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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的城市很有趣，国际知名度最高的当然是厦门，那里举办过金砖会议，那里有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则非泉州莫属，那里聚集着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企业，经济增速曾连续17年领跑全省；同样是沿海城市，对比厦门的名贵与泉州的豪气，省会福州多少有些小尴尬。历史上，人们就对福州的地理形势略有微辞。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每写到某府城大郡，都不免溢美之词，唯独“福州篇”言语吞吐，“府西阻重山，东带苍冥，南望交广，北睨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言下之意，福州凑合着也算是一个都会吧。至于原因，顾祖禹认为福州对外无可守之关隘，对内无辽阔之腹地用于经略，一旦起战事，便无险可守。他说：“然而延、建诸郡控我咽喉，福宁一州扼我项背，兴、泉诸郡，伺我肘腋。扬帆突至，则有海道之虞；逾险飙驰，实切上游之惧。封疆不可凭，山溪不足恃，国门以外，皆战场也。三山之险，诚不在近郊，而在四境矣。”
从地形上看，福州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鼓山、五虎山、旗山、莲花峰从东南西北四面将福州合围，闽江和乌龙江自东而西横穿市区奔向大海。元代贡师泰说：“福州，中七郡而治，连山东驰，众水皆汇于海。地气磅礴，物产蕃阜。”山环水绕间土地平旷，赋予了福州人“小富即安”“安贫乐道”的休闲气质。走进今天的福州，虽不见茶馆遍地，但饮茶及以茶待客却是福州人最为看中的生活方式；虽没有满街的棋牌室，但好友间的麻将悠闲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休闲似乎较之成都、杭州等地更加彻底。另一方面，福州又兼海路之利，长乐港曾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马尾港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军港之一，扬帆出海闯荡江湖从来就是福州人的气魄和标签。宋元之间，朝廷曾在福州或长或短地设立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清末，福州又是最早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那些年的福州“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对福州而言，是海洋塑造了它的“性格”。
清乾隆徐景熹的《福州府志》说：“福建于周为七闽，地处闽中，自无诸建国，风气至唐而开，至宋明而盛，海滨邹鲁之称有自来矣。”尽管福州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周代，秦时曾设闽中郡，但与中原城市相比，早期的福州历史显得模糊而遥远。自晋代衣冠南渡，北方移民大量迁徙起，至唐代风气渐开，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唐代时，“府东南二境皆滨海……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三年县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遂成良田”。海堤的修筑，不仅有效阻挡了海潮的侵袭，确保了大面积农田的耕种，而且在人与海之间划定了边界，为福州城市圈定了范围、塑造了形态。
老福州城位于闽江之北，坐北朝南。从古城修筑的历史来看，福州城经历了汉代冶城、晋代子城、唐代罗城和明清老城的发展和演变，总的趋势是由北而南，不断扩大。受四围山势和闽江流向的影响，福州古城不甚方正规矩，北部细小，南部宽大，像一个葫芦。因环城皆山，有“三山藏，三山现，三山不可见”之格局，且城内于山、乌石山、屏山并列，有“三山”的别号。无论何时行走在福州，都能见到城内绿树成荫，苍翠欲滴。最常见的是榕树，这树枝干粗大，树叶浓密，呈狭椭圆形。其榕果细小，生于叶腋，在风与飞鸟的协助下，极易附生母树之上。在临海温暖潮湿的空气里，果子们汲取母树的养分，长出一根根悬挂的气根，这些气根自树顶而下，密密麻麻，远观似独木成林，近看如长者的胡须。福州种植榕树的历史久远，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知州张伯玉为解百姓暑热而栽种，当时就有“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之说，福州因此获“榕城”的美名。《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大十围，凌冬不凋，郡城中独盛，故号榕城。”
