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诺贝尔奖，让瑞典这样一个小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文化圣地；一个曼布克奖，把英语文学传播到全球；一个塞万提斯奖，让所有人都知道西班牙的文学；一个龚古尔奖，让法国在世界文学界声誉斐然……而它们的作用及影响还不止于此。
相对于物质和科技的成果，文学奖则是精神和文化的高地。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奖，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精神建筑。文学奖不只与文学有关系，事实上，它包罗万象。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文学奖即连接这一切的桥梁，它记录着全世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轨迹，在时空的长河中完成“时代与灵魂的对话”。
国家与民族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多年以来曾经让中国作家引发集体焦虑的“诺贝尔情结”得以消解。
在此之前，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所坚持的西方立场和审美价值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大幅度降低。作家王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西方文学奖，有它的政治基础，基本上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念。
再盛大的文学奖，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更何况，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是具有民族性的。
中国一直都有重视文学的传统，却并没有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的文学奖项中是顶级的，然而，它也只是面向國内作家。
长篇小说在一个历史总体性背景下，运用全景视角去表现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复杂的人物关系，着力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从司汤达的《红与黑》到托马斯·曼的《魔山》，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的家族成就及其发展历史，生动地记载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是非常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年代。
尽管进入20世纪以后，长篇小说逐渐呈现出向幽暗深邃的心理世界倾斜的迹象，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越来越单一化和扁平化，但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伟大影响，仍然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力量之源。
从这个角度来讲，民族性在文学奖中又是共通的。这点从诺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中亦可证明，“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精神与物质
诺贝尔文学奖、曼布克文学奖，卡夫卡奖、塞万提斯奖、芥川奖、安徒生奖、龚古尔奖、雨果奖……世界上所有顶级的文学奖，共同完成了对时代的刻画。
“左岸的河汉、沙滩、湖沼、苇塘和披着露水的树林——都笼罩在一片凉爽迷人的朝霞里。太阳还在地平线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这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顿河的样子，也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样子。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1965年，《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肖洛霍夫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正在郊外的森林打猎。以至于后来在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他对在场所有人说，“在我得知获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成和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耀眼的，激动人心的一章。人类将长时间地不断总结和思考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意义。
肖洛霍夫正是生活在这个历史时期。他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除去没有经历苏联解体这段历史之外，他的一生都是伴随着本世纪俄罗斯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度过的。
虽然《静静的顿河》引发了多次争议，但由于它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年的动荡岁月中的经历，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作品的客观性正是它获诺奖的原因之一。
看似安静却暗流涌动的“顿河”，也因为文学奖而被人们铭记。它所记录的“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遭遇的一段苦难历程”永恒的封存在文学世界中。
价值与选择
一个文学奖项的丰富性，也是其权威性的核心标志之一。丰富是对更多灵魂的表达，亦是对时代的尊重。
每个人的身上都承载着一个时代。与其说文学奖关注的是某些杰出的作家，不如说是这些作家身后所体现的时代。每个世界级的文学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评选偏向。以诺奖来说，它似乎体现出了一贯的价值倾向，那就是一种对人类命运及人类现实生存处境的反思与突围。
而普利策小说奖却更注重文学的“现实意义”。理查德·鲍尔斯的新作《上层》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这是一部关于树木的美好生命与其令人悲叹的死亡的庞大史诗。它的获奖预示着这一类探讨人类生存环境的小说的地位正日益提高，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
鲍尔斯擅长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探索复杂的科学问题，也一直因此而备受赞誉。他曾在之前的小说作品中探讨过遗传学、制药学和人工智能等话题。2006年，他以神经学为主题的小说《回声制造者》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且入围了当年普利策奖的决选名单。
环境小说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它收获的赞誉变得越来越多。TC·博伊尔、安妮·普鲁和丽迪雅·米勒特等著名作家都出版了描述地球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这些作品里的灾祸迫在眉睫，读来扣人心弦，它们呼吁人们投入更大的力量来拯救人类的环境。
对鲍尔斯来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意义甚至“已经超出了这本书，它能够推动那些意图开拓我们视野的文学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们的眼界不应局限于个人问题或家庭问题，而应该更加关注我们的环境，以及关注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之外的东西”。
不同的文学奖视野不一，侧重点也不同。即使最具世界性的诺奖，也常因诺奖委员会的终身评委们囿于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会做出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评选，但是从他们历届的筛选中，依旧能够看到有如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担当，这也是作为人类文明脊梁对人类文明所承担的道义责任。
可以说，文学奖的风向标，恰恰是这个时代对自身的反思，文学对历史的回忆，是人类对自我命运的担忧。纵观世界上的文学奖，几乎不可避免的拥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之下，对人类现实生存处境的反思。写作者们临摹了一幅有关记忆的群体肖像，有悲欢，有喜乐，在转瞬即逝之间寻求永恒的超越。
