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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震中的背妻男”吴加芳,从《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开始至今,先后经历了从“情义男”到“绝义人”的巨大落差。在这一系列新闻报道中,媒体是否做到了还原真实,而大众是否又接受并理解了真实?在相关新闻报道引发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最初的真实?这些现象与新闻传受者双方的心理层面有着很大的关系。本文旨在从心理层面入手,探寻其与新闻真实性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吴加芳事件 新闻真实性 心理层面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期间,背亡妻回家的村民吴加芳,曾感动无数世人,然而关于这位“情义男”的新闻报道却是一波三折。究竟这些报道呈现给受众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吴加芳;传受双方心理层面的波动,与新闻真实性的体现到底有怎样的一种联系?本文重点从心理层面入手,分析新闻真实性诉求的结果到底多大程度上符合最初的事实。
新闻真实性与传受者心理角度的联系
对于新闻真实性的概念,李良荣教授提出:“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可以说,新闻真实性的界定,关键集中在“事实”和“报道”这两组词上,而“报道事实”联系着新闻传受双方。新闻作为一种信息,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符号传播,也就是说,新闻真实性与传受者符号编译的这个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新闻真实性中的重要因素,符号传播的两端——传受者的心理具有观念性、主观性和能动性,它不仅与传受者的心理原因有关系,还涉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①这些不同的心理活动机制,影响着新闻真实性在传受者中能否达到一个理想的契合状态,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效果。
从吴加芳事件相关新闻报道看传受方心理层面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
“吴加芳事件”中传受方心理层面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真实。新闻作为信息,其传播过程是传受双方进行系统分析和选择的过程。从心理层面来看,“传播的信息必须而且只有把传输的信息送进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使信息转化为心理能,这种心理能外化为受传者的行为,行为做功才可能达到传播的最终目的——产生传播的社会效果。”②德国传播学者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系统传播提出“场”的概念,作为心理因素在内的集结点,传受者在信息传播的多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纵观吴加芳事件相关新闻报道,从2008年5月14日《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照片的刊发,到2009年3月12日《成都晚报》的新闻《新媳妇牵线“背妻男”与父和好》,前后大起大落。下面将以赞歌、质疑、“平静”为划分点,对传受双方心理层面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做出相对应的分析。
赞歌阶段:传者放大新闻真实,受者夸大影响强度。2008年6月,《一个中国农民的爱情:把亡妻绑在背上载她回家》引起多方关注。在报道中,作者着重选择了吴加芳“情义”的切入点,在汶川大地震这个特殊时期,这样一篇温暖人心的报道对于振奋人们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针对新闻真实性来说,记者明显扩大了情义属性,所呈现出的只是记者用放大心理缔造的“真实”。而这种“真实”的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完全为受众所接受,并继续加大传播力度。在如此心理传播下,扩大的真实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冷静客观的看法也在无限的放大中被彻底忽略。
质疑阶段:传者“管中窥得部分真实”,受者的心理期待落空。关于吴加芳“情义丈夫”的报道在2008年12月《成都商报》的《背亡妻回家的男子再婚了》出现后开始转折。在2009年2月9日,成都电视台《真相30分》播出《吴加芳:情义男还是绝义人》,媒体和受众的舆论都直指吴加芳;2月19日,《重庆晚报》的新闻《地震背妻男:即使坐牢也不养父亲》,直接转向“情义”报道的对立面。部分真实的报纸新闻一时间覆盖了之前的赞歌,吴加芳一夜之间沦落为“绝义人”,受众的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最情义”这一期待心理的落空,导致受众的读解出现分歧,言论混杂更让新闻真实性在这个阶段走向扭曲。
“平静”阶段:传者由极端走向平静,受者逆反心理再掀波澜。2009年2月25日,浙江卫视《淘出心里话》播出《吴加芳:情义男还是薄情汉》,深入细致地采访了关于吴加芳负面新闻的报道;3月12日,《成都晚报》刊登新闻《新媳妇牵线“背妻男”与父和好》。媒体报道到此才算是将吴加芳事件的全貌完整地呈现出来,旨在还吴加芳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此时的受众心理在传者报道一变再变的冲击下已经对传者形象彻底失望,从而形成了一个对抗的情绪。部分受众不再接受关于吴加芳的新闻报道,而另外的一些则通过自己的渠道、方法去验证,深究他们认为传者隐瞒的真实。事实上,在吴加芳作为新闻人物进入信息传播“场”中的那天起,已经注定他无法回到昔日的安宁。
“吴加芳事件”中传受方心理层面的意义互动过程分析。在新闻传播作为传受者两端符号流动的过程中,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理机制。传受双方心理层面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这种心理互动其实指的是传受者间通过符号媒介这一中介实现其间动态平衡的一个过程。③而这样的过程,反映的正是传受者心理层面的意义互动过程。
传播学者霍尔指出:在传播意义编码解码的过程中,受众对信息符号的解读所处地位包括三种:“主导——霸权的地位”、“协商的代码”和“对立码”。从心理角度来看,受众面对传者传播信息的心理阶段态度可以用接受、怀疑和排斥来概括。也就是说,传者和受者的心理层面,作为整体的动态流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波动和偏差,都会影响到新闻真实性的诉求。
