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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太讲究绩点
俞吾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复旦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
我进入大学时已经30岁了，有一定的理解力，一看就明白，按照老师讲课的速度满足不了我。我又是一班班长，所以我要带头，坐在讲得不好的老师旁边听，讲得不好我就把图书馆借的书带去教室里看。后来有记者找到我，因为他们看了当时读书卡片借书记录，我是借书最多的之一。我那时看书如饥似渴，进文科阅览室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寝室里有六七个人，如果有人手中有本书我没读过，我会理解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当时除了政治经济学85分，其他科都90分以上。但是，讲绩点不是我的目的。考分是考察智商的重要方面，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绩点制度我们要重视，这是学位的规则，但是绝对不要把绩点看得很重。归根结底，是你在大学学了多少东西。我觉得一个图书馆，藏书量多少没用，关心的是有多少书被读。读书不必太讲究绩点。最大的动机和目的不是绩点，而是用4年的时间来学到真本领。
高考是命运中最大的
一次转折
陈思和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如果要我谈我对大学的体会，就是选一个名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一个名师。我当时进复旦大学是进了中文系，我从小学跳到大学，没有知识体系，或是支离破碎，凭兴趣读书。到了大学，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大学还没真正恢复大学气象，幸亏有一批从五四时代过来的老教授。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受了很多苦，但是“文革”一结束就成了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
我非常庆幸认识了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他彻底改变了我，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五四时期的正直。他早年是日本留学生，因为抗战放弃留学，后来是七月派新锐诗人，但一二?九运动中他被抓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搞策反又被日本人抓起来，到了国民党时代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又被抓起来。1955年因为朋友胡风被打成反革命，他受牵连坐了十年的牢，然后放出来，又是文化大革命。我见到贾先生的时候他还在中文系资料室当“反革命”。 认识这样一位老人，彻底改变了我这个人，从他身上我直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对待历史，让我看到了五四的铮铮遗风。
他叫我到他家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住了个小房子，我们经常在他家里聊天、喝酒。他告诉了我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样一个1/4世纪都在牢里、经过各个时代囚禁的人没有任何性格上的阴影，他讲鲁迅、胡风、郭沫若时，就像在讲邻居，当我看着先生的时候，觉得自己就站在鲁迅的身边。我常常把传统比作河流，我是河流底下的一块石头，当它淹没我时，它把我的整个生命信息都融入了传统中去，我就知道要怎么去做知识分子了。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完了，但我觉得我这条路没有白走，非常充实。
大学能把人送到
读书的顶端
沈丁立
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我们的大学中并没有一堂课讲什么是大学，这个概念的了解基本上是同学逐步体验得到的。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发展研究院工作过。这些学科领域的领头人就在我身边，我一个30多岁的人就看他们怎么考虑国家问题等等，我每天都在感受，我们享有的共同的东西，这就变成了复旦人。
我觉得现在和西方大学比较，我们要把自己大学的定位找准确：一个是教育，大学首先还是一个学校；二是科研；三是为社会服务。大家进复旦不容易，不应该成为普通人，应该成为心胸更高、品德伟大、吃得了苦的人，但同时具有宽大的爱人之心。有一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我一个月工资是30美元，每天1美元。中国为什么这么穷？我们要思考而不是甘愿贫穷。如果我没让它变化，我干嘛回来？这是我的责任，而且要把责任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教育，我要把能力和责任传给学生。
那些游手好闲的好汉
哪里去了
陈果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讲师，网络 红师。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一点都不羡慕别人绩点高，我们有别的无法用绩点衡量的优秀之处，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全面发展，你应该让自己浑身上下都是魅力。如果在这朵花上不如别人艳丽，完全可以在别处开出更多的花朵。这时，你们就会是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相互欣赏。
我有个97级的师兄回到复旦第一句话说：“那些游手好闲的好汉哪里去了？”当时这句话让我心潮澎湃。你们本来可以成为游手好闲的好汉啊，因为只有这样的好汉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格上的领袖，灵魂上的领袖。一个领域智商高总会被超越，智商的不足可以通过人格来弥补，人格的不足不可以用智商来弥补。
什么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人只是取得个人的成功和财富有什么了不起的？ 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不是应该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吗？那就是为别人服务。所以，当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吃喝拉撒考虑时，坦白讲，你不怎么优秀，你的眼界也就那么点而已，仅此而已。
