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是台湾的一位原住民，唱歌写歌，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但他是台湾文化史中的一个标志。在2011年年度汉字评选中，他选了『仁』字。理由是地球非特定族群、种族或国家的玩物，而是全体生物的母体。古人造字已经表明『仁』的意涵：要两人相扶持。唯此，母体地球才能永继。
2011年12月18日，胡德夫闪现长沙，在湖南大剧院举行了一场“不断觉醒的歌”演唱会，唱起了《太平洋的风》、《少年中国》、《美丽的稻穗》。“当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这时候，他61岁。他56岁时，歌声也这样徐徐吹来。那天来大陆演唱，台风暴雨穿行在台湾海峡，其景如歌：40年的歌唱中，他恰如一棵坚强的稻穗，逆风成长，迎风呐喊。
台湾流行音乐已经证明，原住民生就适合唱歌。胡德夫在其中无疑是最会唱、也唱得最响亮的一个。他从台东太麻里大武山的南王部落唱起，唱到了台北，唱到了欧洲，也唱到了中国大陆。在一路颠簸的歌唱中，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不断向前推。推到歌声的最前列，而离开流行歌曲之路，唱自己的歌，只是为了凝视自己：我们是谁？
“没谱”的“卑排族”人
1950年出生于台湾的胡德夫身体里天生流动着两股血液：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称自己是“卑排族”。他12岁离家，在读书时邂逅了西洋音乐，但汉族老师却决定要改变原住民孩子对音乐的认识与判断力，他们告诉胡德夫—“你唱的不是音乐！”
部落里长大的孩子音乐细胞里没有“谱”的概念。自记事起，胡德夫对“有谱的歌曲”保持着天生的抵触。1968年读台大外文系时开始音乐创作。西方民歌手的自省精神也一点点激发着胡德夫的原创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胡德夫凭着一把一流的蓝调嗓音成为台北酬劳最高的酒吧驻唱歌手，月入新台币7万元。但他一直在反思，一个人应该为何而唱？为谁而唱？随着意识的一次次觉醒，胡德夫逐渐站到了台湾青年文化革新的前沿地带。
现在看来无比立体的是，从一开始，胡德夫就从未陷入到为时代涂脂抹粉的民歌运动大军中，而作为决意要记录人民真实表情的一个民歌手。这样的胡德夫与其当“台湾民歌之父”，更愿意做“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
1977年9月，胡德夫的民歌战友李双泽去世后，胡德夫放弃了优厚的咖啡厅驻唱工作，毅然加入到杨祖发起的“关怀台湾雏妓”社会运动中，为原住民雏妓筹集医治费而举行募捐慈善演唱会。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中，胡德夫和他的伙伴们勇敢地唱出了反映原住民少女被卖入风化区这残酷一景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美丽岛》和《老鼓手》，而这在台湾尚未解严的9年前，对一名歌手来说，意味着随时随刻的危险。杨祖和胡德夫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第一批被台湾政府禁唱的歌手，他们的歌唱被迫转入地下。但这无法阻挡他们深入关怀社会底层的步伐。1982年，胡德夫成为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召集人。
飞鱼云豹台北盆
1984年6月20日，台北县土城海山煤矿爆炸，74位矿工被活埋，其中原住民38名。胡德夫在爆炸现场土城永宁巷搬运遇难者尸体，送往殡仪馆。一周后，胡德夫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举行的“为山地而歌”演唱会上，首次演唱了为此创作的新歌《为什么》，用以纪念海山煤矿爆炸的遇难者，并为他们的家属筹款。也揭发“政府”对民众的蒙蔽—把核废料放置在兰屿岛达悟族土地上，危害原住民生存一事。
1984年以后，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陷入了低潮期，经济社会的高速运转中，台湾原住民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起来，当年的那批理想青年逐渐消失，也就在此时，出于鼓励原住民青年学子肩负起关注社会的责任感，胡德夫担任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长，为自己的族群发声。
1984年底，在淡水马偕医院九楼礼堂举行的原住民促进会小米之宴晚会上，胡德夫以泰戈尔的诗为出发点，现场创作了名曲《最最遥远的路》。专辑《飞鱼云豹台北盆地》则是胡德夫鼓励原住民为自己争取权益系列运动的一首集结。十年之后，胡德夫与泰雅族的云力思和排湾族的林广财组建了“飞鱼云豹音乐工团”，结伴为原住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而努力。
