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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文化建设可视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关注的是农村社区中意义的共享和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乡村治理中的压力型体制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作用。同时,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传播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因此,农村文化建设应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实现乡村的文化治理。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农村文化建设;传播;断裂;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4 — 0103 — 04
一、理解农村文化建设:传播学的视角
农村文化建设及其研究是近年来政策、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注下,这些研究集中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涵、内容及问题、模式与体制等方面①。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衰败,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公共文化活动减少和公共文化组织缺位②。然而,在国家增加了农村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建立文化组织的情况下,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仍发现农村文化建设并无多大改观。
作为与农村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学科,新闻传播学也日渐显示出对该议题的兴趣。但总体上显得相当薄弱,且其重点大多在探讨大众媒体对农村、农民的影响和二者的关系上③。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照,存在以大众传媒来窄化传播意涵的弊病,对传播的理解亟需打破工具性的狭义框架。在此,我们有必要引进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所谓传播的仪式观,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通过信息传播达到对人和距离的控制,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④。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⑤。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文化传播不仅是大众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农民进行对话交谈、意识累积、社区文化认同型塑的符号过程。
进而言之,我们可将农村文化建设视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不仅强调传播的文化面向,也表明文化传播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研究文化传播须以研究人与人的社会活动为前提,文化传播一旦脱离了人与人的社会活动,就毫无根基⑥。也就是说,文化传播所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互动现象。那么,国家、基层干部、农民在农村文化传播中的互动模式是什么?这一过程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农村公共文化的表达形态如何?其内涵和出路应当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将以位于江苏省中部的J市农村的文化建设为案例。J市境内地势平坦,水陆空交通均较为发达,历史上有“江淮孔道”、“苏北门户”之称。J市连续八届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2009年7-10月、2010年1-4月间,笔者数次在J市的DG镇、DQ镇、XJ镇、FC镇和WJ镇①及其辖下约10个村庄进行入户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乡镇干部、村组干部、村民等。同时,问卷调查也是本文收集数据的方法。本次调查于2010年1月在上述乡镇农村共发放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0份。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43.2%: 56.8%,职业涉及个体经营、务工、医生或教师等专业人员、学生、务农(农林牧渔等)、无业或失业、离退休等,其中以个体经营(20.5%)、务工(29.1%)和务农(20.9%)为主。总体而言,这样的样本是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具有代表性的。
二、压力型体制:“悬浮”的农村文化传播
作为乡村治理的一个有机单元,农村文化建设亦无法脱离乡村政治的实践。在乡村场域,即便是在后税费改革年代,乡村政治中的压力型体制仍然引人注意。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②。这在农村文化建设领域同样存在。
在J市农村,当地政府推动的“建设村级综合文化室”(包括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室、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等“送文化”下乡活动,大多沦为一种形式。村干部之所以在年度的工作计划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条目,主要是因为上级政府要求的政绩考核,而并非基于对当地农民的调查。结果往往能造成农村文化建设的“悬浮”式的低水平重复投资。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农村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职能来说,难以获得“看得见”的政绩,往往被认为无关紧要,也就是一种“选择性治理”(吴理财,2009)。比如,有村干部认为,“中央提的一些政策,有时候是超前的。没有经济基础,文化建设怎么上得去?这些东西只能靠经济来带动,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好办事。”其二,由于上级政府的经常性检查和考核,村干部的主动性能够发挥的余地很小,村委会在各种“迎检”活动中自顾不暇,也就无法使文化建设真正沉到乡村社会情境里去。在对J市村干部的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向我们大倒苦水,说平时琐事太多,“你看我们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这些制度,平时的工作就已经排的很满了,根本没时间真正做好。都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很被动。”
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文化建设的资源分配依据并非农民使用的满意度,而是在上级检查和下级迎检之间切合的程度。所以,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是一回事,而其使用则是另一回事。不少村干部认为,“现在的考评体系就是不重效果重过程,重你做了什么,看你有没有创新有没有特色。所以现在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要不然就落后了。”碰到上级下来检查时,找一些“听话的”村民充数来“表演”,对村干部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之举。XJ镇W村的村主任在带我们参观完他们的“农家书屋”后,就颇有感慨地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东西,投了一万多块钱进去,但是,真正能有什么效果,谁知道呢?”以此来看,这种文化建设与传播活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原本应为农村文化传播主体的农民,反而成为一个失语和被遮蔽了文化表达权的散落的群体。农民在国家主导的文化建设中的缺位,与农民在建庙宇中捐资、集资的热情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使我们有必要对乡村文化场域中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三、断裂:影响农村文化传播的关节
“将农村文化建设重心下沉到村,将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延伸到村庄内部”,被学者们认为“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③。然而,我们的调研发现,增加了投入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率仍然相当低。问题的核心也许不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而在于如何提供这种服务。换言之,在于如何进行文化的传播。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的有效传播?
