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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笔者为本栏目撰写了《何日建成信用社会》，文章于9月8日刊出当天就爆发了三鹿毒奶粉事件，继而又查出22家品牌液态奶或奶制品含有三聚氰胺。由此可见中国当今的社会信用沦丧到何等地步。
因毒奶粉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仅仅伊利和蒙牛两家就达到了上百亿，三鹿集团净资产只有12亿多，要收回将近万吨的毒奶粉加上吃过三鹿奶粉的儿童体检和治疗费用，三鹿资产还不够赔付的。凡是使用了牛奶或者奶粉做辅料的出口食品全被殃及，据估计，因毒奶事件造成的总经济损失可能达上千亿，是承办奥运开销的两三倍，相当于四川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
这一反面事件以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信用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资本，没用社会信用，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可能健康发展起来的，一时速度快只是假象，最终还是会打回原形，甚至比不发展还坏。
为什么中国毒食品事件不断发生，屡禁不止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太低。消费者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至多只是退一赔一，还要消费者自己提供假冒伪劣证据，万一遇到商家不肯赔付，还要消费者个人来承担打官司的时间和金钱损失。即使官司打赢，所获得的赔偿和消费者因此而付出的心力、劳力不成比例。我们的法律至今仍然不承认不支持精神损失索赔，即使遇到个别法官支持，所得赔偿也是少得可笑。
就拿4年前阜阳大头奶粉事件来说，吃假奶粉死去的儿童，其父母只得到了一万元的慰问金，孩子还活着的，依靠打官司获得赔偿的案例只见两例，一例获得赔偿6.1万，另一例是7万。受害者提出的索赔额是25万，说实话，孩子吃没营养的奶粉得了大头病，身体发育不良终身受害，家长索赔25万并不多，可是我们的法官不支持。
最奇怪的是，中国至今不允许集体诉讼，，不论是食品中毒案件，还是股市欺诈案件，受害者分明是群体，打官司却不许集体诉讼，强迫每个受害者个人来面对权势集团。所以在阜阳大头奶粉事件中，尽管受害人数上千，大头粉直接导致死亡的儿童也有12人，但是出面打官司寻求法律保护的却寥寥无几。
一方面对受害者提供的法律保护不足，另一方面对故意违法犯法的罪犯所定的罪名却是奇怪的轻。阜阳制造假奶粉的罪犯，罪名是制造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这次三鹿奶粉事件被抓捕的罪犯罪名定得稍微严重了一些，叫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假奶粉，毒奶粉都会导致死人的，并且也确实有儿童因此而死亡，为什么不能定他们故意伤害罪和谋杀罪呢?
假如在阜阳奶粉事件中，我们的法律把造假者以谋杀罪、造假罪、欺诈罪数罪并罚判处重刑，假如每个在阜阳奶粉事件受害的儿童所获得的赔偿最低25万，最高数百万，假如在阜阳奶粉事件中凡是参与官商勾结以及犯下渎职罪的官员都被按上协同犯罪的罪名，假如阜阳行政开支大半都被拿出来赔付，所有责任官员工资停发。是否还会出现三鹿奶粉事件呢?
建成有信用的有安全感的社会，关键点之一就是要让造成人民身心伤害的违法分子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对美国食品的检验不到1％，但是美国极少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呢?就是数额高得吓人的惩罚性赔偿
美国法官1994年曾经判决了一个轰动全球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新墨西哥州一老太驾车在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老太在自己车子前座打开纸杯咖啡时不小心打翻，导致大腿皮肤三度烫伤，由于麦当劳出售的咖啡超出法律规定温度，老太女儿将麦当劳告上法庭，法庭通过调查麦当劳内部资料，获悉被麦当劳咖啡烫伤的事件15年来已经发生过700起，麦当劳为了保持所售咖啡的竞争力，宁可私下花钱了结也不愿降低咖啡温度，陪审团得知麦当劳如此罔顾消费者安全，一致裁定给予麦当劳惩罚性赔款。法官根据陪审团的意见作出判决，赔偿老太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20万，其中自己需要承担20％的责任，因此实际所得为16万，另外麦当劳需支付老太270万的惩罚性赔款，此判决一出，全球轰动。
现在麦当劳又面对多年来销售油炸食品，利用广告误导消费者，导致消费者肥胖的集体诉讼，这场官司麦当劳如果败诉，面对的赔款将是几十亿的天文数字。
美国烟草官司也是因为吸烟导致癌症，烟草制造商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却没用在烟盒上提醒消费者，因此被法院判决赔偿烟民数亿美元这些案例使得美国所有和人身安全有关的产品再也不敢做夸大其词的广告。
有效防止假冒伪劣有毒食品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充分的新闻监督。就拿三鹿奶粉来说，新闻媒体早就得到受害者的投诉和举报，可是直到9月8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报道中首次点出了三鹿的名字，这起罪案才得以被揭露。新闻监督!新闻监督!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仍然需要呼吁。