这些活动中的胡德夫，工作是编组出动，上山下乡深入到台湾各个部落组织串联、集社，积极动员原住民族人民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地方政府抗争。在主流社会与强势利益集团的双重压制中，音乐成为自我激励的武器。2001年，对“飞鱼云豹音乐工团”来说是重要一年，他们在台湾金曲奖中入围了最佳专辑、最佳制作人，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音乐节，还到世界宗教祈福大会演出。2005年4月，胡德夫组建野火乐集后发表第一张专辑《匆匆》，紧接着，他们举行了韩国光州事件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为争取世界民主运动的勇士们唱响颂歌。
在2011年的新专辑《大武山蓝调》中，胡德夫唱了一首千年古谣，歌名叫《来甦》。胡德夫11岁离开台东家乡，2009年台湾风灾发生，在单飞半个世纪后，他终于又回去了。2011年12月18日这一晚，胡德夫唱了很多老歌，在那个封锁的年代，它们因真实记录了某些容易被人忘记的细节而被打为禁歌，歌手不能唱，人民不准听，公共管道不准播。现在，它们一首首被解禁了，也让现在对过去有了新的理解。
【对话胡德夫】
做少数民族召集人
记者：回过头来看，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的社会运动哪些更重要？
胡德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时代。当时蒋经国先生还在，我们还有“文检”，台湾虽然在慢慢地开放，但还感觉不到民主。台湾那时候只有一个国民党，党外作家编辑联谊会在那个时代是唯一的反对势力，我是第一个加入的原住民，做少数民族的召集人。
1984年台湾发生海山煤矿爆炸事件，使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那么多的罹难者是原住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部落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包括我都在思考。人口贩卖问题很严重，但没有人披露。我们的小孩子被买卖当童工，小女孩被买卖当童妓，这是足以让一个部落解构的问题。那时候有很多党外杂志，但连我都是被禁唱的。那时候我在想如何透过党外杂志把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披露出去。我们原住民的行政阶位很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污蔑。
郑成功来，叫我们番人；日本人来，叫我们生番熟番；国民党来，叫我们山地人。但最早的时候，这个岛上只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被边缘化？我们在想，民族尊严很重要，但没有人想到源头是什么。台湾经济在最辉煌的时候，钱都淹到脚了，但我们享受不到。
记者：什么时候起，原住民用持续的运动让自己的权益开始发生了变化？
胡德夫：1983年，1984年，持续到1986年。通过我们对“教育部”的抗议，吴凤那个假民族英雄的神话故事被我们成功地从教科书拿掉。我们传统领域的土地被军方拿走，被“政府”编入山林地，所以后来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我写了一首歌就是反映土地问题，如《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在民进党建党那10年，我发现我们的原住民被蓝绿这种撕裂台湾的力量撕裂了，原住民运动那时候没有声音。精英都分别去效劳两个党了。我想此后比较重要的是怎样让我们的年轻人把我们上一代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
记者：你的歌在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胡德夫：运动滋养了我的歌。我的《美丽的稻穗》和李双泽的《少年中国》、杨弦的《乡愁四韵》都是最早写的，我们那群朋友把它称为“民歌摇篮时期”。其实在民歌时代，我在歌上的奉献不是很多，我只是参与，刚好碰上了那个时代，碰到这些人，我们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摇篮，摇出了一个校园民歌时代，后面就百花齐放了。刚好在百花齐放的时期，民主运动开始，我就跳进民主运动。我最想要写的东西，如《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飞鱼云豹台北盆地》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当我觉得自己比较像一个歌手，站在一个歌手的位置时，虽然我没有参加外面的歌唱活动，但我想像着街头。歌不只是好听而已，而在于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益处。
记者：接下来有些什么计划？