基于J市农村的调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在于传播的“断裂”。 “断裂”是孙立平教授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概括④。在他看来,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层面,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理解的程度。“断裂”二字,同样适用于描述当前农村文化传播所面临的问题。
(一)传播网络的断裂:关系的弱化、重构
按照贺雪峰的观点,转型期的农村是一种“半熟人社会”⑤。虽然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的概念来自于村民小组之间,但我们认为,当前农村的干部与群众关系也是一种“半熟人”关系,有的甚至是“陌生人”关系。这不仅表明农民与村干部在公开场合的互动减少,也反映出二者心理上的隔阂。本来,在农村文化传播中,农民所接触的直接对象是村干部,但大多数农民并不在乎村干部所做的事情——只要不侵犯到自身的利益。据问卷调查统计,对于“平时是否关注村干部工作的情况”,被调查者选择“毫不关注”的比例占24.9%,“不太关注”达34.4%,“无所谓”占20.8%,三者之和共80.1%。在访谈中,我们经常听到村干部说:“现在老百姓闹纠纷了才找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央政府官员都是好人,我们都是恶人”。而另一边的村民则说:“现在各家种各家的地,出去打工也是靠亲戚朋友介绍,没事谁找村干部啊?村委会基本没什么作用,对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这些相互的负面认知,夹杂着一定程度消极情绪在内的言语无不体现出当前农村干群社会关联的弱化态势。
干群关系的弱化,使得二者难以达成良性的社会互动。近年来的村庄合并尤其加剧了村庄公共文化的集体行动基础的消解。如有的村民说,“现在有很多群众就是换了村干部他也不知道,路上碰见了也不认识。比如我们村和隔壁村合成一个村了,我们村的不认识他们村的干部,他们村的不认识我们村的干部;我们也没听过什么送文化下乡活动等等。”
这表明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日益形成了一种弱传播网络,无疑影响了二者的关系。李特约翰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关系的基本单位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互动①。村干部与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重构还未能适应农村文化传播的新需要。
(二)传播过程的断裂:内容与需求的脱轨
农村文化传播过程的断裂是作为传播者的国家及其代理人村干部与作为受众的农民的传授流向的断裂。农村文化建设中对农民意愿及其主体性的遮蔽,以及农民接近文化资源的自主性的相对提高,是传播过程的断裂的最主要原因。
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履行的角色是一个既非“经纪型”亦非“保护型”的代理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并非“取悦”农民,而只需以数字化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而这种行为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表演。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的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并未被他们从内心深处所认同。文化研究的巨擘雷蒙德·威廉斯在论及传播的代理者时曾指出,“如果要他传送的东西是他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他只是被说服,认为要他传送的东西适合其他人传送,而且认为他的任务只是使要传送的东西到达其他人手中,他就是个贬义代理人”②。可以看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之一是对农村文化与其传播之间的关系的否定,也是对对文化经验与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的割裂。
随着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增长,仅仅单向度的输送电影、戏剧或文艺演出并未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选择“能满足”和“基本能满足”的总和仅为13.6%,如表1所示)。于是,一种悖论出现了。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活的单调、乏味,如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打麻将、打牌等,还是许多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农民对于村庄公共文化的参与率却相当低,且愈来愈倾向于私人化、小群体化(看电视和打牌、打麻将成为农民的首要休闲活动无疑是明证)。
(三)传播语境的断裂:交流的无奈
文化作为一种人们认同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产生作用的。同时,每一次互动都是在更大范围的语境下出现的③。换言之,历时态的社会记忆和共时态的社会经验都是我们在分析农村文化建设时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其一,作为社会记忆的村庄互动影响了农民对村干部行为的接受与认可。传播学者认为,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的机制,藉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④。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对农民参与的相对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对于村干部和村民的意义是大为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交流的无奈”。一方面,基于既往的乡村互动,村民大多已经形成了对基层干部行为的刻板印象,甚至质疑他们是否从中捞取个人利益。如谈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有村民直言:“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干点儿坏事就行了。”“让他们别再浪费公家的钱了,有心不如干点实事实在”。另一方面,村干部则认为农民对他们过于挑剔。“现在农村工作不好做,农民对干部要做的事情抱有敌意,他们总以为是干部在瞎折腾,或者就是在搞贪污腐败。他们现在只相信中央、媒体,不相信干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感觉像是在为以前的政策还债!”