因毒奶粉事件导致的经济损失，仅仅伊利和蒙牛两家就达到了上百亿，三鹿集团净资产只有12亿多，要收回将近万吨的毒奶粉加上吃过三鹿奶粉的儿童体检和治疗费用，三鹿资产还不够赔付的。凡是使用了牛奶或者奶粉做辅料的出口食品全被殃及，据估计，因毒奶事件造成的总经济损失可能达上千亿，是承办奥运开销的两三倍，相当于四川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
这一反面事件以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信用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资本，没用社会信用，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可能健康发展起来的，一时速度快只是假象，最终还是会打回原形，甚至比不发展还坏。
为什么中国毒食品事件不断发生，屡禁不止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法律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太低。消费者购买了假冒伪劣产品，至多只是退一赔一，还要消费者自己提供假冒伪劣证据，万一遇到商家不肯赔付，还要消费者个人来承担打官司的时间和金钱损失。即使官司打赢，所获得的赔偿和消费者因此而付出的心力、劳力不成比例。我们的法律至今仍然不承认不支持精神损失索赔，即使遇到个别法官支持，所得赔偿也是少得可笑。
就拿4年前阜阳大头奶粉事件来说，吃假奶粉死去的儿童，其父母只得到了一万元的慰问金，孩子还活着的，依靠打官司获得赔偿的案例只见两例，一例获得赔偿6.1万，另一例是7万。受害者提出的索赔额是25万，说实话，孩子吃没营养的奶粉得了大头病，身体发育不良终身受害，家长索赔25万并不多，可是我们的法官不支持。
最奇怪的是，中国至今不允许集体诉讼，，不论是食品中毒案件，还是股市欺诈案件，受害者分明是群体，打官司却不许集体诉讼，强迫每个受害者个人来面对权势集团。所以在阜阳大头奶粉事件中，尽管受害人数上千，大头粉直接导致死亡的儿童也有12人，但是出面打官司寻求法律保护的却寥寥无几。
一方面对受害者提供的法律保护不足，另一方面对故意违法犯法的罪犯所定的罪名却是奇怪的轻。阜阳制造假奶粉的罪犯，罪名是制造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这次三鹿奶粉事件被抓捕的罪犯罪名定得稍微严重了一些，叫做“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假奶粉，毒奶粉都会导致死人的，并且也确实有儿童因此而死亡，为什么不能定他们故意伤害罪和谋杀罪呢?
假如在阜阳奶粉事件中，我们的法律把造假者以谋杀罪、造假罪、欺诈罪数罪并罚判处重刑，假如每个在阜阳奶粉事件受害的儿童所获得的赔偿最低25万，最高数百万，假如在阜阳奶粉事件中凡是参与官商勾结以及犯下渎职罪的官员都被按上协同犯罪的罪名，假如阜阳行政开支大半都被拿出来赔付，所有责任官员工资停发。是否还会出现三鹿奶粉事件呢?
建成有信用的有安全感的社会，关键点之一就是要让造成人民身心伤害的违法分子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对美国食品的检验不到1％，但是美国极少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呢?就是数额高得吓人的惩罚性赔偿
美国法官1994年曾经判决了一个轰动全球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新墨西哥州一老太驾车在麦当劳买了一杯咖啡，老太在自己车子前座打开纸杯咖啡时不小心打翻，导致大腿皮肤三度烫伤，由于麦当劳出售的咖啡超出法律规定温度，老太女儿将麦当劳告上法庭，法庭通过调查麦当劳内部资料，获悉被麦当劳咖啡烫伤的事件15年来已经发生过700起，麦当劳为了保持所售咖啡的竞争力，宁可私下花钱了结也不愿降低咖啡温度，陪审团得知麦当劳如此罔顾消费者安全，一致裁定给予麦当劳惩罚性赔款。法官根据陪审团的意见作出判决，赔偿老太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20万，其中自己需要承担20％的责任，因此实际所得为16万，另外麦当劳需支付老太270万的惩罚性赔款，此判决一出，全球轰动。
现在麦当劳又面对多年来销售油炸食品，利用广告误导消费者，导致消费者肥胖的集体诉讼，这场官司麦当劳如果败诉，面对的赔款将是几十亿的天文数字。
美国烟草官司也是因为吸烟导致癌症，烟草制造商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却没用在烟盒上提醒消费者，因此被法院判决赔偿烟民数亿美元这些案例使得美国所有和人身安全有关的产品再也不敢做夸大其词的广告。
有效防止假冒伪劣有毒食品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充分的新闻监督。就拿三鹿奶粉来说，新闻媒体早就得到受害者的投诉和举报，可是直到9月8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报道中首次点出了三鹿的名字，这起罪案才得以被揭露。新闻监督!新闻监督!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是仍然需要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