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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在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南郊粮管所，亦即“易裕粮食银行”的收粮点，一块白色的宣传板颇为显眼，上面用黑笔标示了该粮站当日的小麦收购价格。除此之外，还有“小麦存粮食银行，每斤每月得利息半分，按日结算，利润二次分配”的字样。
所谓“粮食银行”，是当地粮食购销企业借鉴银行存储、信贷这一基本功能和相关经营管理理念及运作方式，为农民提供粮油存兑业务的一个非独立的服务机构。
“粮食放到单元楼里既不方便，也不卫生，于是农民就跟我商量着能不能把口粮存放到我这里。”太仓市“易裕粮食银行”负责人周元勋向《财经》记者介绍当初创办“粮食银行”的起因时称。
作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太仓南郊粮管所的主任，周元勋凭借原有体制内粮食局的粮食保管设施，从2006年起开始了这项业务。
为解决农民集中居住后粮食存放的种种不便，与上海嘉定仅一河之隔的苏南小城太仓推出的“粮食银行”实践，逐渐成为一个集多重收益于一身的粮食经营新平台。
在经历了两次业务升级之后，这项因为其名称敏感至今未获得正式名称的制度创新实践，除了能够通过合理的保管减少粮食损耗之外，目前的主要收益有二：首先，既盘活了当地原有粮食购销企业的资产，也让作为主销区的当地粮食主管部门掌握了更多的粮源。
其次，因为身份置换，农民从单纯的售粮者变成了“放贷者”，能够获得卖粮款的利息收入。不仅如此，通过与“粮食银行”对粮价收益进行“二次分配”，还能够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实惠。
虽然获得了太仓市及江苏省粮食局的大力支持，国家发改委也曾专门提及要积极推广此种新型粮食储备形式，但因“粮食银行”自发试验之属性所限，故而目前种种不明晰、待解之难题尚多。
“刚一叫‘粮食银行’，江苏省人民银行的电话就打到了省粮食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所有的汇报材料都必须加上引号。”太仓市主管农业工作的副市长王永林告诉《财经》记者。他坦承，“粮食银行”目前正从单纯开展口粮业务升级到开展商品粮业务，运营风险大大增多，必须加以小心防范。
目前，全国已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重要粮食产区开始继江苏后开展“粮食银行”试点，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试点进展的顺利程度。
像存钱一样存粮食
储粮方式的改变，映射出的是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
太仓因吴王及春申君在此设立粮仓而得名，古为皇帝粮仓。邻近昆山、常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太仓在2010年实现财政收入180亿元，位列全国十强县（市）第七位。
该市总面积809.9平方公里，常年居住总人口数约90万人，下辖七镇三区。农民基本上全部住进了集体式的单元楼或者独栋别墅，大部分人农闲时在城中工作。
农民自己不存粮，成为“粮食银行”出现的直接推动力。
从2000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之后，原先市粮食局管理下南郊（镇）粮管所的牌子依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一块空牌子。凭借自己在体制内长期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以向市粮食局租用其原有的粮库等资产为基础，周元勋成立了股份制的太仓市易裕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从2006年至今，主动或被助推之下，太仓“粮食银行”试验已经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刚开始时，农民不再在自己家中储存口粮，而是将原粮委托粮食购销企业储存保管，折算成成品粮后记入储粮存折，然后农户根据需要凭存折从粮食购销企业所经营的放心粮油店里提取成品粮，或者按照比价兑换其他粮油产品。
储存的粮食数量和取出的粮食数量比率每年由粮食局根据当年具体情况制定，大概是每储存100斤原粮，可以取出67斤的成品粮。扣除加工后的损耗，承担存储的购销公司会获得一定的余粮，这是其经营该项业务的收入来源。
因为多家粮站之间实现了“通存通兑”，农民可以将粮食在村中就近存入，其在城中工作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存折”在城中就近取出粮食。此项业务的开展，大大增加了“粮食银行”的受欢迎程度。
根据太仓市粮食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该市的“粮食银行”已经发展到8家，服务网点共25个。储粮农户47090户，这一数字已经占到了全市种粮农户数的85％以上。
伴随着太仓城市经济发展，土地集体流转的数量增多，从2009年开始，周元勋又想出了新办法，和多个土地流转数量较多的村集体协商，将每年发给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全部或者部分存入“粮食银行”。