相对于物质和科技的成果，文学奖则是精神和文化的高地。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奖，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精神建筑。文学奖不只与文学有关系，事实上，它包罗万象。不朽的作品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文学奖即连接这一切的桥梁，它记录着全世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轨迹，在时空的长河中完成“时代与灵魂的对话”。
国家与民族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多年以来曾经让中国作家引发集体焦虑的“诺贝尔情结”得以消解。
在此之前，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所坚持的西方立场和审美价值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大幅度降低。作家王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西方文学奖，有它的政治基础，基本上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念。
再盛大的文学奖，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更何况，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可避免。总之，自然科学成果可以有世界性的绝对标准和公认的权威，而文学，特别是当代的，是具有民族性的。
中国一直都有重视文学的传统，却并没有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大奖。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的文学奖项中是顶级的，然而，它也只是面向國内作家。
长篇小说在一个历史总体性背景下，运用全景视角去表现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复杂的人物关系，着力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从司汤达的《红与黑》到托马斯·曼的《魔山》，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的家族成就及其发展历史，生动地记载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是非常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年代。
尽管进入20世纪以后，长篇小说逐渐呈现出向幽暗深邃的心理世界倾斜的迹象，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越来越单一化和扁平化，但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伟大影响，仍然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力量之源。
从这个角度来讲，民族性在文学奖中又是共通的。这点从诺奖给莫言的颁奖词中亦可证明，“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精神与物质
诺贝尔文学奖、曼布克文学奖，卡夫卡奖、塞万提斯奖、芥川奖、安徒生奖、龚古尔奖、雨果奖……世界上所有顶级的文学奖，共同完成了对时代的刻画。
“左岸的河汉、沙滩、湖沼、苇塘和披着露水的树林——都笼罩在一片凉爽迷人的朝霞里。太阳还在地平线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这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顿河的样子，也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样子。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1965年，《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肖洛霍夫得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正在郊外的森林打猎。以至于后来在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时，他对在场所有人说，“在我得知获奖的那天，正好朝天放了两枪，除了掉下两只大雁外，还十分意外地掉下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成和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耀眼的，激动人心的一章。人类将长时间地不断总结和思考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意义。
肖洛霍夫正是生活在这个历史时期。他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除去没有经历苏联解体这段历史之外，他的一生都是伴随着本世纪俄罗斯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度过的。
虽然《静静的顿河》引发了多次争议，但由于它在苏联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反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年的动荡岁月中的经历，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作品的客观性正是它获诺奖的原因之一。
看似安静却暗流涌动的“顿河”，也因为文学奖而被人们铭记。它所记录的“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中遭遇的一段苦难历程”永恒的封存在文学世界中。
价值与选择
一个文学奖项的丰富性，也是其权威性的核心标志之一。丰富是对更多灵魂的表达，亦是对时代的尊重。
每个人的身上都承载着一个时代。与其说文学奖关注的是某些杰出的作家，不如说是这些作家身后所体现的时代。每个世界级的文学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评选偏向。以诺奖来说，它似乎体现出了一贯的价值倾向，那就是一种对人类命运及人类现实生存处境的反思与突围。
而普利策小说奖却更注重文学的“现实意义”。理查德·鲍尔斯的新作《上层》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这是一部关于树木的美好生命与其令人悲叹的死亡的庞大史诗。它的获奖预示着这一类探讨人类生存环境的小说的地位正日益提高，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度。
鲍尔斯擅长通过小说的形式来探索复杂的科学问题，也一直因此而备受赞誉。他曾在之前的小说作品中探讨过遗传学、制药学和人工智能等话题。2006年，他以神经学为主题的小说《回声制造者》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并且入围了当年普利策奖的决选名单。
环境小说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它收获的赞誉变得越来越多。TC·博伊尔、安妮·普鲁和丽迪雅·米勒特等著名作家都出版了描述地球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这些作品里的灾祸迫在眉睫，读来扣人心弦，它们呼吁人们投入更大的力量来拯救人类的环境。
对鲍尔斯来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意义甚至“已经超出了这本书，它能够推动那些意图开拓我们视野的文学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们的眼界不应局限于个人问题或家庭问题，而应该更加关注我们的环境，以及关注在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之外的东西”。
不同的文学奖视野不一，侧重点也不同。即使最具世界性的诺奖，也常因诺奖委员会的终身评委们囿于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会做出一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评选，但是从他们历届的筛选中，依旧能够看到有如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担当，这也是作为人类文明脊梁对人类文明所承担的道义责任。
可以说，文学奖的风向标，恰恰是这个时代对自身的反思，文学对历史的回忆，是人类对自我命运的担忧。纵观世界上的文学奖，几乎不可避免的拥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之下，对人类现实生存处境的反思。写作者们临摹了一幅有关记忆的群体肖像，有悲欢，有喜乐，在转瞬即逝之间寻求永恒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