进入城北的福州国家森林公园，远远就能看到一棵超级庞大的古榕横卧绿草之上。其树干直径达8米，最高处距地面20多米，粗大的主干在两米左右处四向伸展，宛若数朵巨浪在洋面碰撞，延伸的支叉竟形成了1300多平方米的冠幅，可以为上千人提供庇荫，可谓“榕荫半边天”。虽然树龄已达千年，但樹叶嫩绿如新，且两侧叶形各异，让人疑心这是两棵树的合体。在福州，树龄同这古榕的还有十多棵，它们分布在市区平原与山野各处，成为福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人们说榕树凝聚了福州人的精气神，它生命力顽强，种子入土就能发芽，气根垂地就可以成枝；它拒绝平庸，能负势竞上，独木成林，傲然挺立于天地一角，庇荫一方水土；它又枝叶繁茂，气根森然，同根共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对老福州人而言，哪家没有几个漂洋过海远赴他国谋生的亲友，谁不能讲出几个遥远国度的故事，能聊几句异域的风情？还是《福州府志》总结得好：“福郡负山带海，生齿繁庶，无不垦之地，无不耕之民，而终岁民食，常仰资于上游各郡。至于商贾负贩百货，则皆来自海洋。自制府高文良公请开海禁，每年商舶冬出夏归，十余年以来，百物流通，市集充牛刃，米谷之至自外洋者，岁不下百十万。”
相对于泉州，福州海外贸易的历史要早些，汉初闽越王无诸就于此设立东至港，开辟了前往越南等地的海上航线，史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中唐以后，福州海上交通地位更加凸显，北向日本、南向东南亚的航线逐步成熟。晚唐诗人薛能在《送福建李大人》中赞赏福州：“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五代十国时期，福州迎来海外贸易的辉煌，割据东南的王审知以福州为根据地建立闽国，在福州下游的长乐地区开辟了甘棠港，并“招揽海中蛮夷商贾”开展密集海上贸易。伴随着海上丝路带来的财富，福州迎来了贸易繁盛时期。 福州市区东南，乌龙江、闽江河口以南是长乐区。自古以来这里都是福州的出海港，现在也是福州国际机场所在地。长乐，“环城内外皆山也”，其东北有首石山、西南有南山，西北對着闽江，扼守“江海通津”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入海口附近的猫山与北之碁山之间群山耸立，形成一片“W”型的海湾。这里曾水深滩平，又有群山围护，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人们称之为黄岐澳，据专家考证这里正是古闽国盛极一时的“甘棠港”旧址。“甘棠”二字源自《诗经》，是古人歌咏仁政的代名词，以此古意命名新开的港口，足见当年雄踞东南的王审知仍是心向中原。宋代《舆地纪胜》记载：甘棠港“旧名黄岐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佑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敕改甘棠港”。唐末至五代之间，这里往来番客商船无数，当时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说闽国因之而“航海梯山，贡奉循环”“遐迩怀来，商旅相继”。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朝廷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随着泉州港的快速兴起，福州甘棠港逐渐冷清衰败。但三百多年后，中国海航史的又一次光辉重新光顾长乐。明永乐年间最为盛大的郑和船队七驻长乐，使这个冷落了的港口又一次“人物辏集如市”，贸易如云，热闹了数十年，成为明清海外贸易回光返照的最后见证。《重纂福建通志》载：“（永乐）七年（1409）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乾隆《长乐县志》也说：“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太平港。”这就是走进今天的长乐，我们几乎无时不与“郑和”相遇的原因了。在长乐市区，郑和路、郑和公园、郑和广场、郑和巨雕、郑和航海馆、郑和纪念馆等一系列纪念性道路及建筑景观散落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使得小城“无处不郑和”。
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更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近3万人、240艘船舶的规模创下了那个时代海员最多、航程最远、航时最久的世界纪录。但人们不太熟悉的是，郑和下西洋虽是自江苏太仓启锚，但都是在福州长乐停留驻舶，在此招募船员、修建船只、购置给养、伺风开洋。今天的长乐郑和公园山顶上依然保留着一座三峰寺塔，塔高7层，登高可远眺外海，是郑和船队远航前的暸望塔和回港时的航标。出土于长乐天妃行宫的“天妃应灵之记”石碑则更翔实地记录了郑和船队于长乐七驻的珍贵历史，碑文有曰：“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
即便取得了恢弘的成就，但早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明朝统治高层就已经制定了停止远洋的政策。随后明清两朝更推行愈加严酷的“海禁”政策。从明代的“片板不得下海”到清初的迁界禁海，不仅正常的海外贸易被全面叫停，就连沿海百姓日常出海也被禁止。但至清代晚期，福州城内却涌现出一批突破禁锢放眼海外的精英群体，他们以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觉民、林徽因、冰心等为代表。这些突破海洋制约远赴欧美求学的时代之子们，以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和开天辟地的气魄在多个领域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幸运的是，今天福州市区的三坊七巷里仍完整地保留着他们的故居与府邸，为我们寻觅这些文化巨匠的身影提供了最理想的空间。