就吴加芳事件报道的三个阶段来说,“情义”的赞歌阶段无疑实现了“主导——霸权”这一媒介传播最理想的模式。在这个阶段,编码和解码间存在意义的一致性,受众可以直接从传播者的编码中获取意义;而在质疑和“平静”阶段,传受者之间的解读方式则进入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不同的解读方式与传受双方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质疑阶段的报道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时候,受众对事件主导的偏移致使协商性解读的出现;而“平静”阶段则引发了受众的反感,从而陷入对抗式解读中,按照传播意图的反面去理解,这种对抗式的解读让受众不能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传受者之间的意义互动过程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传受者心理层面上接受,但承受的能力对接出现问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互动,从而导致了其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对“吴加芳事件”真实性相关心理分析的一些启示
吴加芳事件报道凸显出来的不足,不仅是因为我国对传受者心理机制影响新闻真实性这一方面的重视不够,同时,没有理性认识到心理方面给新闻事业带来的影响,不但损伤了新闻真实性,还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会造成严重阻碍。因此,传者和受者双方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加强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操守。新闻传播者应尽的责任感要求他们应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新闻材料,在采访和稿件写作中注意技巧,注意协调记者作为职业和作为个人在情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平衡,这是一种意识上的平衡。传播方应尽量不夹杂个人感情对事实进行叙述,报道呈现出来的应是一个立体完整的形象,不能因为追求受众吸引而泛滥扩大新闻价值点,一味放大新闻真实性。
(二)在报纸新闻报道中,树立传者自身的良好形象,维护公信力;适当地引导受者的好奇心理与逆反心理;同时,传者在报道过程中注意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受众的细分化,针对不同心理类型的受众给予不同的选择空间,容许多种不同的观点交锋。另外,在新闻报道的这个过程中,传者应根据受者不同的心理调整报道方式方法,尽可能避免对抗性解读的出现。
(三)受者在与传者大众传播中“场”的信息动态交流中,心理层面要有人文关怀意识,不能因为一味地追求彻底的还原新闻真实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同时,受众也应该加强自我素质的提升,学习相关知识,在正确适宜的范围内正当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另外,受者还要以法律的准则和道德的良知来要求自己的行为,树立起良好的受者形象。
注 释:
①③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75)。
②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4.特伦斯·霍特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5.罗丹敏、张静林:《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探析“华南虎事件”传播现象》,《新闻知识》,2008(9)。
6.程凯、李会:《从符号学的角度浅析新闻心理互动机制》,《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编校:施 宇
关键词:吴加芳事件 新闻真实性 心理层面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期间,背亡妻回家的村民吴加芳,曾感动无数世人,然而关于这位“情义男”的新闻报道却是一波三折。究竟这些报道呈现给受众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吴加芳;传受双方心理层面的波动,与新闻真实性的体现到底有怎样的一种联系?本文重点从心理层面入手,分析新闻真实性诉求的结果到底多大程度上符合最初的事实。
新闻真实性与传受者心理角度的联系
对于新闻真实性的概念,李良荣教授提出:“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合乎客观实际。”可以说,新闻真实性的界定,关键集中在“事实”和“报道”这两组词上,而“报道事实”联系着新闻传受双方。新闻作为一种信息,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符号传播,也就是说,新闻真实性与传受者符号编译的这个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新闻真实性中的重要因素,符号传播的两端——传受者的心理具有观念性、主观性和能动性,它不仅与传受者的心理原因有关系,还涉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①这些不同的心理活动机制,影响着新闻真实性在传受者中能否达到一个理想的契合状态,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效果。
从吴加芳事件相关新闻报道看传受方心理层面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
“吴加芳事件”中传受方心理层面的影响造就了怎样的真实。新闻作为信息,其传播过程是传受双方进行系统分析和选择的过程。从心理层面来看,“传播的信息必须而且只有把传输的信息送进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使信息转化为心理能,这种心理能外化为受传者的行为,行为做功才可能达到传播的最终目的——产生传播的社会效果。”②德国传播学者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系统传播提出“场”的概念,作为心理因素在内的集结点,传受者在信息传播的多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纵观吴加芳事件相关新闻报道,从2008年5月14日《摩托车上绑在一起的夫妻》照片的刊发,到2009年3月12日《成都晚报》的新闻《新媳妇牵线“背妻男”与父和好》,前后大起大落。下面将以赞歌、质疑、“平静”为划分点,对传受双方心理层面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做出相对应的分析。