胡德夫：我现在经常去中学、大学、东部、部落广场和一些青年会所唱。我希望能承诺对自己许下的一个诺言，到台湾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充电一下，有生之年让创作有一个不一样的疆界。台湾虽然小，但音乐性很丰富。轻轻走一趟，就做一张，再走一趟，再做一张，一年推出好几张。
（本文作者邱大立：著名乐评人，一直致力于推动华语独立音乐的发展。）
2011年12月18日，胡德夫闪现长沙，在湖南大剧院举行了一场“不断觉醒的歌”演唱会，唱起了《太平洋的风》、《少年中国》、《美丽的稻穗》。“当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过真正的太平，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这时候，他61岁。他56岁时，歌声也这样徐徐吹来。那天来大陆演唱，台风暴雨穿行在台湾海峡，其景如歌：40年的歌唱中，他恰如一棵坚强的稻穗，逆风成长，迎风呐喊。
台湾流行音乐已经证明，原住民生就适合唱歌。胡德夫在其中无疑是最会唱、也唱得最响亮的一个。他从台东太麻里大武山的南王部落唱起，唱到了台北，唱到了欧洲，也唱到了中国大陆。在一路颠簸的歌唱中，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不断向前推。推到歌声的最前列，而离开流行歌曲之路，唱自己的歌，只是为了凝视自己：我们是谁？
“没谱”的“卑排族”人
1950年出生于台湾的胡德夫身体里天生流动着两股血液：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称自己是“卑排族”。他12岁离家，在读书时邂逅了西洋音乐，但汉族老师却决定要改变原住民孩子对音乐的认识与判断力，他们告诉胡德夫—“你唱的不是音乐！”
部落里长大的孩子音乐细胞里没有“谱”的概念。自记事起，胡德夫对“有谱的歌曲”保持着天生的抵触。1968年读台大外文系时开始音乐创作。西方民歌手的自省精神也一点点激发着胡德夫的原创意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胡德夫凭着一把一流的蓝调嗓音成为台北酬劳最高的酒吧驻唱歌手，月入新台币7万元。但他一直在反思，一个人应该为何而唱？为谁而唱？随着意识的一次次觉醒，胡德夫逐渐站到了台湾青年文化革新的前沿地带。
现在看来无比立体的是，从一开始，胡德夫就从未陷入到为时代涂脂抹粉的民歌运动大军中，而作为决意要记录人民真实表情的一个民歌手。这样的胡德夫与其当“台湾民歌之父”，更愿意做“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
1977年9月，胡德夫的民歌战友李双泽去世后，胡德夫放弃了优厚的咖啡厅驻唱工作，毅然加入到杨祖发起的“关怀台湾雏妓”社会运动中，为原住民雏妓筹集医治费而举行募捐慈善演唱会。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中，胡德夫和他的伙伴们勇敢地唱出了反映原住民少女被卖入风化区这残酷一景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美丽岛》和《老鼓手》，而这在台湾尚未解严的9年前，对一名歌手来说，意味着随时随刻的危险。杨祖和胡德夫因此成为那个年代第一批被台湾政府禁唱的歌手，他们的歌唱被迫转入地下。但这无法阻挡他们深入关怀社会底层的步伐。1982年，胡德夫成为党外编联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召集人。
飞鱼云豹台北盆
1984年6月20日，台北县土城海山煤矿爆炸，74位矿工被活埋，其中原住民38名。胡德夫在爆炸现场土城永宁巷搬运遇难者尸体，送往殡仪馆。一周后，胡德夫在台北二二八纪念公园举行的“为山地而歌”演唱会上，首次演唱了为此创作的新歌《为什么》，用以纪念海山煤矿爆炸的遇难者，并为他们的家属筹款。也揭发“政府”对民众的蒙蔽—把核废料放置在兰屿岛达悟族土地上，危害原住民生存一事。
1984年以后，整个台湾的民主运动陷入了低潮期，经济社会的高速运转中，台湾原住民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起来，当年的那批理想青年逐渐消失，也就在此时，出于鼓励原住民青年学子肩负起关注社会的责任感，胡德夫担任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长，为自己的族群发声。
1984年底，在淡水马偕医院九楼礼堂举行的原住民促进会小米之宴晚会上，胡德夫以泰戈尔的诗为出发点，现场创作了名曲《最最遥远的路》。专辑《飞鱼云豹台北盆地》则是胡德夫鼓励原住民为自己争取权益系列运动的一首集结。十年之后，胡德夫与泰雅族的云力思和排湾族的林广财组建了“飞鱼云豹音乐工团”，结伴为原住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而努力。
