便他的上海话与如今上海年轻人的方言有所不同)。王家卫影片中上海话的使用正是上海在其心中深刻烙印的体现。
语言在影片中的作用毋庸置言，但是方言(此处仅指地域方言，也即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体)在影片中究竟起何作用呢?06年暑期火爆的《疯狂的石头》，还有以前冯小刚执导的一些影片，如《手机》中费墨先生的四川方音，在这些电影中，“运用方言元素，远比普通话表达人物个性及提升影片质感要强烈多了。”(马可，2006:60)电影中使用方言似乎是为了取得幽默，一种有趣的感觉。但是在王家卫的电影中，观众不是从方言中得到了一种发笑的快感，反之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重感。
方言是一个人的地域标记，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则是你所使用的语言。汉语的方言有其悠久的历史，造成方言歧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方言自身的演化以外，还包括人口迁移、行政区划、山川形势、交通条件，文化传统等。(游汝杰，2004:21)有一句俗语说“宁听苏州人吵架，别听宁波人说话”，明确的说明了宁波和苏州两地语言的柔软舒缓程度的不同，虽然两地都属吴语区，但是也不难发现他们的差异。上海方言从1840年上海开埠以来，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王家卫会说的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话则象30年代的留声机一样，富有时代的特色，现在的年轻上海人绝对无法表达。
《阿飞正传》中阿飞的养母是一个上海的风尘女子，60年代的，而且会讲老式上海话。后来王请潘迪华扮演这个角色，拿潘自己的话来说：会讲上海话的人很多，但讲老式的却不多。因为现在会讲上海话的年轻人甚至是老一辈的，大都早已同化。我还是讲回自己的上海话，王导演就是喜欢这一点。
由此可见，王家卫选择演员的出发点不仅要求演技，更要求本色，要有上海的原汁原味，就象潘会说“老式的上海话”，这也是王家卫需要潘来演阿飞的养母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电影电视对方言的使用不仅是叙述更强有力、更微妙，同时也成为被讲述而非被书写的故事的文化基础。当普通话被作为主要的语言媒介时，总是会与剧作里的地方性主题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使用方言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地方文化的灵魂，因为一种文化需要其本土语才能保持鲜活。(都文伟，2006:46)
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过，语言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语言是一种创造，它所运用的规则、要素是确定的、有限的，而创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乔姆斯基则进一步指出，语言运用的创造性，在于它“以有限的手段提供了无限的表达可能”。语言的魅力正在于它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同时，“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洪堡特，2002:134-136)
方言同样具有语言的这些特点，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无论是《阿飞正传》中阿飞的养母，还是《花样年华》中的房东太太，人物一出场就是讲上海方言的，最为直接的将观众的感觉拉回到了那个旧上海。听着其中的带点沙哑的成熟的女中音说着“啥恁”，看着那雨后的街道，还有卧室里男主人吐出的一个个烟卷，哪里是香港，就是王家卫自己的上海记忆。那些出租房子的女房东，打麻将的邻居，都是我们在张爱玲或者苏青他们小说里看到的上海30年代时候的氛围。尤其是上海的观众，更会觉得倍加亲切，也会随着电影的情境怀旧起来。
这种对上海的缅怀，让王家卫在一连串的影片中煞费苦心。梁朝伟在《阿飞正传》片尾出现的那一分多钟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是王导把周慕云这个角色延续到了《花样年华》，在其中衍生出更多的线索和情节，直到《2046》才划上句号。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上海，故事里都有着会说上海话的人物。
无论在语言形态，还是在场景布置上，王家卫都在追求着旧上海的影子，《阿飞正传》中有个场景，旭仔的盥洗台上放了一支黄色的“中华牌”牙膏，相信这也是王家卫的刻意安排，因为“中华牙膏”是上海的一个老牌子，也是王家卫“上海情结”的一个暗示。
拿王家卫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今天我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形态在银幕上还原，这是我个人的原因。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的怀念是30年代的上海，他们到香港之后想在那里重新塑造出一个旧上海的世界出来，那是一个很多人对上海的梦想。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希望的就是在60年代的香港拍摄出40年代的上海。”
[关键词]上海方言 上海情结 文化与语言
王妈：陈太太，侬(你)回来了，哦呦，外头落大雨(下大雨)哦，我想捞(拿)洋伞来接侬(你)呢。
苏丽珍：哦，是阵雨，您有心了。
孙太太：王妈，是啥恁(谁)啊?