赞歌阶段:传者放大新闻真实,受者夸大影响强度。2008年6月,《一个中国农民的爱情:把亡妻绑在背上载她回家》引起多方关注。在报道中,作者着重选择了吴加芳“情义”的切入点,在汶川大地震这个特殊时期,这样一篇温暖人心的报道对于振奋人们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针对新闻真实性来说,记者明显扩大了情义属性,所呈现出的只是记者用放大心理缔造的“真实”。而这种“真实”的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完全为受众所接受,并继续加大传播力度。在如此心理传播下,扩大的真实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冷静客观的看法也在无限的放大中被彻底忽略。
质疑阶段:传者“管中窥得部分真实”,受者的心理期待落空。关于吴加芳“情义丈夫”的报道在2008年12月《成都商报》的《背亡妻回家的男子再婚了》出现后开始转折。在2009年2月9日,成都电视台《真相30分》播出《吴加芳:情义男还是绝义人》,媒体和受众的舆论都直指吴加芳;2月19日,《重庆晚报》的新闻《地震背妻男:即使坐牢也不养父亲》,直接转向“情义”报道的对立面。部分真实的报纸新闻一时间覆盖了之前的赞歌,吴加芳一夜之间沦落为“绝义人”,受众的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最情义”这一期待心理的落空,导致受众的读解出现分歧,言论混杂更让新闻真实性在这个阶段走向扭曲。
“平静”阶段:传者由极端走向平静,受者逆反心理再掀波澜。2009年2月25日,浙江卫视《淘出心里话》播出《吴加芳:情义男还是薄情汉》,深入细致地采访了关于吴加芳负面新闻的报道;3月12日,《成都晚报》刊登新闻《新媳妇牵线“背妻男”与父和好》。媒体报道到此才算是将吴加芳事件的全貌完整地呈现出来,旨在还吴加芳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此时的受众心理在传者报道一变再变的冲击下已经对传者形象彻底失望,从而形成了一个对抗的情绪。部分受众不再接受关于吴加芳的新闻报道,而另外的一些则通过自己的渠道、方法去验证,深究他们认为传者隐瞒的真实。事实上,在吴加芳作为新闻人物进入信息传播“场”中的那天起,已经注定他无法回到昔日的安宁。
“吴加芳事件”中传受方心理层面的意义互动过程分析。在新闻传播作为传受者两端符号流动的过程中,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理机制。传受双方心理层面对新闻真实性的影响,这种心理互动其实指的是传受者间通过符号媒介这一中介实现其间动态平衡的一个过程。③而这样的过程,反映的正是传受者心理层面的意义互动过程。
传播学者霍尔指出:在传播意义编码解码的过程中,受众对信息符号的解读所处地位包括三种:“主导——霸权的地位”、“协商的代码”和“对立码”。从心理角度来看,受众面对传者传播信息的心理阶段态度可以用接受、怀疑和排斥来概括。也就是说,传者和受者的心理层面,作为整体的动态流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波动和偏差,都会影响到新闻真实性的诉求。
就吴加芳事件报道的三个阶段来说,“情义”的赞歌阶段无疑实现了“主导——霸权”这一媒介传播最理想的模式。在这个阶段,编码和解码间存在意义的一致性,受众可以直接从传播者的编码中获取意义;而在质疑和“平静”阶段,传受者之间的解读方式则进入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不同的解读方式与传受双方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质疑阶段的报道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时候,受众对事件主导的偏移致使协商性解读的出现;而“平静”阶段则引发了受众的反感,从而陷入对抗式解读中,按照传播意图的反面去理解,这种对抗式的解读让受众不能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传受者之间的意义互动过程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传受者心理层面上接受,但承受的能力对接出现问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互动,从而导致了其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对“吴加芳事件”真实性相关心理分析的一些启示
吴加芳事件报道凸显出来的不足,不仅是因为我国对传受者心理机制影响新闻真实性这一方面的重视不够,同时,没有理性认识到心理方面给新闻事业带来的影响,不但损伤了新闻真实性,还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会造成严重阻碍。因此,传者和受者双方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加强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操守。新闻传播者应尽的责任感要求他们应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新闻材料,在采访和稿件写作中注意技巧,注意协调记者作为职业和作为个人在情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平衡,这是一种意识上的平衡。传播方应尽量不夹杂个人感情对事实进行叙述,报道呈现出来的应是一个立体完整的形象,不能因为追求受众吸引而泛滥扩大新闻价值点,一味放大新闻真实性。
(二)在报纸新闻报道中,树立传者自身的良好形象,维护公信力;适当地引导受者的好奇心理与逆反心理;同时,传者在报道过程中注意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受众的细分化,针对不同心理类型的受众给予不同的选择空间,容许多种不同的观点交锋。另外,在新闻报道的这个过程中,传者应根据受者不同的心理调整报道方式方法,尽可能避免对抗性解读的出现。
(三)受者在与传者大众传播中“场”的信息动态交流中,心理层面要有人文关怀意识,不能因为一味地追求彻底的还原新闻真实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同时,受众也应该加强自我素质的提升,学习相关知识,在正确适宜的范围内正当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另外,受者还要以法律的准则和道德的良知来要求自己的行为,树立起良好的受者形象。
注 释:
①③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75)。
②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4.特伦斯·霍特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5.罗丹敏、张静林:《从传播心理学角度探析“华南虎事件”传播现象》,《新闻知识》,2008(9)。
6.程凯、李会:《从符号学的角度浅析新闻心理互动机制》,《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