①严复故居
②林觉民、冰心故居
③俯瞰三坊七巷
里坊是我国唐代之前的城市内部结构，高大的坊墙连片起伏，形成封闭的居住空间。坊内街道齐整，巷道深深，连接着不同的人家。坊设气派的坊门，晚间关闭，方便城市管理。宋时商品经济繁荣，坊墙逐渐被拆除，城市开启夜生活模式，临街商铺鳞次栉比，“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般只闻声音、不见灯火的城市被通宵达旦的开放形态彻底改变。然而东南一隅的福州至今仍保留着唐代以前的里坊，与四周不断涌现的高楼景观相反，高空俯视下的三坊七巷，呈现出一片灰黑起伏的二三层院落群。行走其间，总有平直窄小的胡同，或曲折弄堂的拐角，让人想起戴望舒《雨巷》中的意境。
1920年10月，受时局及哮喘沉疴的困扰，一位六旬老人回归故里。他就是曾被毛泽东誉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先生，在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安排下，严复一家人住进三坊七巷中的郎官巷。郎官巷地处南后街之东、杨桥巷之南，此处偏离街衢，少有车马之喧，闹中取静，适宜老人居住。这位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在青年时期就是一等一的优秀分子，作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优秀毕业生，他于留学英国朴茨茅茨大学及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时各门功课成绩也都“屡列优等”；他翻译的《天演论》及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明清漫长的封海、闭关、锁国禁锢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猛地叩响了国家危亡的警钟，“自立、自强、自治、自主”的口号如久违的春风唤醒中国人对海洋、对主权的记忆。
走进郎官巷的严家大院，只见门厅阔大，粉墙黛瓦，红灯高挂，门廊之上的轩架与牛腿都有繁复的鸟兽纹木雕，主厅两侧对联为“读圣贤书，行仁义事”，透视着主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回归。如今故居内设“少年励志”“投身海军”“启蒙图存”“教育救国”四个展厅回顾严复的一生，大院北部靠右的花厅曾是严复居住的屋室，这座两层高的民国式楼房现已被辟为“严复与儿孙”展厅，详细展示了严复后裔在闽台两地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徜徉在街巷之中，不时会碰到我们熟知的名字。出郎官巷向北，入杨桥巷，一定能与林觉民和冰心相逢，《与妻书》的感人肺腑、《小桔灯》的恬静安详等诸多记忆都能在那个院落被瞬间激活。宫巷之中，又有“近代海军之父”沈葆桢和林则徐次子林聪彝的故居。文化记忆研究专家阿斯曼认为，个体记忆很难超过四代，从这个角度看，凡以清之前为文化特色的古街再生都难成功，因而最终都得落点于民国情怀。而福州的三街七巷不同，它延伸着宋元海上丝路的辉煌，开出的却是一份长长的近代文化清单，行经其间不会有时空的错愕，有的只是昨日记忆里的文化身影和经典文本碎片。
从地形上看，福州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鼓山、五虎山、旗山、莲花峰从东南西北四面将福州合围，闽江和乌龙江自东而西横穿市区奔向大海。元代贡师泰说：“福州，中七郡而治，连山东驰，众水皆汇于海。地气磅礴，物产蕃阜。”山环水绕间土地平旷，赋予了福州人“小富即安”“安贫乐道”的休闲气质。走进今天的福州，虽不见茶馆遍地，但饮茶及以茶待客却是福州人最为看中的生活方式；虽没有满街的棋牌室，但好友间的麻将悠闲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种休闲似乎较之成都、杭州等地更加彻底。另一方面，福州又兼海路之利，长乐港曾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马尾港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军港之一，扬帆出海闯荡江湖从来就是福州人的气魄和标签。宋元之间，朝廷曾在福州或长或短地设立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清末，福州又是最早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那些年的福州“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对福州而言，是海洋塑造了它的“性格”。
伴海而生一榕城