王妈：是陈太太呀。
苏丽珍：孙太太……
孙太太：(上海话)哎呀，轧大(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啊?大家自家人(自己人)嘛，就来嗨(在)屋里随便吃点嘛好了
苏丽珍：下次吧，慢慢打。(离去……)
孙太太：哎……先生嘛一夜呀头(一天到晚)勿来嗨屋里厢(家里)，一家头(一个人)冷清清的，真是满作孽各(各，助词“的”)。
牌友：哎呦……出去买个面啊穿各轧(这么)漂亮
王妈：陈太太，陈先生有信来啊，侬(你)看一看……
苏丽珍：这不是我的，是隔壁周先生的。
王妈：周先生啊…哎呀，我么看见日本邮票，当是陈先生的，结果勿是格(不是的)…哎……
上面是《花样年华》中的几段对白，《花样年华》是王家卫继《阿飞正传》之后对于60年代上海的再演绎，王妈、孙太太和牌友说的都是上海方言。虽然这些并非电影中最经典的对白，但是因为操着一口上海方言，观众们马上就能联想到弥漫在酒吧中悠缓的萨克斯管音乐，女人婀娜的腰肢以及旗袍和高跟鞋之间隐约的玉腿，还有挂满了零碎物件的狭长的弄堂——一个旧上海。
王家卫1988年执导第一部影片《旺角卡门》之后，一炮走红，因而也有了之后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后三部影片几乎都讲述这样一些事物：爱情、失落、遗忘、孤绝、苍凉、不可能的沟通等等，而时空的背景则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上海人聚居地。《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是王家卫的一个关于旧上海的梦。
上海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电影梦的根据地。王家卫的童年记忆构成了他电影中的上海形象。但与其说这是对上海的记忆，不如说是对上海的想象，因为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只有5岁。初到香港时，王家卫无法与他人沟通，所以经常是他母亲带着他去影院看电影，这些在他以后的电影中多有反映：对母亲的依恋，对上海的怀念。直到13岁，他才开始会说粤语。心理语言学认为，每个人的第一语言(母语)都是在他一岁半到六岁之间随着发育成长而在周围环境的作用下自己获得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形成过程，一旦习得很难变化。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相信王家卫现在还会说上海话(即便他的上海话与如今上海年轻人的方言有所不同)。王家卫影片中上海话的使用正是上海在其心中深刻烙印的体现。
语言在影片中的作用毋庸置言，但是方言(此处仅指地域方言，也即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体)在影片中究竟起何作用呢?06年暑期火爆的《疯狂的石头》，还有以前冯小刚执导的一些影片，如《手机》中费墨先生的四川方音，在这些电影中，“运用方言元素，远比普通话表达人物个性及提升影片质感要强烈多了。”(马可，2006:60)电影中使用方言似乎是为了取得幽默，一种有趣的感觉。但是在王家卫的电影中，观众不是从方言中得到了一种发笑的快感，反之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重感。
方言是一个人的地域标记，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则是你所使用的语言。汉语的方言有其悠久的历史，造成方言歧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方言自身的演化以外，还包括人口迁移、行政区划、山川形势、交通条件，文化传统等。(游汝杰，2004:21)有一句俗语说“宁听苏州人吵架，别听宁波人说话”，明确的说明了宁波和苏州两地语言的柔软舒缓程度的不同，虽然两地都属吴语区，但是也不难发现他们的差异。上海方言从1840年上海开埠以来，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王家卫会说的20世纪60年代的上海话则象30年代的留声机一样，富有时代的特色，现在的年轻上海人绝对无法表达。
《阿飞正传》中阿飞的养母是一个上海的风尘女子，60年代的，而且会讲老式上海话。后来王请潘迪华扮演这个角色，拿潘自己的话来说：会讲上海话的人很多，但讲老式的却不多。因为现在会讲上海话的年轻人甚至是老一辈的，大都早已同化。我还是讲回自己的上海话，王导演就是喜欢这一点。
由此可见，王家卫选择演员的出发点不仅要求演技，更要求本色，要有上海的原汁原味，就象潘会说“老式的上海话”，这也是王家卫需要潘来演阿飞的养母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电影电视对方言的使用不仅是叙述更强有力、更微妙，同时也成为被讲述而非被书写的故事的文化基础。当普通话被作为主要的语言媒介时，总是会与剧作里的地方性主题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别，使用方言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地方文化的灵魂，因为一种文化需要其本土语才能保持鲜活。(都文伟，2006:46)
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过，语言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语言是一种创造，它所运用的规则、要素是确定的、有限的，而创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乔姆斯基则进一步指出，语言运用的创造性，在于它“以有限的手段提供了无限的表达可能”。语言的魅力正在于它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同时，“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洪堡特，2002:134-136)
方言同样具有语言的这些特点，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无论是《阿飞正传》中阿飞的养母，还是《花样年华》中的房东太太，人物一出场就是讲上海方言的，最为直接的将观众的感觉拉回到了那个旧上海。听着其中的带点沙哑的成熟的女中音说着“啥恁”，看着那雨后的街道，还有卧室里男主人吐出的一个个烟卷，哪里是香港，就是王家卫自己的上海记忆。那些出租房子的女房东，打麻将的邻居，都是我们在张爱玲或者苏青他们小说里看到的上海30年代时候的氛围。尤其是上海的观众，更会觉得倍加亲切，也会随着电影的情境怀旧起来。
这种对上海的缅怀，让王家卫在一连串的影片中煞费苦心。梁朝伟在《阿飞正传》片尾出现的那一分多钟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是王导把周慕云这个角色延续到了《花样年华》，在其中衍生出更多的线索和情节，直到《2046》才划上句号。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上海，故事里都有着会说上海话的人物。
无论在语言形态，还是在场景布置上，王家卫都在追求着旧上海的影子，《阿飞正传》中有个场景，旭仔的盥洗台上放了一支黄色的“中华牌”牙膏，相信这也是王家卫的刻意安排，因为“中华牙膏”是上海的一个老牌子，也是王家卫“上海情结”的一个暗示。
拿王家卫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今天我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形态在银幕上还原，这是我个人的原因。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的怀念是30年代的上海，他们到香港之后想在那里重新塑造出一个旧上海的世界出来，那是一个很多人对上海的梦想。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希望的就是在60年代的香港拍摄出40年代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