其二,村庄共同体意识及其经验的缺失使集体的文化表达行动遭遇了困境。威廉斯认为,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⑤。然而,青壮年人口的大举外出流动造成农村文化人才的断层和缺失,村民的电子化和电视的普及对村庄公共文化行动基础的消解,村民人际关系的利益化无不破坏了村庄共同经验的营造。村干部基于现实的判断认为“现在农村文化活动缺人,搞不起来”,村民则虽期望文化生活更丰富,却又日渐形成一种集体的“不可能”意识:“现在村里不光年轻人,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只要身体好也都出去打工了,哪有闲情搞文化活动啊?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上午各忙各的,下午打打麻将,晚上看点电视,都是这样。”
无疑,传播的断裂影响了共同理解的形成,而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的欠缺,也使得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反应难以出现。
四、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代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单向度的农村文化传播,仅仅注重于信息的传达和以改造农村文化为目标,但在此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文化传播代理人的能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文化认同和积极参与。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长期失语将不利于农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一种强调双向互动、主动参与、认同导向的农村文化传播思维需要得到强调。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家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①。20世纪末期,费孝通先生主张中国人要有“文化自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②。
与其他有关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不同,我们并未尝试给“农村文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相反,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处于重构、可塑、形成中的一种社会过程。关键的不是农村文化“是什么”,而是它成为“是什么”的方式、路径。这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持续的符号互动、协商与调整。
从传播学视角看农村文化建设,其学术和社会关怀的重心在于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关系。文化认同曾是构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但“由于过度强调单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文化认同的危机由此不断地生发出来。极端的对立和差异的想像以及身份的界定又使由下而上的对这种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不信任”③。今天,农村文化建设的主旨,理应是重建乡村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弗莱兰德(Frieland)就曾提出以“传播整合社群”为路径将各级社区以传播、媒体为轴整合起来。不同的传播与媒介定义不同的社区。在一个社区内,认同的形塑过程其实也就是传播的运作过程④。在此基础上扩大至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认同的文化建构,或者说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强调乡村治理的思维应当经历“文化的转向”,至少也应以“文化重建”的理念来重整农村的社会秩序。从微观处着手,则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在推动政府主导文化时需要调整传播的模式,增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日常性,力求获得农民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从宏观处出发,则应当逐步消除乡村治理中压力型体制的负面影响,促进政府主导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共生共荣,培养农民对农村文化的真正认同,也致力于消除对农村落后愚昧的文化偏见。
哈里森曾指出,文化与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明显可见的⑤。当然,确切地说,是文化传播的力量。它不是单向度的压力型文化动员,而是参与式的传播,是基于乡村文化意识的认同建构,是对农村文化的“传播的自觉”:让留守者能够享受乡土之乐,让流动的年轻一代能够关怀乡土,实现真正的“文化反哺”,让农民或者关注农村之相关主体皆能参与到农村文化的型塑和传播中去,实现农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唐守祥〕
注:
①吴理财,李世敏,张良,夏国锋:《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136-142页。
②如,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张良:《浅析农村公共文化的衰弱与重建》,《调研世界》,2009年第5期,等。
③如,缑博,谭英,奉公:《电视文化传播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农户的调查报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第82-86页;谭华:《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建构——对现代媒介影响下的村落变迁的反思》,《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5卷第1期,第107-116页,等。
④[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⑤同上引书,第7页。
⑥谢建明:《文化传播:模式及其过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120页。
①为遵循学术惯例,本文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均以代号表示。
②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③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第64页。
④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①[美]李特约翰等:《人类传播理论:第9版》,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②[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③[美]李特约翰等,同前引书,第247页。
④林福岳:《族群认同下的社区传播——以美浓反水库运动的论述为研究脉络》,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博士论文,2002年。
⑤[英]雷蒙德·威廉斯,同前引书,第392页。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 3期,第22页。
③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62页。
④Frieland. L. (2001).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democracy: Toward a theory of the 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358-391.
