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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随着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跨过贫困线，见证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历史承诺。目前，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决战决胜如何攻下最后的堡垒？怎样扶脱贫边缘户一把？如何全力让脱贫群众共同迈向富裕？这一道道难题亟需破解。
目前，全国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凉山州选派上万名优秀干部下沉到深度贫困地区实干、巧干，打赢最后的攻坚战。”说起脱贫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信心坚定。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凉山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将在今年全面完成最后7个贫困县摘帽、300个贫困村退出、17.8万名贫困群众脱贫的任务。
巨变正在发生，“三区三州”贫困人口已由2017年底的305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43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然而，啃硬骨头难；啃最后的硬骨头，难上加难。告别“三区三州”最后这2%的贫困率需要付出更巨大的努力。
全国来看，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艰巨。困难是，剩余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生态治理难，基础设施需要补短板。挑战是，随着越来越多贫困户脱贫、贫困县摘帽，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干部精力分散的现象。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影响，一些扶贫产品销售遇到困难，一些贫困户脱贫的信心有所动摇。
越是攻坚难度大，越要超常规发力。在中央要求下，有关部门对52个未摘帽县挂牌督战，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和举措主要都用在了深度贫困地区。“五级书记抓扶贫，主攻深度贫困，火力更集中、政策更精准。”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表示，今年以来，贫困地区住房安全、因病致贫、饮水安全等问题一个个得到破解，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兜底保障等工作一项项推进，加快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进程。
目前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要扶农民一把，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地处边远山区的群众即使脱贫了，相当部分依旧面临返贫风险。”在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看来，边远山区一直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务工经商条件、人才储备、新产业新业态等生产生活要素依然薄弱，无论是农民个人还是农村扶贫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仍然有限，要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的返贫压力。
“阻断致贫返贫，要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史秉锐表示，一方面，要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指标，对重点人群做好监测，对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做好政策兜底，巩固脱贫成果；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针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政策，增强政策延续性，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确保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给这些地区预留出打造自身前进“引擎”的时间。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去年全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其家庭三分之二左右收入来源于此。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说，激活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关键在于“有业可创、有工可就”。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
无论是摆脱贫困还是迈向富裕，都离不开产业。陕西省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门村党支部副书记宁启水建议，继续推动发展农村产业，保障脱贫后农民能稳定致富。要因地制宜，精準谋划产业项目，配备专业人才，并以找准市场销路为突破口，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强化管理扶贫产业基地和扶贫产业资金，为贫困群众广开增收门路，让贫困户获得可持续的收入渠道。
脱贫奔小康要靠农村改革，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也要靠农村改革。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要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贫困地区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探索设立“公益股”“扶贫股”，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保障贫困户获得收益和共享发展机会。
当前，资本下乡如火如荼，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富了老板，亏了老乡”？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说，土地流转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土地流转或租赁收益常态增长机制，收益按照物价变动比例调整并设定保底租金或分红，切实打造产业利益共同体，让农民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持续获益。
（摘自6月6日《经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虽然同过去相比总量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决战决胜如何攻下最后的堡垒？怎样扶脱贫边缘户一把？如何全力让脱贫群众共同迈向富裕？这一道道难题亟需破解。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目前，全国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凉山州选派上万名优秀干部下沉到深度贫困地区实干、巧干，打赢最后的攻坚战。”说起脱贫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达久木甲信心坚定。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凉山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将在今年全面完成最后7个贫困县摘帽、300个贫困村退出、17.8万名贫困群众脱贫的任务。
巨变正在发生，“三区三州”贫困人口已由2017年底的305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43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然而，啃硬骨头难；啃最后的硬骨头，难上加难。告别“三区三州”最后这2%的贫困率需要付出更巨大的努力。
全国来看，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艰巨。困难是，剩余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生态治理难，基础设施需要补短板。挑战是，随着越来越多贫困户脱贫、贫困县摘帽，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干部精力分散的现象。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到影响，一些扶贫产品销售遇到困难，一些贫困户脱贫的信心有所动摇。
越是攻坚难度大，越要超常规发力。在中央要求下，有关部门对52个未摘帽县挂牌督战，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和举措主要都用在了深度贫困地区。“五级书记抓扶贫，主攻深度贫困，火力更集中、政策更精准。”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表示，今年以来，贫困地区住房安全、因病致贫、饮水安全等问题一个个得到破解，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兜底保障等工作一项项推进，加快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进程。
阻断致贫返贫
目前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要扶农民一把，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地处边远山区的群众即使脱贫了，相当部分依旧面临返贫风险。”在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看来，边远山区一直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务工经商条件、人才储备、新产业新业态等生产生活要素依然薄弱，无论是农民个人还是农村扶贫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仍然有限，要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的返贫压力。
“阻断致贫返贫，要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史秉锐表示，一方面，要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指标，对重点人群做好监测，对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做好政策兜底，巩固脱贫成果；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针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政策，增强政策延续性，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确保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给这些地区预留出打造自身前进“引擎”的时间。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去年全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其家庭三分之二左右收入来源于此。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刘木华说，激活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关键在于“有业可创、有工可就”。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
建立脱贫长效机制
无论是摆脱贫困还是迈向富裕，都离不开产业。陕西省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门村党支部副书记宁启水建议，继续推动发展农村产业，保障脱贫后农民能稳定致富。要因地制宜，精準谋划产业项目，配备专业人才，并以找准市场销路为突破口，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强化管理扶贫产业基地和扶贫产业资金，为贫困群众广开增收门路，让贫困户获得可持续的收入渠道。
脱贫奔小康要靠农村改革，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也要靠农村改革。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要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贫困地区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探索设立“公益股”“扶贫股”，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保障贫困户获得收益和共享发展机会。
当前，资本下乡如火如荼，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富了老板，亏了老乡”？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说，土地流转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建立土地流转或租赁收益常态增长机制，收益按照物价变动比例调整并设定保底租金或分红，切实打造产业利益共同体，让农民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持续获益。
（摘自6月6日《经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