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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歆，天津人。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归故乡》《陕北红事》《密语者》《树语》《延安爱情》等九部，另有小说集、散文集多部。在《人民文学》《当代》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现为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
2004年，在北京八里庄认识了来自安徽的小说家曹多勇。后来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写作者，在写作道路上也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鲁三届”。正是因为这个共有的身份，让我们这些“鲁三”同学十多年来互相关注，只要见面必定兴高采烈，只要到了某个同学所在的城市，不管什么事情，一个电话打过去，肯定会受到同学的热情招待。
我一直喊他多勇。过去是，现在也是。
在我持久的印象中，多勇是不事张扬的实力派。几十年来，他始终专注地写作，很少顾及、经营写作以外的事情，坚定地用作品彰显自己的存在。他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诚实的人。我从心里喜欢诚实的人，与这样的人交往，心里特别踏实。
16年前认识多勇的时候，他已经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还有书写淮南风情的长篇小说，在全国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重要文学刊物上的常客。我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但因为整个九十年代完全中断创作，2000年才又开始重新写作小说，所以在心里非常羡慕多勇。那时候即使在“鲁院”学习期间，他也是埋头创作。那时候，我就特别佩服他旺盛的创作力。
我不想谈他的创作，让评论家去谈吧，那是他们的责任。我只想说说十多年来与他交往的点滴往事。
我们都属于性格内向的人，因为我还喝点酒，所以经常呈现性格外向的假象。不喝酒的多勇，偶尔举杯，也是点到而已，非常理智。因此我们在八里庄四个半月学习期间，一起“玩”的时间并不多。那时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有些酒量的。记得那几个月里只要与他见面，无论楼道里还是院子里，他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你又喝酒了吧”，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在“鲁院”时与曹多勇交流不多，但却留下很好印象，刚才说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但也有性格，有时也会对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那时候经常与他在一起的有同样来自安徽的潘小平，还有身在北京同样也是安徽人的徐迅。由此我在内心推定，曹多勇喜欢与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不轻易、不主动去结识新朋友。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鲁院”学习期间我们来往不多，之后却是来往频繁，或电话，或相见，都很愉快。多勇的特点是开门见山，接听他的电话，基本上没有寒暄，上来说事，说完就放下电话，干脆利落。与这样性格的人打交道，非常轻松，没有任何压力。
我们曾经在天津见过面，也在合肥见过面，还在外地文学活动中相遇。每次相遇都会热烈交谈，谈创作倒是不太多，谈的都是对生活的看法，也有对历史的认真分析。
我和安徽作家朋友都很熟悉，说起来有意思，只要见面，立刻就能成为好朋友。譬如前作协主席、敦厚善良的老大哥季宇;现在的作协主席、曾经一起出访过的许春樵。还有做大生意、创作和酒量都不错的钱玉贵，再加上之前的“鲁三”同学潘小平、徐迅，以及当年《清明》编辑部的众多编辑……因为有那么多的朋友相识，所以从心里感觉对安徽有着特别的亲切感。
还有最主要一点，天津与安徽之间有历史渊源。这个话题说起来，那就太长了，在这里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历史，非常容易了解天津与安徽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些渊源，天津、安徽作家之间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至今“天津话”和“安徽话”之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一句话的尾音儿，有着极大的相似。2004年是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之前的2003年我们天津作家还曾经到安徽固镇去寻访，记得听一位八十多岁固镇老人说话，那就是纯正的“天津话”。
如今仔细回味我和多勇离开“鲁院”后的诸多联系，每一次都是充满美好记忆的。
大约是2009年，曹多勇接到湖南《文学界》杂志邀请，要做三个作家作品合辑，于是他邀请我，还有我们共同的“鲁三”同学胡学文，做了一期图文并茂的作品专辑。我和胡学文比较轻松，把作品、评论、印象记等一并交给曹多勇处理，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多勇则是任劳任怨地来回沟通，仔细核对，也不知道他电话打了多少遍。那期《文学界》杂志封面，我们三个“鲁院”同学的头像赫然并列，感觉特别好。
前年、去年，因为在合肥、太原召开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所以两次与多勇见面。一次多勇是东道主，一次是他跟许春樵共同赴会。
记得前年我去合肥，因为报到那天中午我才从国外回来，回到家里简单收拾后，立刻乘坐傍晚时分“高铁”前往合肥，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参会人员，到宾馆时已經晚上十二点多了。可是作为东道主的多勇，还在大厅静静等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必须等我同学呀，多晚都要等”，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俩当即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很多年之后的这次相见，感觉他除了依旧勤奋创作之外，还有着对历史的深层次思考。那一天，参观完一处历史遗迹，我们俩站在外面聊天，谈中国历史，后来不知道哪个话题，说到了楚国历史。多勇说他正在研究这段历史。他说了好多研究感受，其中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楚国后来衰败，整个国家的女人都生不出男孩子。他感慨道，当一个国家进入衰败期的时候，一切都走下坡路，甚至与生育相关联。
我始终认为，一个写作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开始停下来思考历史。这会通常意味着他的创作将会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我从心里欣赏这种“可怕”。
去年在太原又一次见面。那几天，我和多勇、许春樵，经常凑在一起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