⑤ [美]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压力型体制;农村文化建设;传播;断裂;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4 — 0103 — 04
一、理解农村文化建设:传播学的视角
农村文化建设及其研究是近年来政策、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尤其是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注下,这些研究集中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涵、内容及问题、模式与体制等方面①。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日渐式微、衰败,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公共文化活动减少和公共文化组织缺位②。然而,在国家增加了农村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建立文化组织的情况下,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仍发现农村文化建设并无多大改观。
作为与农村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学科,新闻传播学也日渐显示出对该议题的兴趣。但总体上显得相当薄弱,且其重点大多在探讨大众媒体对农村、农民的影响和二者的关系上③。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理论观照,存在以大众传媒来窄化传播意涵的弊病,对传播的理解亟需打破工具性的狭义框架。在此,我们有必要引进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所谓传播的仪式观,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通过信息传播达到对人和距离的控制,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④。在凯瑞看来,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⑤。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文化传播不仅是大众媒体的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农民进行对话交谈、意识累积、社区文化认同型塑的符号过程。
进而言之,我们可将农村文化建设视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不仅强调传播的文化面向,也表明文化传播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研究文化传播须以研究人与人的社会活动为前提,文化传播一旦脱离了人与人的社会活动,就毫无根基⑥。也就是说,文化传播所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互动现象。那么,国家、基层干部、农民在农村文化传播中的互动模式是什么?这一过程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农村公共文化的表达形态如何?其内涵和出路应当是什么?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将以位于江苏省中部的J市农村的文化建设为案例。J市境内地势平坦,水陆空交通均较为发达,历史上有“江淮孔道”、“苏北门户”之称。J市连续八届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入选“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2009年7-10月、2010年1-4月间,笔者数次在J市的DG镇、DQ镇、XJ镇、FC镇和WJ镇①及其辖下约10个村庄进行入户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乡镇干部、村组干部、村民等。同时,问卷调查也是本文收集数据的方法。本次调查于2010年1月在上述乡镇农村共发放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0份。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43.2%: 56.8%,职业涉及个体经营、务工、医生或教师等专业人员、学生、务农(农林牧渔等)、无业或失业、离退休等,其中以个体经营(20.5%)、务工(29.1%)和务农(20.9%)为主。总体而言,这样的样本是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具有代表性的。
二、压力型体制:“悬浮”的农村文化传播
作为乡村治理的一个有机单元,农村文化建设亦无法脱离乡村政治的实践。在乡村场域,即便是在后税费改革年代,乡村政治中的压力型体制仍然引人注意。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②。这在农村文化建设领域同样存在。
在J市农村,当地政府推动的“建设村级综合文化室”(包括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室、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送图书、送电影、送文艺”等“送文化”下乡活动,大多沦为一种形式。村干部之所以在年度的工作计划中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条目,主要是因为上级政府要求的政绩考核,而并非基于对当地农民的调查。结果往往能造成农村文化建设的“悬浮”式的低水平重复投资。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农村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职能来说,难以获得“看得见”的政绩,往往被认为无关紧要,也就是一种“选择性治理”(吴理财,2009)。比如,有村干部认为,“中央提的一些政策,有时候是超前的。没有经济基础,文化建设怎么上得去?这些东西只能靠经济来带动,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好办事。”其二,由于上级政府的经常性检查和考核,村干部的主动性能够发挥的余地很小,村委会在各种“迎检”活动中自顾不暇,也就无法使文化建设真正沉到乡村社会情境里去。在对J市村干部的访谈中,几乎所有受访对象都向我们大倒苦水,说平时琐事太多,“你看我们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这些制度,平时的工作就已经排的很满了,根本没时间真正做好。都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很被动。”
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文化建设的资源分配依据并非农民使用的满意度,而是在上级检查和下级迎检之间切合的程度。所以,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是一回事,而其使用则是另一回事。不少村干部认为,“现在的考评体系就是不重效果重过程,重你做了什么,看你有没有创新有没有特色。所以现在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要不然就落后了。”碰到上级下来检查时,找一些“听话的”村民充数来“表演”,对村干部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之举。XJ镇W村的村主任在带我们参观完他们的“农家书屋”后,就颇有感慨地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东西,投了一万多块钱进去,但是,真正能有什么效果,谁知道呢?”以此来看,这种文化建设与传播活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农村文化的延续性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原本应为农村文化传播主体的农民,反而成为一个失语和被遮蔽了文化表达权的散落的群体。农民在国家主导的文化建设中的缺位,与农民在建庙宇中捐资、集资的热情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使我们有必要对乡村文化场域中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三、断裂:影响农村文化传播的关节
“将农村文化建设重心下沉到村,将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延伸到村庄内部”,被学者们认为“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③。然而,我们的调研发现,增加了投入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率仍然相当低。问题的核心也许不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而在于如何提供这种服务。换言之,在于如何进行文化的传播。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农村公共文化的有效传播?
