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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心目中，好的经济学家有标准吗？
我觉得一个好的经济学家，首先他要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他也要有好奇心，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一样的劳动，为什么在有的国家就很值钱，在穷国干同样的活就不值钱。
你想过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者减少发出引发争议的声音吗？
我不想改变我的想法。我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有人对我有非常大的看法，但是这不奇怪。我也很习惯骂的声音。很难听的话我都听过了。只要我觉得自己做得对，我还是继续做。我要说真话。很多科学的道理跟一般的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在北京南沙沟小区的一座普通寓所里，找茅于轼的电话铃声总是频繁响起。
夫人赵燕玲平时负责安排茅老的日常事务，“他在看书”“他在会客”，或者，“他不在家里，你晚上7点再打电话。”很少有生硬的拒绝，访者基本会如约等到茅老的声音。
近十年来，在这个除了鲜花就是书籍的房间里，茅于轼经常享受到人生至美的赞誉，亦承受着各种攻讦和诋毁。
误解与妄言
一直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茅于轼，开始广为大众知晓始于2007年7月的那著名言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当时引发诸多争议，网络上谩骂和赞扬声不绝于耳。
茅老为什么不为穷人说话？事实上，茅老不仅仅为富人说话，同样也为穷人说话。只是因为，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他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茅老所说的“富人”，不包括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的人。为富人做事很容易得到报酬，为穷人做事就很难得到报酬，所以就发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大多数人都是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他觉得这个现象不太正常，应该纠正一下。所以他反过来，选择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之后茅老被争议的观点有“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这个观点被很多人理解为“财富是企业家创造而非工人”。再之后，其“18亿亩红线不靠谱”观点，“提高大学生学费”“廉租房不设厕所”“经适房就应该更小更不‘舒服’”等等，一波又一波，激起了舆论的漩涡。有人甚至因此对茅于轼扣上“权贵代言人”的称号。
同为经济学教授的盛洪颇能理解其中的原委，“大众习惯于直观的思维方式，不了解经济学的内部推导过程。把推导结论直接提供给大众，后者接受起来就有困难。”
在钓鱼岛问题上，茅于轼的反战观点，更是激怒了民族主义者，在乌有之乡等民粹网站，茅于轼从此与“汉奸”脱不开干系。最近一年，在沈阳、长沙和深圳，茅于轼遭遇到一些人的杀气腾腾的抵制。
面对各种激烈的抨击，茅于轼没有妥协，他曾称：“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样的人是不明白的人，是糊涂人，这种人应该说是相当多的。”
那些掩藏在网络掩体后的射杀者都很清楚，在当前的言论环境下，任何较真的回应和反批评，都容易掉入陷阱。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面对不解，甚至谩骂，茅于轼始终心平气和，哪怕是别人有预谋的栽赃。他等待着那些谩骂有朝一日能变成真正的“讲道理”。
在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促进自由奖”颁奖典礼上，作为历史上的第六位获奖者，茅于轼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
“绅士”的探索
茅于轼被草根或假冒的草根骂着，而他确实如自己所言，为穷人办事。在小额贷款、家政服务等领域，他持续试验，承受极大压力。为此，搭进上百万的家庭收入，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而这些要么被诅咒他的人选择性遗忘，要么被歪曲，以更大的恶意胡乱诋毁。独立学者秋风钦佩茅于轼承受误会与伤害的能力，更敬重他关注弱者，积极行动的能力，直呼他是知识分子中难得的“绅士”。
经过早年的慈善实践，茅于轼意识到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养农民的自救能力。早在2004年，他想成立一家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富平基金会。但最终因政策等原因没有登记成功。
基金会没办成，茅于轼等人不得不转变思路，筹划着由他早先创办的富平学校作为创始大股东，在工商部门注册一家投资公司，主要用于发展小额贷款事业和社会企业。茅于轼尝试在现行政策下，探索公益事业发展的可行路径。2010年11月，经过多方努力，由富平基金会变身而来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
作为公益思想家，茅于轼并未坐而论道，他在想尽办法帮农民脱贫致富。作为一个崇尚自由和市场的经济学家，他有着阔大的学术抱负。茅于轼联合一大批实力派经济学家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经过多年耕耘，尤其是最近十年，已经成为了民间智库的典范。
为了天则所筹备经费，茅于轼多次捐出了自己的获奖奖金。2012年7月16日，茅于轼在朋友的运作下，拍卖出个人价值25.9万的午茶时间。茅于轼将所得全部捐给天则所。这是国内首次竞拍与经济学家喝茶的机会，而茅老也在迈入84岁高龄时，成为国内首个拍卖喝茶机会的经济学家。“我是反对拍卖自己时间的。”采访茅于轼时，他一再向记者强调自己的时间不值那个价，之所以有人追捧，那是因为大家“认同天则的事业”。
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卡托研究所认为，茅于轼是中国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力量。
八十多歲的茅于轼仍在学术上不停跋涉。2012年7月，他发起成立人文经济学会。这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茅于轼称，希望人文经济学会能成为一个大众化的学会，“吸引对经济学有好奇心的，愿意彼此学习，追究真理的同仁共襄其事”。
茅于轼曾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很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而处于精神享受的最高端才是“对真理的发现”。
而这种基于精神自由与快乐的追求，处处受到明枪暗箭。茅于轼还是不管不顾。他曾说，他的处事哲学就是自己享受人生，也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茅于轼甚至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这种快乐，不因为他被穷人、被社会某些人误解而主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