假如说见面也有遗憾的话，那就是那年多勇、潘小平来天津，正好赶上我重感冒。本来我想带着他俩多走走、看看，但是吃过一顿饭后，实在支持不下去了，难受得起不来床，也就没有好好陪伴他们，至今还过意不去，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我记得给多勇、潘小平打电话，他们说还有见面的机会。
是的，有的是机会。
毕竟我们拥有共同的身份证明——鲁三届。这个共同的身份，将会永远伴随我们成为好朋友。
2004年，在北京八里庄认识了来自安徽的小说家曹多勇。后来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52名写作者，在写作道路上也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鲁三届”。正是因为这个共有的身份，让我们这些“鲁三”同学十多年来互相关注，只要见面必定兴高采烈，只要到了某个同学所在的城市，不管什么事情，一个电话打过去，肯定会受到同学的热情招待。
我一直喊他多勇。过去是，现在也是。
在我持久的印象中，多勇是不事张扬的实力派。几十年来，他始终专注地写作，很少顾及、经营写作以外的事情，坚定地用作品彰显自己的存在。他是一个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诚实的人。我从心里喜欢诚实的人，与这样的人交往，心里特别踏实。
16年前认识多勇的时候，他已经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还有书写淮南风情的长篇小说，在全国文坛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重要文学刊物上的常客。我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发表作品，但因为整个九十年代完全中断创作，2000年才又开始重新写作小说，所以在心里非常羡慕多勇。那时候即使在“鲁院”学习期间，他也是埋头创作。那时候，我就特别佩服他旺盛的创作力。
我不想谈他的创作，让评论家去谈吧，那是他们的责任。我只想说说十多年来与他交往的点滴往事。
我们都属于性格内向的人，因为我还喝点酒，所以经常呈现性格外向的假象。不喝酒的多勇，偶尔举杯，也是点到而已，非常理智。因此我们在八里庄四个半月学习期间，一起“玩”的时间并不多。那时与我经常在一起“玩”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有些酒量的。记得那几个月里只要与他见面，无论楼道里还是院子里，他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你又喝酒了吧”，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
在“鲁院”时与曹多勇交流不多，但却留下很好印象，刚才说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但也有性格，有时也会对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那时候经常与他在一起的有同样来自安徽的潘小平，还有身在北京同样也是安徽人的徐迅。由此我在内心推定，曹多勇喜欢与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不轻易、不主动去结识新朋友。
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鲁院”学习期间我们来往不多，之后却是来往频繁，或电话，或相见，都很愉快。多勇的特点是开门见山，接听他的电话，基本上没有寒暄，上来说事，说完就放下电话，干脆利落。与这样性格的人打交道，非常轻松，没有任何压力。
我们曾经在天津见过面，也在合肥见过面，还在外地文学活动中相遇。每次相遇都会热烈交谈，谈创作倒是不太多，谈的都是对生活的看法，也有对历史的认真分析。
我和安徽作家朋友都很熟悉，说起来有意思，只要见面，立刻就能成为好朋友。譬如前作协主席、敦厚善良的老大哥季宇;现在的作协主席、曾经一起出访过的许春樵。还有做大生意、创作和酒量都不错的钱玉贵，再加上之前的“鲁三”同学潘小平、徐迅，以及当年《清明》编辑部的众多编辑……因为有那么多的朋友相识，所以从心里感觉对安徽有着特别的亲切感。
还有最主要一点，天津与安徽之间有历史渊源。这个话题说起来，那就太长了，在这里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历史，非常容易了解天津与安徽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些渊源，天津、安徽作家之间交流没有任何障碍。至今“天津话”和“安徽话”之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一句话的尾音儿，有着极大的相似。2004年是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之前的2003年我们天津作家还曾经到安徽固镇去寻访，记得听一位八十多岁固镇老人说话，那就是纯正的“天津话”。
如今仔细回味我和多勇离开“鲁院”后的诸多联系，每一次都是充满美好记忆的。
大约是2009年，曹多勇接到湖南《文学界》杂志邀请，要做三个作家作品合辑，于是他邀请我，还有我们共同的“鲁三”同学胡学文，做了一期图文并茂的作品专辑。我和胡学文比较轻松，把作品、评论、印象记等一并交给曹多勇处理，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多勇则是任劳任怨地来回沟通，仔细核对，也不知道他电话打了多少遍。那期《文学界》杂志封面，我们三个“鲁院”同学的头像赫然并列，感觉特别好。
前年、去年，因为在合肥、太原召开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所以两次与多勇见面。一次多勇是东道主，一次是他跟许春樵共同赴会。
记得前年我去合肥，因为报到那天中午我才从国外回来，回到家里简单收拾后，立刻乘坐傍晚时分“高铁”前往合肥，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参会人员，到宾馆时已經晚上十二点多了。可是作为东道主的多勇，还在大厅静静等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必须等我同学呀，多晚都要等”，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俩当即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很多年之后的这次相见，感觉他除了依旧勤奋创作之外，还有着对历史的深层次思考。那一天，参观完一处历史遗迹，我们俩站在外面聊天，谈中国历史，后来不知道哪个话题，说到了楚国历史。多勇说他正在研究这段历史。他说了好多研究感受，其中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楚国后来衰败，整个国家的女人都生不出男孩子。他感慨道，当一个国家进入衰败期的时候，一切都走下坡路，甚至与生育相关联。
我始终认为，一个写作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开始停下来思考历史。这会通常意味着他的创作将会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我从心里欣赏这种“可怕”。
去年在太原又一次见面。那几天，我和多勇、许春樵，经常凑在一起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
假如说见面也有遗憾的话，那就是那年多勇、潘小平来天津，正好赶上我重感冒。本来我想带着他俩多走走、看看，但是吃过一顿饭后，实在支持不下去了，难受得起不来床，也就没有好好陪伴他们，至今还过意不去，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我记得给多勇、潘小平打电话，他们说还有见面的机会。
是的，有的是机会。
毕竟我们拥有共同的身份证明——鲁三届。这个共同的身份，将会永远伴随我们成为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