已经不再自己耕种土地的农民，可以凭借自己存折内的款项购买粮油产品。从2010年起，这一项业务已经在全市普遍推开。目前，每年存入粮食银行的土地出让金总款项大约为五六百万元。
太仓市粮食局购销科科长成文奇分析了这项做法的好处：“对于某些好吃懒做的村民来说，如果直接把土地流转款都给了他们，可能一夜间打牌就输光了，然后他们还会闹腾，说没有土地了也没有饭吃。”
有些村子会对这些村民采取强制性措施，硬性规定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流转款都存入粮食银行，以保证他们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
随着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各地的种粮大户增多。这些大户的口粮总量在变少，而手中所掌握的商品粮总数则在变多，“如何把这部分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是粮食银行从‘口粮银行’升级到‘商品粮银行’ 的动力之一”，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表示。
太仓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永林则向《财经》记者指出了“粮食银行”升级的更深一层的动力：如果只经营口粮业务，“粮食银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银行”，因为它只有储蓄和兑现两方面的业务，不能实现农民储粮的增值，不能让农民获得“利息”。
真正的“银行”
“商品粮银行”所涉及的粮食是农民手里的余粮而不是口粮，这是“商品粮银行”和“口粮银行”的重要区别。而所谓农民获得的储粮“利息”，也是从此种差异所提供的空间中产生。
为了增强“粮食银行”吸收粮源的竞争力，太仓“粮食银行”在农民“存”粮时定出保底的基础价格。此前，各地粮食购销公司购粮时如向当地农发行贷款，也需负担利息。现在政府扶持下，它们选择了将这笔利息直接支付给卖粮后不结算粮款的农民——通过身份置换，农民取代了农发行，成为当地粮食购销企业的“放贷人”。
除此之外，假如这批粮食在结算时价格比当初的卖价有所提高，粮食银行还会与农民平均分配新增的收益，此即所谓“二次分配”。
以小麦新上市时每斤1元为例，此时农民以这个价格将1000斤小麦“存”入“粮食银行”。当时不拿走卖粮款1000元，半年后农民家中有事需要用钱，此时小麦价格变成了每斤1.2元，则农民可以将增值的一半即0.1元拿走，而且可以获得1000元的半年贷款利息。
假如当天的小麦价格已经跌到了0.8元，农民依然可以以每斤1元的价格进行结算，此即“保底价格”的含义。因此时粮食属性已经变身为商品粮，故损失部分均由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自负盈亏。
不仅如此，农民还可以根据行情随时将存入“口粮银行”中的粮食身份转为“商品粮”进行出售。
因为实践的时间尚短，操作中仍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待解。例如，假设在这半年期间粮食价格最高涨到1.6元，这部分收益就很难结算给农民。
因为这批粮食可能有510斤是以1.6元卖出，剩下的以0.8元卖出，也可能还未卖出。具体追查每笔粮食储存与出售与否的情况相当复杂。故在实践中统一以农民来取现的当天价格结算。
“当然，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们也依然在探讨当中，”周元勋说。
目前，在经营“商品粮银行”业务时，具体的利益分配格局为：农民拿走大约一半的粮食增值收益。其余的一半收益，则由民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和管理它们的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分成。
原本民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帮后者代收代储时每吨收取60元的费用，因为今年增添了这项分成，其代收代储费用降到了30元。
而对于已经不急着卖粮的农民来说，因为有当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将粮食卖给粮贩子相比，把手中商品粮“存”入“粮食银行”，是一件有利而无害的事情。
和个体的农民相比，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合作社能够从“粮食银行”中获得的益处显然更多：
截至2010年底，太仓市的合作农场数量已经达到了91家，耕种的土地数量达到7.9万亩。除了苏州市（太仓行政隶属苏州管辖）每斤0.08元的“水稻价外补贴”之外，因为水稻可以被划归为湿地，太仓市还以环保的名义给合作社耕种的田地每亩300元的补贴。
王永林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加入这些补贴之后，假如水稻的收购价格可以涨到每斤1.5元，按照亩产1200斤来计算，保底的价格就是1800元，按照付息5％来计算，利息收入能够增加90元，每个合作社有2000亩地，就可以增收18万元。
“数字乍看上去并不多，但是规模经营一上来，效益就出来了。”王永林说。
因为各民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在业务上依然隶属于太仓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管理，所以，此时“粮食银行”的性质已经变成政府严格监督管理下的粮食购销单位。