基于J市农村的调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在于传播的“断裂”。 “断裂”是孙立平教授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概括④。在他看来,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层面,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理解的程度。“断裂”二字,同样适用于描述当前农村文化传播所面临的问题。
(一)传播网络的断裂:关系的弱化、重构
按照贺雪峰的观点,转型期的农村是一种“半熟人社会”⑤。虽然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的概念来自于村民小组之间,但我们认为,当前农村的干部与群众关系也是一种“半熟人”关系,有的甚至是“陌生人”关系。这不仅表明农民与村干部在公开场合的互动减少,也反映出二者心理上的隔阂。本来,在农村文化传播中,农民所接触的直接对象是村干部,但大多数农民并不在乎村干部所做的事情——只要不侵犯到自身的利益。据问卷调查统计,对于“平时是否关注村干部工作的情况”,被调查者选择“毫不关注”的比例占24.9%,“不太关注”达34.4%,“无所谓”占20.8%,三者之和共80.1%。在访谈中,我们经常听到村干部说:“现在老百姓闹纠纷了才找我们。在他们眼中,中央政府官员都是好人,我们都是恶人”。而另一边的村民则说:“现在各家种各家的地,出去打工也是靠亲戚朋友介绍,没事谁找村干部啊?村委会基本没什么作用,对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影响。”这些相互的负面认知,夹杂着一定程度消极情绪在内的言语无不体现出当前农村干群社会关联的弱化态势。
干群关系的弱化,使得二者难以达成良性的社会互动。近年来的村庄合并尤其加剧了村庄公共文化的集体行动基础的消解。如有的村民说,“现在有很多群众就是换了村干部他也不知道,路上碰见了也不认识。比如我们村和隔壁村合成一个村了,我们村的不认识他们村的干部,他们村的不认识我们村的干部;我们也没听过什么送文化下乡活动等等。”
这表明村干部与农民之间日益形成了一种弱传播网络,无疑影响了二者的关系。李特约翰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是通过传播得以形成、维持和改变的。关系的基本单位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两个人,而是互动①。村干部与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重构还未能适应农村文化传播的新需要。
(二)传播过程的断裂:内容与需求的脱轨
农村文化传播过程的断裂是作为传播者的国家及其代理人村干部与作为受众的农民的传授流向的断裂。农村文化建设中对农民意愿及其主体性的遮蔽,以及农民接近文化资源的自主性的相对提高,是传播过程的断裂的最主要原因。
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履行的角色是一个既非“经纪型”亦非“保护型”的代理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并非“取悦”农民,而只需以数字化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而这种行为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表演。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的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而并未被他们从内心深处所认同。文化研究的巨擘雷蒙德·威廉斯在论及传播的代理者时曾指出,“如果要他传送的东西是他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东西,而他只是被说服,认为要他传送的东西适合其他人传送,而且认为他的任务只是使要传送的东西到达其他人手中,他就是个贬义代理人”②。可以看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之一是对农村文化与其传播之间的关系的否定,也是对对文化经验与文化表达之间的关系的割裂。
随着农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迅速增长,仅仅单向度的输送电影、戏剧或文艺演出并未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选择“能满足”和“基本能满足”的总和仅为13.6%,如表1所示)。于是,一种悖论出现了。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活的单调、乏味,如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打麻将、打牌等,还是许多农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农民对于村庄公共文化的参与率却相当低,且愈来愈倾向于私人化、小群体化(看电视和打牌、打麻将成为农民的首要休闲活动无疑是明证)。
(三)传播语境的断裂:交流的无奈
文化作为一种人们认同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产生作用的。同时,每一次互动都是在更大范围的语境下出现的③。换言之,历时态的社会记忆和共时态的社会经验都是我们在分析农村文化建设时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其一,作为社会记忆的村庄互动影响了农民对村干部行为的接受与认可。传播学者认为,人们从社区中吸收和攫取文化特质以形成集体共识,就是透过传播的机制,藉由符号的传递与互动而渐次形成④。传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是生活于社区中的人们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对农民参与的相对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对于村干部和村民的意义是大为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一种“交流的无奈”。一方面,基于既往的乡村互动,村民大多已经形成了对基层干部行为的刻板印象,甚至质疑他们是否从中捞取个人利益。如谈及乡村干部的服务状况,有村民直言:“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们少干点儿坏事就行了。”“让他们别再浪费公家的钱了,有心不如干点实事实在”。另一方面,村干部则认为农民对他们过于挑剔。“现在农村工作不好做,农民对干部要做的事情抱有敌意,他们总以为是干部在瞎折腾,或者就是在搞贪污腐败。他们现在只相信中央、媒体,不相信干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感觉像是在为以前的政策还债!”