清乾隆徐景熹的《福州府志》说：“福建于周为七闽，地处闽中，自无诸建国，风气至唐而开，至宋明而盛，海滨邹鲁之称有自来矣。”尽管福州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周代，秦时曾设闽中郡，但与中原城市相比，早期的福州历史显得模糊而遥远。自晋代衣冠南渡，北方移民大量迁徙起，至唐代风气渐开，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唐代时，“府东南二境皆滨海……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三年县令李茸筑。先是每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遂成良田”。海堤的修筑，不仅有效阻挡了海潮的侵袭，确保了大面积农田的耕种，而且在人与海之间划定了边界，为福州城市圈定了范围、塑造了形态。
老福州城位于闽江之北，坐北朝南。从古城修筑的历史来看，福州城经历了汉代冶城、晋代子城、唐代罗城和明清老城的发展和演变，总的趋势是由北而南，不断扩大。受四围山势和闽江流向的影响，福州古城不甚方正规矩，北部细小，南部宽大，像一个葫芦。因环城皆山，有“三山藏，三山现，三山不可见”之格局，且城内于山、乌石山、屏山并列，有“三山”的别号。无论何时行走在福州，都能见到城内绿树成荫，苍翠欲滴。最常见的是榕树，这树枝干粗大，树叶浓密，呈狭椭圆形。其榕果细小，生于叶腋，在风与飞鸟的协助下，极易附生母树之上。在临海温暖潮湿的空气里，果子们汲取母树的养分，长出一根根悬挂的气根，这些气根自树顶而下，密密麻麻，远观似独木成林，近看如长者的胡须。福州种植榕树的历史久远，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知州张伯玉为解百姓暑热而栽种，当时就有“绿荫满城、暑不张盖”之说，福州因此获“榕城”的美名。《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大十围，凌冬不凋，郡城中独盛，故号榕城。”
进入城北的福州国家森林公园，远远就能看到一棵超级庞大的古榕横卧绿草之上。其树干直径达8米，最高处距地面20多米，粗大的主干在两米左右处四向伸展，宛若数朵巨浪在洋面碰撞，延伸的支叉竟形成了1300多平方米的冠幅，可以为上千人提供庇荫，可谓“榕荫半边天”。虽然树龄已达千年，但樹叶嫩绿如新，且两侧叶形各异，让人疑心这是两棵树的合体。在福州，树龄同这古榕的还有十多棵，它们分布在市区平原与山野各处，成为福州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人们说榕树凝聚了福州人的精气神，它生命力顽强，种子入土就能发芽，气根垂地就可以成枝；它拒绝平庸，能负势竞上，独木成林，傲然挺立于天地一角，庇荫一方水土；它又枝叶繁茂，气根森然，同根共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对老福州人而言，哪家没有几个漂洋过海远赴他国谋生的亲友，谁不能讲出几个遥远国度的故事，能聊几句异域的风情？还是《福州府志》总结得好：“福郡负山带海，生齿繁庶，无不垦之地，无不耕之民，而终岁民食，常仰资于上游各郡。至于商贾负贩百货，则皆来自海洋。自制府高文良公请开海禁，每年商舶冬出夏归，十余年以来，百物流通，市集充牛刃，米谷之至自外洋者，岁不下百十万。”
长乐，江津通海福善地
相对于泉州，福州海外贸易的历史要早些，汉初闽越王无诸就于此设立东至港，开辟了前往越南等地的海上航线，史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中唐以后，福州海上交通地位更加凸显，北向日本、南向东南亚的航线逐步成熟。晚唐诗人薛能在《送福建李大人》中赞赏福州：“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五代十国时期，福州迎来海外贸易的辉煌，割据东南的王审知以福州为根据地建立闽国，在福州下游的长乐地区开辟了甘棠港，并“招揽海中蛮夷商贾”开展密集海上贸易。伴随着海上丝路带来的财富，福州迎来了贸易繁盛时期。 福州市区东南，乌龙江、闽江河口以南是长乐区。自古以来这里都是福州的出海港，现在也是福州国际机场所在地。长乐，“环城内外皆山也”，其东北有首石山、西南有南山，西北對着闽江，扼守“江海通津”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入海口附近的猫山与北之碁山之间群山耸立，形成一片“W”型的海湾。这里曾水深滩平，又有群山围护，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人们称之为黄岐澳，据专家考证这里正是古闽国盛极一时的“甘棠港”旧址。“甘棠”二字源自《诗经》，是古人歌咏仁政的代名词，以此古意命名新开的港口，足见当年雄踞东南的王审知仍是心向中原。宋代《舆地纪胜》记载：甘棠港“旧名黄岐港，先有巨石，为舟楫之患。唐天佑中，闽王命工凿之，忽然震碎，敕改甘棠港”。唐末至五代之间，这里往来番客商船无数，当时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说闽国因之而“航海梯山，贡奉循环”“遐迩怀来，商旅相继”。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朝廷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随着泉州港的快速兴起，福州甘棠港逐渐冷清衰败。但三百多年后，中国海航史的又一次光辉重新光顾长乐。明永乐年间最为盛大的郑和船队七驻长乐，使这个冷落了的港口又一次“人物辏集如市”，贸易如云，热闹了数十年，成为明清海外贸易回光返照的最后见证。《重纂福建通志》载：“（永乐）七年（1409）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乾隆《长乐县志》也说：“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太平港。”这就是走进今天的长乐，我们几乎无时不与“郑和”相遇的原因了。在长乐市区，郑和路、郑和公园、郑和广场、郑和巨雕、郑和航海馆、郑和纪念馆等一系列纪念性道路及建筑景观散落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使得小城“无处不郑和”。