而和中储粮相比，“粮食银行”收储粮食的灵活性显然更高。
“可以借用这个平台来和粮贩子打价格战，当中储粮不行动的时候，粮食局下属的企业能够掌握更多的粮食，可以算是一件好事情。”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说。他同时表示，从去年夏粮和秋粮的收购开始，“粮食银行”已经出手两次，效果明显。
因为纳入了商品粮业务，整个“粮食银行”的业务链条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宽：这些商品粮可以转为政府的储备粮，既能成为失地农民的口粮，也能作为商品粮直接出售给各地的加工企业。
据介绍，去年底国家粮食局的一位负责领导在视察该行时也指出，“粮食银行”的一个意义在于，它满足了“粮食增产从只注重增产，到也重视收获后的保管”这一大的农业发展趋势。
不管是“商品粮银行”还是“口粮银行”，粮食都是统一进入粮食购销公司的仓库内，因为保管措施的科学和设施的完备，会减少粮食的损失，这相当于增加了粮食的产量。
据国家粮食局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组织的“全国农户储粮损失调查”显示：农户家庭储存粮食数量庞大，由于农户储粮技术水平落后，储粮装具简陋，虫害、霉变、鼠害等问题严重。
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主要为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农户储备等三级储备，其中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损失已经减少到0.1％－0.2％。占据相当大比例的农户储粮却损失惊人，全国农户储粮损失率为8％-10％的水平。在某些地区，损失率更高达近20％。
按太仓市平均每年农户储粮5万吨的水平计算，按照粮食部门储藏损耗0.1％－0.2％的要求，等于为太仓一年增加了3900吨左右的稻谷储备，按正常年景每亩580公斤产量计算，即增加了6900亩“无形粮田”。
“借”粮求生
2000年起，中国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制。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成立，带走了各地粮食局企业中的大量优质人力、物力资源，粮食局管理下的粮食购销企业及粮库也多由国营转为民营。
近些年来，在进行粮食收储时，缺少银行贷款成为很多地方粮库补库困难的主要原因。黑龙江省肇东市向阳粮库主任冷旭东告诉《财经》记者，受政策和体制性因素影响，粮库自主经营效益并不好。
由于粮库功能单一，收储粮食是其唯一的经营方式，“越是没有资金，粮库发展越难，越没有贷款，这极容易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冷旭东说，“如果不能获得中储粮的代收代储任务的话，粮库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
而“粮食银行”则以一种制度上的巧妙安排避免了地方粮食购销企业及粮库必须向地方农发行贷款的窘境。
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各地的粮食经销企业如果能够结合自身情况合理开展“粮食银行”业务，不失为一种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有效手段。
目前，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主要有三块业务：收储管理地方储备粮、商品粮收购和销售，以及管理和支配“商品粮银行”收储来的粮食。
作为市一级的国营粮食购销总公司，它旗下一共管理14家民营的小型粮食购销企业。二者间的关系是：后者替前者代收代储前两块的粮食，赚取保管费，前者统一调配后者手里所吸储的商品粮，和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粮源一起，统一调配，或出售，或加工。
业内人士总结指出，“粮食银行”的主要作用有四点：减少农户粮食产后损失；有利于农户根据市场变化销售粮食增加收入；缓解国家收储压力，减少国家财政支出；调动了商业银行支持粮食收购的积极性，拓宽了融资渠道。
成本不菲
目前，江苏省苏州市和常熟市、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黑龙江省等省市都在开展粮食银行业务。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在今年初提到“粮食银行”时，也以“新型的粮食收储模式”为名，准备积极进行推广。
从“粮食银行”实践初始，各地来太仓市进行视察、取经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开展“粮食银行”实践的地方不少，可是真正经营好的并不多。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平台建设需要耗费资金。除了先期的软件平台和设施建设投入，太仓市每年为了开展“粮食银行”业务还要投入近百万元的资金支持。
今年初，安徽省怀远县怀海粮库曾到太仓取经，当时该粮库因为拿不出建设资金，跟太仓市政府商量可否借用当地的服务器资源建设当地的“粮食银行”。