俞吾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复旦大学和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培养的哲学博士。
我进入大学时已经30岁了，有一定的理解力，一看就明白，按照老师讲课的速度满足不了我。我又是一班班长，所以我要带头，坐在讲得不好的老师旁边听，讲得不好我就把图书馆借的书带去教室里看。后来有记者找到我，因为他们看了当时读书卡片借书记录，我是借书最多的之一。我那时看书如饥似渴，进文科阅览室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寝室里有六七个人，如果有人手中有本书我没读过，我会理解为这是对我的侮辱。
我当时除了政治经济学85分，其他科都90分以上。但是，讲绩点不是我的目的。考分是考察智商的重要方面，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绩点制度我们要重视，这是学位的规则，但是绝对不要把绩点看得很重。归根结底，是你在大学学了多少东西。我觉得一个图书馆，藏书量多少没用，关心的是有多少书被读。读书不必太讲究绩点。最大的动机和目的不是绩点，而是用4年的时间来学到真本领。
高考是命运中最大的
一次转折
陈思和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如果要我谈我对大学的体会，就是选一个名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选一个名师。我当时进复旦大学是进了中文系，我从小学跳到大学，没有知识体系，或是支离破碎，凭兴趣读书。到了大学，1970年代末百废待兴，大学还没真正恢复大学气象，幸亏有一批从五四时代过来的老教授。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受了很多苦，但是“文革”一结束就成了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
我非常庆幸认识了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现代著名作家、文学史家），他彻底改变了我，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五四时期的正直。他早年是日本留学生，因为抗战放弃留学，后来是七月派新锐诗人，但一二?九运动中他被抓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搞策反又被日本人抓起来，到了国民党时代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又被抓起来。1955年因为朋友胡风被打成反革命，他受牵连坐了十年的牢，然后放出来，又是文化大革命。我见到贾先生的时候他还在中文系资料室当“反革命”。 认识这样一位老人，彻底改变了我这个人，从他身上我直接看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对待历史，让我看到了五四的铮铮遗风。
他叫我到他家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住了个小房子，我们经常在他家里聊天、喝酒。他告诉了我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样一个1/4世纪都在牢里、经过各个时代囚禁的人没有任何性格上的阴影，他讲鲁迅、胡风、郭沫若时，就像在讲邻居，当我看着先生的时候，觉得自己就站在鲁迅的身边。我常常把传统比作河流，我是河流底下的一块石头，当它淹没我时，它把我的整个生命信息都融入了传统中去，我就知道要怎么去做知识分子了。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完了，但我觉得我这条路没有白走，非常充实。
大学能把人送到
读书的顶端
沈丁立
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我们的大学中并没有一堂课讲什么是大学，这个概念的了解基本上是同学逐步体验得到的。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发展研究院工作过。这些学科领域的领头人就在我身边，我一个30多岁的人就看他们怎么考虑国家问题等等，我每天都在感受，我们享有的共同的东西，这就变成了复旦人。
我觉得现在和西方大学比较，我们要把自己大学的定位找准确：一个是教育，大学首先还是一个学校；二是科研；三是为社会服务。大家进复旦不容易，不应该成为普通人，应该成为心胸更高、品德伟大、吃得了苦的人，但同时具有宽大的爱人之心。有一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我一个月工资是30美元，每天1美元。中国为什么这么穷？我们要思考而不是甘愿贫穷。如果我没让它变化，我干嘛回来？这是我的责任，而且要把责任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教育，我要把能力和责任传给学生。
那些游手好闲的好汉
哪里去了
陈果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讲师，网络 红师。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一点都不羡慕别人绩点高，我们有别的无法用绩点衡量的优秀之处，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全面发展，你应该让自己浑身上下都是魅力。如果在这朵花上不如别人艳丽，完全可以在别处开出更多的花朵。这时，你们就会是两个不同的人之间的相互欣赏。
我有个97级的师兄回到复旦第一句话说：“那些游手好闲的好汉哪里去了？”当时这句话让我心潮澎湃。你们本来可以成为游手好闲的好汉啊，因为只有这样的好汉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格上的领袖，灵魂上的领袖。一个领域智商高总会被超越，智商的不足可以通过人格来弥补，人格的不足不可以用智商来弥补。
什么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人只是取得个人的成功和财富有什么了不起的？ 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不是应该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吗？那就是为别人服务。所以，当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吃喝拉撒考虑时，坦白讲，你不怎么优秀，你的眼界也就那么点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