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更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近3万人、240艘船舶的规模创下了那个时代海员最多、航程最远、航时最久的世界纪录。但人们不太熟悉的是，郑和下西洋虽是自江苏太仓启锚，但都是在福州长乐停留驻舶，在此招募船员、修建船只、购置给养、伺风开洋。今天的长乐郑和公园山顶上依然保留着一座三峰寺塔，塔高7层，登高可远眺外海，是郑和船队远航前的暸望塔和回港时的航标。出土于长乐天妃行宫的“天妃应灵之记”石碑则更翔实地记录了郑和船队于长乐七驻的珍贵历史，碑文有曰：“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
三坊七巷，人文福州的浓缩
即便取得了恢弘的成就，但早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明朝统治高层就已经制定了停止远洋的政策。随后明清两朝更推行愈加严酷的“海禁”政策。从明代的“片板不得下海”到清初的迁界禁海，不仅正常的海外贸易被全面叫停，就连沿海百姓日常出海也被禁止。但至清代晚期，福州城内却涌现出一批突破禁锢放眼海外的精英群体，他们以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觉民、林徽因、冰心等为代表。这些突破海洋制约远赴欧美求学的时代之子们，以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和开天辟地的气魄在多个领域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幸运的是，今天福州市区的三坊七巷里仍完整地保留着他们的故居与府邸，为我们寻觅这些文化巨匠的身影提供了最理想的空间。
里坊是我国唐代之前的城市内部结构，高大的坊墙连片起伏，形成封闭的居住空间。坊内街道齐整，巷道深深，连接着不同的人家。坊设气派的坊门，晚间关闭，方便城市管理。宋时商品经济繁荣，坊墙逐渐被拆除，城市开启夜生活模式，临街商铺鳞次栉比，“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般只闻声音、不见灯火的城市被通宵达旦的开放形态彻底改变。然而东南一隅的福州至今仍保留着唐代以前的里坊，与四周不断涌现的高楼景观相反，高空俯视下的三坊七巷，呈现出一片灰黑起伏的二三层院落群。行走其间，总有平直窄小的胡同，或曲折弄堂的拐角，让人想起戴望舒《雨巷》中的意境。
1920年10月，受时局及哮喘沉疴的困扰，一位六旬老人回归故里。他就是曾被毛泽东誉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严复先生，在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安排下，严复一家人住进三坊七巷中的郎官巷。郎官巷地处南后街之东、杨桥巷之南，此处偏离街衢，少有车马之喧，闹中取静，适宜老人居住。这位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在青年时期就是一等一的优秀分子，作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优秀毕业生，他于留学英国朴茨茅茨大学及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时各门功课成绩也都“屡列优等”；他翻译的《天演论》及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明清漫长的封海、闭关、锁国禁锢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呐喊猛地叩响了国家危亡的警钟，“自立、自强、自治、自主”的口号如久违的春风唤醒中国人对海洋、对主权的记忆。
走进郎官巷的严家大院，只见门厅阔大，粉墙黛瓦，红灯高挂，门廊之上的轩架与牛腿都有繁复的鸟兽纹木雕，主厅两侧对联为“读圣贤书，行仁义事”，透视着主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回归。如今故居内设“少年励志”“投身海军”“启蒙图存”“教育救国”四个展厅回顾严复的一生，大院北部靠右的花厅曾是严复居住的屋室，这座两层高的民国式楼房现已被辟为“严复与儿孙”展厅，详细展示了严复后裔在闽台两地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徜徉在街巷之中，不时会碰到我们熟知的名字。出郎官巷向北，入杨桥巷，一定能与林觉民和冰心相逢，《与妻书》的感人肺腑、《小桔灯》的恬静安详等诸多记忆都能在那个院落被瞬间激活。宫巷之中，又有“近代海军之父”沈葆桢和林则徐次子林聪彝的故居。文化记忆研究专家阿斯曼认为，个体记忆很难超过四代，从这个角度看，凡以清之前为文化特色的古街再生都难成功，因而最终都得落点于民国情怀。而福州的三街七巷不同，它延伸着宋元海上丝路的辉煌，开出的却是一份长长的近代文化清单，行经其间不会有时空的错愕，有的只是昨日记忆里的文化身影和经典文本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