太仓方面认为，因为怀远初期发展盘子比较小，暂时可以这样。“但是远程的网络费用还是要怀远自己负担的，”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称，后因为种种原因，这桩合作进展得并不快。
其二，“农民要不急着卖粮获得卖粮款，有条件坐等粮食价格上升。”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总经理征安平表示。
对于太仓来说，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是太大。《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太仓市今年仅涉及地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总额就达到了十几亿元。
而太仓市之所以愿意积极推动此项试验一个大背景是：苏南地区已由原先的粮食主产区变成了主销区，粮食局和粮食加工企业有动力去掌握大量的本地粮源。
“本地的粮食没有了，去东北、河南等外省市收购粮食，政府也是要补贴大量运输资金的。”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如此分析该地大力开展“粮食银行”吸储粮源的积极性。
身份未明
看似巧妙的安排，如果缺乏一系列的制度土壤支持，风险将会变得不可控。而因为其自发试验之身份，“粮食银行”升级之后的路要走好，并不容易。
“因为（‘商品粮银行’）风险太大，周围几个县市都举棋没动，盯着我们呢。”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对《财经》记者坦承。
“（商品粮）粮食到了购销公司手里，不去进行经营是不行的。但到底怎么经营，这中间的学问就太大了。”征安平说，他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了打算：“商品粮银行如果真亏了，我们就从其他的自主经营的业务中拿出一块利润来弥补”。
因为业务涉及从内蒙古购销玉米、从黑龙江购销水稻，太仓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显然好于很多其他地方经营不善的粮食购销同行们。
从太仓市一级来看，为了降低风险，该市是在研究了三年后才同意开始试验这项业务的。其间曾多次召开各类研讨会，从政府相关管理者到经销企业到种粮大户都参与了试验制度的研究。
为了管控风险，早在“粮食银行”只经营口粮业务时，该市就出台了《“粮食银行”管理考核暂行办法》及《“粮食银行”内部管理制度》等多项规定。为了避免风险，该市要求每家“粮食银行”在每年初就把粮库租金的10％－12％上交作为保证金。
而从2010年底“粮食银行”试水商品粮业务伊始，太仓市还把“粮食银行”的管理权限从粮食局的粮油购销科移交到了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直接管理，万一出了事情，也是企业行为。”太仓市粮食局一位人士表示。
对于直接的经营者周元勋来说，“粮食银行”在原先只经营口粮业务的时候，赢利也就是刚刚保本，“算是为人民服务了”。而在涉及到商品粮业务的时候，因为风险问题，他的顾虑显然更多。“粮食银行”并不是一家独立的法人实体，只是挂靠在该公司下的一个业务平台。此种身份既增强了其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形成了制约。
江苏省粮食局局长王元慧曾表示，如果“粮食银行”试行商品粮储存，或允许对储户粮食进行批量经营，从控制风险及补偿风险能力的角度来说，“不宜向一般性粮食企业开放‘粮食银行’经营权。同时应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运作储户存粮具有一票否决权，保障农户储粮安全。”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政府的直接管理或参与，我是不会参与的，”周元勋说，“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业务盘子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统一集中调配经营粮食。实在不行还有政府可以兜底。”
周元勋对于其他地方自发搞的“粮食银行”试验并不看好，“万一人家收了粮食直接卖掉跑了，农民怎么办？”周元勋说。
在目前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名义上农民是将商品粮和口粮一样“存”入“粮食银行”，但不能再以粮食的方式取出，而必须取现。不仅如此，这些粮食在“存”入“粮食银行”之后到底是什么“身份”，在实践中也还没有得到明晰。
《财经》记者在太仓采访时还发现，除了涉及商品粮业务的经营风险之外，因为“粮食银行”的“地方自发试验”身份，未来发展过程中待解的难题并不少见。
比如，相关人士对给予售粮农民的利息补贴来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这些利息钱需要粮食购销企业通过合理经营挣出来给农民。但也有一位当地高层人士表示，现在这笔钱本身并不多，可以像地方政府承担地方储备粮的利息一样，由地方财政一起给支付了。
太仓市副市长王永林对太仓“粮食银行”的实践抱有很大的期望，不过他担忧将来的税收问题。
“现在我们是把经营商品粮结余的钱当做‘入股分红’，不缴税。虽然名义上是政府承担利息款让市粮食购销公司来收储粮食并且经营，而且目的是让农民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不行的。”王永林说。
