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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冯亦代先生着手翻译丽莲·海尔曼的名剧《守望莱茵河》是于一九四四年在重庆(见《书人书事》289页)。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在重庆只看过《守望莱茵河》的电影，抗战胜利后才读到冯先生的译本。回想起来，电影固然很精彩，但原著和译本给我思考的回旋余地似乎更大些。四十多年过去，自己来译海尔曼的回忆录《未成器的女人》(An Unfinished Woman，一九六九)，自然会追溯到冯先生的这一译绩。
我译此书是在一九八七年底定下的。一九八八年初赴美讲学时书只译了大约三分之一。虽把书稿带到了美国，可不可能在美国继续译下去，老实说实在没有把握。某日，在图书馆看书，得悉作家威廉·卢斯(William Luce)与女演员佐·考德威尔(Zo Caldwell)完成了名为《丽莲》的剧本，是根据丽莲·海尔曼的三部回忆录创作的，并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晚在纽约上演(我当然没赶上)，时逢海尔曼的处女作《孩提时光》首次在纽约上演的半个世纪之后，上演《丽莲》的剧院离当年上演《孩提时光》的剧院只隔几条街。这三部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就是本书《未成器的女人》(第二部是《旧画新貌》，一九七三年；第三部是《邪恶的时代》，一九七五年)，我续译的念头由之萌发。时隔不久，有机会去南方讲学。讲学之余，主人提出南方好几处名胜(如迪斯尼乐园，佛罗里达航天中心等)，问我愿不愿前往一游。我说如能兼顾新奥尔良、德莫波利斯、辛辛那提三处，我当然愿意。他问我为何专挑这三个地方，我说跟某位女作家有关。我话音未落，这位专门研究美国南方文学的主人便恍然大悟：丽莲·海尔曼。我说“然也”。海尔曼出生在新奥尔良，她母亲的老家在亚拉巴马州的德莫波利斯，后来迁到辛辛那提。这还不算，去参观海明威旧居(在佛罗里达)时无意中经过了海尔曼在晚年居住过的萨拉索塔(也在佛罗里达)，在去福克纳旧居(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内)的途中又一次经过德莫波利斯。游览毕，我向主人道谢。他叫我不要谢他，应谢海、海、福三位。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是为了他们三位我们才得以几乎游遍了南方几个州啊。至此，我便决心忙上加忙，趁我在美期间把书译完，既了却了心愿也误不了原先定好的交稿期限。
海尔曼动手写《未成器的女人》时已经六十二岁，于一九六八年夏完成，翌年六月问世，好评不断，书店的订数猛增。其实，《未成器的女人》并不是传统形式的“自传”而是回忆随笔，信手写来，不拘一格，洒脱自如。写到一定的地方，索性插入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记，不另起炉灶，“跳动”虽大，比板起面孔写自传的方式，倒另有一番新颖的风味。何况海尔曼的宗旨是“说真话，绝不拿事实开玩笑。”(见海尔曼为三部回忆录的合集所写的序言)但提出异议的也有，说海尔曼省略了不少不该省略的内容。也有人指出海尔曼应着浓墨于她的戏剧生涯，因为她是戏剧家，等等，不一而足。对此书的真实可靠性表示怀疑者也不乏人，有的甚至列举细节证明海尔曼的疏漏与失实，其中恐以海明威的前妻玛莎·格尔杭和波斯顿大学的塞缪尔·麦克莱肯干得最为起劲。兹举格尔杭为例：
其一，海尔曼写过海明威在某夜带着他的《有的和没有的》手稿去找她(见第七章)。格尔杭说海明威在那之前已去西班牙；进而以《旧画新貌》为佐证——海尔曼在《旧画新貌》中记述当晚经过时并未提及海明威找她之事而只写了她睡得如何香。
其二，海尔曼写过海明威与哈默特在纽约发生争执(见第六章)。格尔杭证明海明威当时已去古巴写他的《丧钟为谁而鸣》，一年之后才回纽约。
其三，海尔曼写过某夜同海明威和格尔杭在马德里遇到空袭，说她(海尔曼)未去阳台上看“火光冲天”的轰炸情景(见第八章)。格尔杭则说当晚根本没有空袭；即便有空袭，佛朗哥的飞机扔下的炸弹也不会发出火光的。
作家写回忆录，难免把某些往事记错；这里，究竟是海尔曼记错还是格尔杭记错了呢？难说。如果不是海尔曼记错而是格尔杭“记错”，又作何解释呢？原因恐怕只能从“个人恩怨”中去找了吧。海尔曼的脾气和她这个“未成器的女人”激励过许多人，但也是得罪过一些人的。格尔杭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形，海尔曼自己也非常清楚。她在《未成器的女人》中让哈默特作过十分中肯的评述：“当你(指海尔曼——引者)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几乎往往是正确的。但是稍有心眼的人很快就知道，如果让你继续说下去，你就会错了。……所以你不仅要为你的无稽之谈而道歉并且要为你的通情达理的真话而道歉。”(见第十五章)