其二,村庄共同体意识及其经验的缺失使集体的文化表达行动遭遇了困境。威廉斯认为,任何真正的传播理论都是一种共同体理论⑤。然而,青壮年人口的大举外出流动造成农村文化人才的断层和缺失,村民的电子化和电视的普及对村庄公共文化行动基础的消解,村民人际关系的利益化无不破坏了村庄共同经验的营造。村干部基于现实的判断认为“现在农村文化活动缺人,搞不起来”,村民则虽期望文化生活更丰富,却又日渐形成一种集体的“不可能”意识:“现在村里不光年轻人,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只要身体好也都出去打工了,哪有闲情搞文化活动啊?上学的上学,做工的做工,上午各忙各的,下午打打麻将,晚上看点电视,都是这样。”
无疑,传播的断裂影响了共同理解的形成,而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的欠缺,也使得农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反应难以出现。
四、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代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单向度的农村文化传播,仅仅注重于信息的传达和以改造农村文化为目标,但在此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文化传播代理人的能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文化认同和积极参与。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长期失语将不利于农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一种强调双向互动、主动参与、认同导向的农村文化传播思维需要得到强调。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家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①。20世纪末期,费孝通先生主张中国人要有“文化自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②。
与其他有关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不同,我们并未尝试给“农村文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相反,我们认为,农村文化是处于重构、可塑、形成中的一种社会过程。关键的不是农村文化“是什么”,而是它成为“是什么”的方式、路径。这并非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持续的符号互动、协商与调整。
从传播学视角看农村文化建设,其学术和社会关怀的重心在于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关系。文化认同曾是构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但“由于过度强调单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文化认同的危机由此不断地生发出来。极端的对立和差异的想像以及身份的界定又使由下而上的对这种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不信任”③。今天,农村文化建设的主旨,理应是重建乡村文化的自信与认同。弗莱兰德(Frieland)就曾提出以“传播整合社群”为路径将各级社区以传播、媒体为轴整合起来。不同的传播与媒介定义不同的社区。在一个社区内,认同的形塑过程其实也就是传播的运作过程④。在此基础上扩大至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认同的文化建构,或者说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通过文化传播的乡村治理,强调乡村治理的思维应当经历“文化的转向”,至少也应以“文化重建”的理念来重整农村的社会秩序。从微观处着手,则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在推动政府主导文化时需要调整传播的模式,增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日常性,力求获得农民的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从宏观处出发,则应当逐步消除乡村治理中压力型体制的负面影响,促进政府主导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共生共荣,培养农民对农村文化的真正认同,也致力于消除对农村落后愚昧的文化偏见。
哈里森曾指出,文化与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但是文化的力量是明显可见的⑤。当然,确切地说,是文化传播的力量。它不是单向度的压力型文化动员,而是参与式的传播,是基于乡村文化意识的认同建构,是对农村文化的“传播的自觉”:让留守者能够享受乡土之乐,让流动的年轻一代能够关怀乡土,实现真正的“文化反哺”,让农民或者关注农村之相关主体皆能参与到农村文化的型塑和传播中去,实现农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唐守祥〕
注:
①吴理财,李世敏,张良,夏国锋:《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第136-142页。
②如,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张良:《浅析农村公共文化的衰弱与重建》,《调研世界》,2009年第5期,等。
③如,缑博,谭英,奉公:《电视文化传播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农户的调查报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第82-86页;谭华:《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建构——对现代媒介影响下的村落变迁的反思》,《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5卷第1期,第107-116页,等。
④[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⑤同上引书,第7页。
⑥谢建明:《文化传播:模式及其过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120页。
①为遵循学术惯例,本文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均以代号表示。
②荣敬本,崔之元:《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③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第64页。
④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①[美]李特约翰等:《人类传播理论:第9版》,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②[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③[美]李特约翰等,同前引书,第247页。
④林福岳:《族群认同下的社区传播——以美浓反水库运动的论述为研究脉络》,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博士论文,2002年。
⑤[英]雷蒙德·威廉斯,同前引书,第392页。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 3期,第22页。
③赵旭东:《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62页。
④Frieland. L. (2001).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democracy: Toward a theory of the 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4), 358-391.
⑤ [美]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