对于“粮食银行”这个稍显敏感的名称，太仓目前也并没有使其合法化的手段。它目前只是一项业务，算不得公司，也不能进行工商登记。
2010年底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在当地举行有关的研讨会时，与会者们达成了一项共识：现在想要向发改委、银监会等相关机构那里争取一个名字，时机还非常不成熟。“只有当各地的试验遍地开花之后，或许国家会给一个相关的名称。”与会的一位人士表示。
所谓“粮食银行”，是当地粮食购销企业借鉴银行存储、信贷这一基本功能和相关经营管理理念及运作方式，为农民提供粮油存兑业务的一个非独立的服务机构。
“粮食放到单元楼里既不方便，也不卫生，于是农民就跟我商量着能不能把口粮存放到我这里。”太仓市“易裕粮食银行”负责人周元勋向《财经》记者介绍当初创办“粮食银行”的起因时称。
作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太仓南郊粮管所的主任，周元勋凭借原有体制内粮食局的粮食保管设施，从2006年起开始了这项业务。
为解决农民集中居住后粮食存放的种种不便，与上海嘉定仅一河之隔的苏南小城太仓推出的“粮食银行”实践，逐渐成为一个集多重收益于一身的粮食经营新平台。
在经历了两次业务升级之后，这项因为其名称敏感至今未获得正式名称的制度创新实践，除了能够通过合理的保管减少粮食损耗之外，目前的主要收益有二：首先，既盘活了当地原有粮食购销企业的资产，也让作为主销区的当地粮食主管部门掌握了更多的粮源。
其次，因为身份置换，农民从单纯的售粮者变成了“放贷者”，能够获得卖粮款的利息收入。不仅如此，通过与“粮食银行”对粮价收益进行“二次分配”，还能够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实惠。
虽然获得了太仓市及江苏省粮食局的大力支持，国家发改委也曾专门提及要积极推广此种新型粮食储备形式，但因“粮食银行”自发试验之属性所限，故而目前种种不明晰、待解之难题尚多。
“刚一叫‘粮食银行’，江苏省人民银行的电话就打到了省粮食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现在所有的汇报材料都必须加上引号。”太仓市主管农业工作的副市长王永林告诉《财经》记者。他坦承，“粮食银行”目前正从单纯开展口粮业务升级到开展商品粮业务，运营风险大大增多，必须加以小心防范。
目前，全国已有黑龙江、山东、河南等重要粮食产区开始继江苏后开展“粮食银行”试点，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试点进展的顺利程度。
像存钱一样存粮食
储粮方式的改变，映射出的是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速度。
太仓因吴王及春申君在此设立粮仓而得名，古为皇帝粮仓。邻近昆山、常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太仓在2010年实现财政收入180亿元，位列全国十强县（市）第七位。
该市总面积809.9平方公里，常年居住总人口数约90万人，下辖七镇三区。农民基本上全部住进了集体式的单元楼或者独栋别墅，大部分人农闲时在城中工作。
农民自己不存粮，成为“粮食银行”出现的直接推动力。
从2000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之后，原先市粮食局管理下南郊（镇）粮管所的牌子依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一块空牌子。凭借自己在体制内长期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以向市粮食局租用其原有的粮库等资产为基础，周元勋成立了股份制的太仓市易裕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从2006年至今，主动或被助推之下，太仓“粮食银行”试验已经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刚开始时，农民不再在自己家中储存口粮，而是将原粮委托粮食购销企业储存保管，折算成成品粮后记入储粮存折，然后农户根据需要凭存折从粮食购销企业所经营的放心粮油店里提取成品粮，或者按照比价兑换其他粮油产品。
储存的粮食数量和取出的粮食数量比率每年由粮食局根据当年具体情况制定，大概是每储存100斤原粮，可以取出67斤的成品粮。扣除加工后的损耗，承担存储的购销公司会获得一定的余粮，这是其经营该项业务的收入来源。
因为多家粮站之间实现了“通存通兑”，农民可以将粮食在村中就近存入，其在城中工作的子女也可以通过“存折”在城中就近取出粮食。此项业务的开展，大大增加了“粮食银行”的受欢迎程度。
根据太仓市粮食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该市的“粮食银行”已经发展到8家，服务网点共25个。储粮农户47090户，这一数字已经占到了全市种粮农户数的85％以上。
伴随着太仓城市经济发展，土地集体流转的数量增多，从2009年开始，周元勋又想出了新办法，和多个土地流转数量较多的村集体协商，将每年发给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全部或者部分存入“粮食银行”。
已经不再自己耕种土地的农民，可以凭借自己存折内的款项购买粮油产品。从2010年起，这一项业务已经在全市普遍推开。目前，每年存入粮食银行的土地出让金总款项大约为五六百万元。