海尔曼生前说自己是“未成器的”(unfinished)女人，字面上已含多层意思。似乎有“未死去的”、“事业未了的(大业未成的)”、“尚未一了百了的”、“宿愿未了的”等等……；其寓意就更其耐人寻味。深谙其意的恐怕要算约翰·赫赛。海尔曼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病逝，七月三日举行葬礼。赫赛在葬礼上致的悼词中有这么几句话：“亲爱的丽莲，现在你已成大器(finished)，我说‘已成大器’是就其更深远的含义而言的。你生前的诚实正派和刚直不阿日臻完美(a high finish)，光彩照人。”赫赛抓住“unfinished”一字，两次反其意而道了其中的真谛。第二次用的finish更是微妙——借用“抛光”之意从而引出了“光彩照人”的赞叹。“抛光”这最后一道“工序”固然可贵，但若木料或金属本身的质地不好，恐怕也是“抛”而不“光”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于亚特兰大
(《未成器的女人》，张禹九译，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译此书是在一九八七年底定下的。一九八八年初赴美讲学时书只译了大约三分之一。虽把书稿带到了美国，可不可能在美国继续译下去，老实说实在没有把握。某日，在图书馆看书，得悉作家威廉·卢斯(William Luce)与女演员佐·考德威尔(Zo
海尔曼动手写《未成器的女人》时已经六十二岁，于一九六八年夏完成，翌年六月问世，好评不断，书店的订数猛增。其实，《未成器的女人》并不是传统形式的“自传”而是回忆随笔，信手写来，不拘一格，洒脱自如。写到一定的地方，索性插入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记，不另起炉灶，“跳动”虽大，比板起面孔写自传的方式，倒另有一番新颖的风味。何况海尔曼的宗旨是“说真话，绝不拿事实开玩笑。”(见海尔曼为三部回忆录的合集所写的序言)但提出异议的也有，说海尔曼省略了不少不该省略的内容。也有人指出海尔曼应着浓墨于她的戏剧生涯，因为她是戏剧家，等等，不一而足。对此书的真实可靠性表示怀疑者也不乏人，有的甚至列举细节证明海尔曼的疏漏与失实，其中恐以海明威的前妻玛莎·格尔杭和波斯顿大学的塞缪尔·麦克莱肯干得最为起劲。兹举格尔杭为例：
其一，海尔曼写过海明威在某夜带着他的《有的和没有的》手稿去找她(见第七章)。格尔杭说海明威在那之前已去西班牙；进而以《旧画新貌》为佐证——海尔曼在《旧画新貌》中记述当晚经过时并未提及海明威找她之事而只写了她睡得如何香。
其二，海尔曼写过海明威与哈默特在纽约发生争执(见第六章)。格尔杭证明海明威当时已去古巴写他的《丧钟为谁而鸣》，一年之后才回纽约。
其三，海尔曼写过某夜同海明威和格尔杭在马德里遇到空袭，说她(海尔曼)未去阳台上看“火光冲天”的轰炸情景(见第八章)。格尔杭则说当晚根本没有空袭；即便有空袭，佛朗哥的飞机扔下的炸弹也不会发出火光的。
作家写回忆录，难免把某些往事记错；这里，究竟是海尔曼记错还是格尔杭记错了呢？难说。如果不是海尔曼记错而是格尔杭“记错”，又作何解释呢？原因恐怕只能从“个人恩怨”中去找了吧。海尔曼的脾气和她这个“未成器的女人”激励过许多人，但也是得罪过一些人的。格尔杭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形，海尔曼自己也非常清楚。她在《未成器的女人》中让哈默特作过十分中肯的评述：“当你(指海尔曼——引者)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几乎往往是正确的。但是稍有心眼的人很快就知道，如果让你继续说下去，你就会错了。……所以你不仅要为你的无稽之谈而道歉并且要为你的通情达理的真话而道歉。”(见第十五章)
海尔曼生前说自己是“未成器的”(unfinished)女人，字面上已含多层意思。似乎有“未死去的”、“事业未了的(大业未成的)”、“尚未一了百了的”、“宿愿未了的”等等……；其寓意就更其耐人寻味。深谙其意的恐怕要算约翰·赫赛。海尔曼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病逝，七月三日举行葬礼。赫赛在葬礼上致的悼词中有这么几句话：“亲爱的丽莲，现在你已成大器(finished)，我说‘已成大器’是就其更深远的含义而言的。你生前的诚实正派和刚直不阿日臻完美(a high finish)，光彩照人。”赫赛抓住“unfinished”一字，两次反其意而道了其中的真谛。第二次用的finish更是微妙——借用“抛光”之意从而引出了“光彩照人”的赞叹。“抛光”这最后一道“工序”固然可贵，但若木料或金属本身的质地不好，恐怕也是“抛”而不“光”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于亚特兰大
(《未成器的女人》，张禹九译，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