这些活动中的胡德夫，工作是编组出动，上山下乡深入到台湾各个部落组织串联、集社，积极动员原住民族人民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地方政府抗争。在主流社会与强势利益集团的双重压制中，音乐成为自我激励的武器。2001年，对“飞鱼云豹音乐工团”来说是重要一年，他们在台湾金曲奖中入围了最佳专辑、最佳制作人，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音乐节，还到世界宗教祈福大会演出。2005年4月，胡德夫组建野火乐集后发表第一张专辑《匆匆》，紧接着，他们举行了韩国光州事件20周年纪念音乐会，为争取世界民主运动的勇士们唱响颂歌。
在2011年的新专辑《大武山蓝调》中，胡德夫唱了一首千年古谣，歌名叫《来甦》。胡德夫11岁离开台东家乡，2009年台湾风灾发生，在单飞半个世纪后，他终于又回去了。2011年12月18日这一晚，胡德夫唱了很多老歌，在那个封锁的年代，它们因真实记录了某些容易被人忘记的细节而被打为禁歌，歌手不能唱，人民不准听，公共管道不准播。现在，它们一首首被解禁了，也让现在对过去有了新的理解。
【对话胡德夫】
做少数民族召集人
记者：回过头来看，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的社会运动哪些更重要？
胡德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时代。当时蒋经国先生还在，我们还有“文检”，台湾虽然在慢慢地开放，但还感觉不到民主。台湾那时候只有一个国民党，党外作家编辑联谊会在那个时代是唯一的反对势力，我是第一个加入的原住民，做少数民族的召集人。
1984年台湾发生海山煤矿爆炸事件，使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那么多的罹难者是原住民？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部落结构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人包括我都在思考。人口贩卖问题很严重，但没有人披露。我们的小孩子被买卖当童工，小女孩被买卖当童妓，这是足以让一个部落解构的问题。那时候有很多党外杂志，但连我都是被禁唱的。那时候我在想如何透过党外杂志把我们原住民的问题披露出去。我们原住民的行政阶位很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污蔑。
郑成功来，叫我们番人；日本人来，叫我们生番熟番；国民党来，叫我们山地人。但最早的时候，这个岛上只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被边缘化？我们在想，民族尊严很重要，但没有人想到源头是什么。台湾经济在最辉煌的时候，钱都淹到脚了，但我们享受不到。
记者：什么时候起，原住民用持续的运动让自己的权益开始发生了变化？
胡德夫：1983年，1984年，持续到1986年。通过我们对“教育部”的抗议，吴凤那个假民族英雄的神话故事被我们成功地从教科书拿掉。我们传统领域的土地被军方拿走，被“政府”编入山林地，所以后来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我写了一首歌就是反映土地问题，如《大武山美丽的妈妈》。
在民进党建党那10年，我发现我们的原住民被蓝绿这种撕裂台湾的力量撕裂了，原住民运动那时候没有声音。精英都分别去效劳两个党了。我想此后比较重要的是怎样让我们的年轻人把我们上一代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困境。
记者：你的歌在这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胡德夫：运动滋养了我的歌。我的《美丽的稻穗》和李双泽的《少年中国》、杨弦的《乡愁四韵》都是最早写的，我们那群朋友把它称为“民歌摇篮时期”。其实在民歌时代，我在歌上的奉献不是很多，我只是参与，刚好碰上了那个时代，碰到这些人，我们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摇篮，摇出了一个校园民歌时代，后面就百花齐放了。刚好在百花齐放的时期，民主运动开始，我就跳进民主运动。我最想要写的东西，如《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飞鱼云豹台北盆地》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当我觉得自己比较像一个歌手，站在一个歌手的位置时，虽然我没有参加外面的歌唱活动，但我想像着街头。歌不只是好听而已，而在于它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益处。
记者：接下来有些什么计划？
胡德夫：我现在经常去中学、大学、东部、部落广场和一些青年会所唱。我希望能承诺对自己许下的一个诺言，到台湾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充电一下，有生之年让创作有一个不一样的疆界。台湾虽然小，但音乐性很丰富。轻轻走一趟，就做一张，再走一趟，再做一张，一年推出好几张。
（本文作者邱大立：著名乐评人，一直致力于推动华语独立音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