太仓市粮食局购销科科长成文奇分析了这项做法的好处：“对于某些好吃懒做的村民来说，如果直接把土地流转款都给了他们，可能一夜间打牌就输光了，然后他们还会闹腾，说没有土地了也没有饭吃。”
有些村子会对这些村民采取强制性措施，硬性规定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流转款都存入粮食银行，以保证他们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
随着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各地的种粮大户增多。这些大户的口粮总量在变少，而手中所掌握的商品粮总数则在变多，“如何把这部分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是粮食银行从‘口粮银行’升级到‘商品粮银行’ 的动力之一”，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表示。
太仓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永林则向《财经》记者指出了“粮食银行”升级的更深一层的动力：如果只经营口粮业务，“粮食银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银行”，因为它只有储蓄和兑现两方面的业务，不能实现农民储粮的增值，不能让农民获得“利息”。
真正的“银行”
“商品粮银行”所涉及的粮食是农民手里的余粮而不是口粮，这是“商品粮银行”和“口粮银行”的重要区别。而所谓农民获得的储粮“利息”，也是从此种差异所提供的空间中产生。
为了增强“粮食银行”吸收粮源的竞争力，太仓“粮食银行”在农民“存”粮时定出保底的基础价格。此前，各地粮食购销公司购粮时如向当地农发行贷款，也需负担利息。现在政府扶持下，它们选择了将这笔利息直接支付给卖粮后不结算粮款的农民——通过身份置换，农民取代了农发行，成为当地粮食购销企业的“放贷人”。
除此之外，假如这批粮食在结算时价格比当初的卖价有所提高，粮食银行还会与农民平均分配新增的收益，此即所谓“二次分配”。
以小麦新上市时每斤1元为例，此时农民以这个价格将1000斤小麦“存”入“粮食银行”。当时不拿走卖粮款1000元，半年后农民家中有事需要用钱，此时小麦价格变成了每斤1.2元，则农民可以将增值的一半即0.1元拿走，而且可以获得1000元的半年贷款利息。
假如当天的小麦价格已经跌到了0.8元，农民依然可以以每斤1元的价格进行结算，此即“保底价格”的含义。因此时粮食属性已经变身为商品粮，故损失部分均由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自负盈亏。
不仅如此，农民还可以根据行情随时将存入“口粮银行”中的粮食身份转为“商品粮”进行出售。
因为实践的时间尚短，操作中仍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待解。例如，假设在这半年期间粮食价格最高涨到1.6元，这部分收益就很难结算给农民。
因为这批粮食可能有510斤是以1.6元卖出，剩下的以0.8元卖出，也可能还未卖出。具体追查每笔粮食储存与出售与否的情况相当复杂。故在实践中统一以农民来取现的当天价格结算。
“当然，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们也依然在探讨当中，”周元勋说。
目前，在经营“商品粮银行”业务时，具体的利益分配格局为：农民拿走大约一半的粮食增值收益。其余的一半收益，则由民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和管理它们的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分成。
原本民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帮后者代收代储时每吨收取60元的费用，因为今年增添了这项分成，其代收代储费用降到了30元。
而对于已经不急着卖粮的农民来说，因为有当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将粮食卖给粮贩子相比，把手中商品粮“存”入“粮食银行”，是一件有利而无害的事情。
和个体的农民相比，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合作社能够从“粮食银行”中获得的益处显然更多：
截至2010年底，太仓市的合作农场数量已经达到了91家，耕种的土地数量达到7.9万亩。除了苏州市（太仓行政隶属苏州管辖）每斤0.08元的“水稻价外补贴”之外，因为水稻可以被划归为湿地，太仓市还以环保的名义给合作社耕种的田地每亩300元的补贴。
王永林给《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加入这些补贴之后，假如水稻的收购价格可以涨到每斤1.5元，按照亩产1200斤来计算，保底的价格就是1800元，按照付息5％来计算，利息收入能够增加90元，每个合作社有2000亩地，就可以增收18万元。
“数字乍看上去并不多，但是规模经营一上来，效益就出来了。”王永林说。
因为各民营的粮食购销公司在业务上依然隶属于太仓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管理，所以，此时“粮食银行”的性质已经变成政府严格监督管理下的粮食购销单位。
而和中储粮相比，“粮食银行”收储粮食的灵活性显然更高。
“可以借用这个平台来和粮贩子打价格战，当中储粮不行动的时候，粮食局下属的企业能够掌握更多的粮食，可以算是一件好事情。”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说。他同时表示，从去年夏粮和秋粮的收购开始，“粮食银行”已经出手两次，效果明显。
因为纳入了商品粮业务，整个“粮食银行”的业务链条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宽：这些商品粮可以转为政府的储备粮，既能成为失地农民的口粮，也能作为商品粮直接出售给各地的加工企业。
据介绍，去年底国家粮食局的一位负责领导在视察该行时也指出，“粮食银行”的一个意义在于，它满足了“粮食增产从只注重增产，到也重视收获后的保管”这一大的农业发展趋势。
不管是“商品粮银行”还是“口粮银行”，粮食都是统一进入粮食购销公司的仓库内，因为保管措施的科学和设施的完备，会减少粮食的损失，这相当于增加了粮食的产量。
据国家粮食局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组织的“全国农户储粮损失调查”显示：农户家庭储存粮食数量庞大，由于农户储粮技术水平落后，储粮装具简陋，虫害、霉变、鼠害等问题严重。
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主要为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农户储备等三级储备，其中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损失已经减少到0.1％－0.2％。占据相当大比例的农户储粮却损失惊人，全国农户储粮损失率为8％-10％的水平。在某些地区，损失率更高达近20％。
按太仓市平均每年农户储粮5万吨的水平计算，按照粮食部门储藏损耗0.1％－0.2％的要求，等于为太仓一年增加了3900吨左右的稻谷储备，按正常年景每亩580公斤产量计算，即增加了6900亩“无形粮田”。
“借”粮求生
2000年起，中国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制。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成立，带走了各地粮食局企业中的大量优质人力、物力资源，粮食局管理下的粮食购销企业及粮库也多由国营转为民营。
近些年来，在进行粮食收储时，缺少银行贷款成为很多地方粮库补库困难的主要原因。黑龙江省肇东市向阳粮库主任冷旭东告诉《财经》记者，受政策和体制性因素影响，粮库自主经营效益并不好。
由于粮库功能单一，收储粮食是其唯一的经营方式，“越是没有资金，粮库发展越难，越没有贷款，这极容易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冷旭东说，“如果不能获得中储粮的代收代储任务的话，粮库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
而“粮食银行”则以一种制度上的巧妙安排避免了地方粮食购销企业及粮库必须向地方农发行贷款的窘境。
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各地的粮食经销企业如果能够结合自身情况合理开展“粮食银行”业务，不失为一种拓展自身生存空间的有效手段。
目前，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主要有三块业务：收储管理地方储备粮、商品粮收购和销售，以及管理和支配“商品粮银行”收储来的粮食。
作为市一级的国营粮食购销总公司，它旗下一共管理14家民营的小型粮食购销企业。二者间的关系是：后者替前者代收代储前两块的粮食，赚取保管费，前者统一调配后者手里所吸储的商品粮，和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粮源一起，统一调配，或出售，或加工。
业内人士总结指出，“粮食银行”的主要作用有四点：减少农户粮食产后损失；有利于农户根据市场变化销售粮食增加收入；缓解国家收储压力，减少国家财政支出；调动了商业银行支持粮食收购的积极性，拓宽了融资渠道。
成本不菲
目前，江苏省苏州市和常熟市、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黑龙江省等省市都在开展粮食银行业务。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在今年初提到“粮食银行”时，也以“新型的粮食收储模式”为名，准备积极进行推广。
从“粮食银行”实践初始，各地来太仓市进行视察、取经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开展“粮食银行”实践的地方不少，可是真正经营好的并不多。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为平台建设需要耗费资金。除了先期的软件平台和设施建设投入，太仓市每年为了开展“粮食银行”业务还要投入近百万元的资金支持。
今年初，安徽省怀远县怀海粮库曾到太仓取经，当时该粮库因为拿不出建设资金，跟太仓市政府商量可否借用当地的服务器资源建设当地的“粮食银行”。
太仓方面认为，因为怀远初期发展盘子比较小，暂时可以这样。“但是远程的网络费用还是要怀远自己负担的，”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称，后因为种种原因，这桩合作进展得并不快。
其二，“农民要不急着卖粮获得卖粮款，有条件坐等粮食价格上升。”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总经理征安平表示。
对于太仓来说，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是太大。《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太仓市今年仅涉及地方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总额就达到了十几亿元。
而太仓市之所以愿意积极推动此项试验一个大背景是：苏南地区已由原先的粮食主产区变成了主销区，粮食局和粮食加工企业有动力去掌握大量的本地粮源。
“本地的粮食没有了，去东北、河南等外省市收购粮食，政府也是要补贴大量运输资金的。”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如此分析该地大力开展“粮食银行”吸储粮源的积极性。
身份未明
看似巧妙的安排，如果缺乏一系列的制度土壤支持，风险将会变得不可控。而因为其自发试验之身份，“粮食银行”升级之后的路要走好，并不容易。
“因为（‘商品粮银行’）风险太大，周围几个县市都举棋没动，盯着我们呢。”太仓市粮食局局长蔡东辉对《财经》记者坦承。
“（商品粮）粮食到了购销公司手里，不去进行经营是不行的。但到底怎么经营，这中间的学问就太大了。”征安平说，他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了打算：“商品粮银行如果真亏了，我们就从其他的自主经营的业务中拿出一块利润来弥补”。
因为业务涉及从内蒙古购销玉米、从黑龙江购销水稻，太仓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显然好于很多其他地方经营不善的粮食购销同行们。
从太仓市一级来看，为了降低风险，该市是在研究了三年后才同意开始试验这项业务的。其间曾多次召开各类研讨会，从政府相关管理者到经销企业到种粮大户都参与了试验制度的研究。
为了管控风险，早在“粮食银行”只经营口粮业务时，该市就出台了《“粮食银行”管理考核暂行办法》及《“粮食银行”内部管理制度》等多项规定。为了避免风险，该市要求每家“粮食银行”在每年初就把粮库租金的10％－12％上交作为保证金。
而从2010年底“粮食银行”试水商品粮业务伊始，太仓市还把“粮食银行”的管理权限从粮食局的粮油购销科移交到了太仓市粮食购销公司。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直接管理，万一出了事情，也是企业行为。”太仓市粮食局一位人士表示。
对于直接的经营者周元勋来说，“粮食银行”在原先只经营口粮业务的时候，赢利也就是刚刚保本，“算是为人民服务了”。而在涉及到商品粮业务的时候，因为风险问题，他的顾虑显然更多。“粮食银行”并不是一家独立的法人实体，只是挂靠在该公司下的一个业务平台。此种身份既增强了其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形成了制约。
江苏省粮食局局长王元慧曾表示，如果“粮食银行”试行商品粮储存，或允许对储户粮食进行批量经营，从控制风险及补偿风险能力的角度来说，“不宜向一般性粮食企业开放‘粮食银行’经营权。同时应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运作储户存粮具有一票否决权，保障农户储粮安全。”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政府的直接管理或参与，我是不会参与的，”周元勋说，“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业务盘子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可以统一集中调配经营粮食。实在不行还有政府可以兜底。”
周元勋对于其他地方自发搞的“粮食银行”试验并不看好，“万一人家收了粮食直接卖掉跑了，农民怎么办？”周元勋说。
在目前一些地方的实践中，名义上农民是将商品粮和口粮一样“存”入“粮食银行”，但不能再以粮食的方式取出，而必须取现。不仅如此，这些粮食在“存”入“粮食银行”之后到底是什么“身份”，在实践中也还没有得到明晰。
《财经》记者在太仓采访时还发现，除了涉及商品粮业务的经营风险之外，因为“粮食银行”的“地方自发试验”身份，未来发展过程中待解的难题并不少见。
比如，相关人士对给予售粮农民的利息补贴来源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这些利息钱需要粮食购销企业通过合理经营挣出来给农民。但也有一位当地高层人士表示，现在这笔钱本身并不多，可以像地方政府承担地方储备粮的利息一样，由地方财政一起给支付了。
太仓市副市长王永林对太仓“粮食银行”的实践抱有很大的期望，不过他担忧将来的税收问题。
“现在我们是把经营商品粮结余的钱当做‘入股分红’，不缴税。虽然名义上是政府承担利息款让市粮食购销公司来收储粮食并且经营，而且目的是让农民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不行的。”王永林说。
对于“粮食银行”这个稍显敏感的名称，太仓目前也并没有使其合法化的手段。它目前只是一项业务，算不得公司，也不能进行工商登记。
2010年底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在当地举行有关的研讨会时，与会者们达成了一项共识：现在想要向发改委、银监会等相关机构那里争取一个名字，时机还非常不成熟。“只有当各地的试验遍地开花之后，或许国家会给一个相关的名称。”与会的一位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