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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志洋（1987- ），男，汉，湖北武汉人，法学硕士在读，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理论。
时至今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超过20忆，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21世纪，社交网络在人们互动联系和信息传递活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导致人们的互动习惯，以及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早在1983年便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预言人类将进入信息政治时代，要注意研究与信息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美国，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开疆扩土，这种虚拟世界里的“圈地运动”描绘出了网络世界，美国的“新边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社交网络是一种力量，这是基于在“阿拉伯之春”中网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安全概念的研究与发展
1.安全概念的模糊性
国际关系范畴的“安全”概念，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尽管安全的概念产生较早，且运用广泛，但其内涵仍然充满争论。针对安全概念的模糊性，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指出，安全意味着和平及和平的维护，但是，由于安全作为一种价值，同时是享受其他许多价值的方式和条件，所以它的含义往往是不明确的。[1]有一些学者，如弗雷（Daniel Frei）、杰维斯（Robert Jervis）、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等，否认安全有确切的含义。他们的观点是：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会因时间、地点各种不同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复杂，任何界定都难免以偏概全。安全概念的模糊性主要是源于安全的主客观性，安全不单涉及客观现状，而且还涉及一种心理状态，即所谓的“安全观”。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2]
2.安全关系与安全观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会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就涵盖着安全关系。国际行为体在复杂的安全关系中，其安全状态或心理状态不可避免的受到其他行为体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不同的行为主体对同一安全关系存在着不同解读，导致他们拥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安全观。
（1）现实主义安全观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世界体系的无政府状態对国家间的关系起决定性影响。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体的首要利益就是安全和生存。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政治就国家安全而言，无论以理想术语还是客观术语而言，都是指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可能的威胁下的生存。[3]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能否实现安全，最终取决于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权力或能力，而拥有这种权力的最直接办法则是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现实主义并不否认人类可以得到短暂的和平和安全，其方式主要有两种：维持国家间实力的均势和威慑。社交网络之所以能在北非和西亚国家掀起大的波澜，主要是因为国力虚弱。
（2）自由主义安全观
在安全领域，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大约有三种，即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也将这三种视角形成的理论称为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和制度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的分权制衡使得行政部门要打仗就必须找国会要钱，这减少了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另外，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战争失败，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受到民众的指责而下台，这使得他们一般不会轻易选择暴力手段。[4]贸易和平论认为，双边想相互依赖的国家或对全球经济开放的国家—无论民主与否，都倾向于使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对外关系。经济开放性较高的国家，即使双边贸易与投资是有限的，也会因为经济收益的诱惑而降低采取军事手段的欲望。
（3）建构主义安全观
建构主义认为，能否实现国际安全关键在于国家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并提出了建设集体认同的方法—多元安全共同体。
二、社交网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1.社交网络对地区政权安全的影响
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后，北非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埃及、利比亚纷纷发生政权突变，叙利亚陷入内战的泥潭中，巴林、沙特等国家民众示威不断。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政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严重；另一方面，新的社交网站在此次“中东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西方盛赞社交网络的作用，并把这次革命称之为“社交网络革命”、“脸谱革命”、“维基革命”等。
互联网的出现削弱了以往政府控制舆情的能力。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社交网站的兴起，为传播政治信息，讨论政治问题，甚至进行政治串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的反面政治信息，这直接削弱了传统权威型政府的政治权威。例如，在突尼斯，一名小贩的自焚，再加上维基解密网站所曝光的本阿里家族的腐败内幕，直接燃起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引发了“茉莉花革命”。社交网络已成为培植亲西方势力，无限放大社会矛盾，百般诋毁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实行和平演变，颠覆它国政权，从而实现西方地缘政治利益的常用手段。“利用新技术手段，将目标国的年青一代作为主要渗透目标，积极培养亲西方力量。”[5]一个社会的稳定依赖于一个公共权威，网络的发展，尤其是社交网站的流行与兴起，使民众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从而使权力由政府向社会转移，这对本来就处于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社会转型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加剧了政治安全的风险。网络传播的双向性、瞬时性，使信息实现了在网上的光速传播，自由互动，人们调阅信息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6]互联网的世界性连接，信息的快速传递，容易产生连锁效应，从而使一国的政治动荡演化成整个地区的冲突。“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例子。
2.社交网络对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
网络作为新型的信息传播工具，已成为政治参与的新途径。网络参政的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网络的发展极大的增强了人们参政的兴趣，当参与度超过了政治体制所能容纳的限度时，就会引起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7]突尼斯的乱局，不仅影响了中东地区国家，还蔓延至欧洲、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引发一系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东和北非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调动起来，尤其在网络化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卷入政治，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这极大的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些矛盾，通过网络反映出来并无限放大，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应，影响着政治稳定。在网络世界，网民身份的虚拟性，使政治参与的成本大大降低，道德约束力也明显下降。面对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相当多的民众缺乏辨析能力，致使民众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被利用煽动和失去理性。（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160页.
[3]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rker Fox，Garda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6.p6
[4]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5]东鸟.网络战争-网络改变世界简史[M].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6]刘文.网络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及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04（02）.
[7]塞缪尔 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 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60页.
时至今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超过20忆，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21世纪，社交网络在人们互动联系和信息传递活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导致人们的互动习惯，以及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早在1983年便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预言人类将进入信息政治时代，要注意研究与信息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美国，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开疆扩土，这种虚拟世界里的“圈地运动”描绘出了网络世界，美国的“新边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称社交网络是一种力量，这是基于在“阿拉伯之春”中网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安全概念的研究与发展
1.安全概念的模糊性
国际关系范畴的“安全”概念，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尽管安全的概念产生较早，且运用广泛，但其内涵仍然充满争论。针对安全概念的模糊性，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指出，安全意味着和平及和平的维护，但是，由于安全作为一种价值，同时是享受其他许多价值的方式和条件，所以它的含义往往是不明确的。[1]有一些学者，如弗雷（Daniel Frei）、杰维斯（Robert Jervis）、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等，否认安全有确切的含义。他们的观点是：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会因时间、地点各种不同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复杂，任何界定都难免以偏概全。安全概念的模糊性主要是源于安全的主客观性，安全不单涉及客观现状，而且还涉及一种心理状态，即所谓的“安全观”。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2]
2.安全关系与安全观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会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就涵盖着安全关系。国际行为体在复杂的安全关系中，其安全状态或心理状态不可避免的受到其他行为体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不同的行为主体对同一安全关系存在着不同解读，导致他们拥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安全观。
（1）现实主义安全观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世界体系的无政府状態对国家间的关系起决定性影响。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体的首要利益就是安全和生存。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政治就国家安全而言，无论以理想术语还是客观术语而言，都是指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可能的威胁下的生存。[3]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能否实现安全，最终取决于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权力或能力，而拥有这种权力的最直接办法则是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现实主义并不否认人类可以得到短暂的和平和安全，其方式主要有两种：维持国家间实力的均势和威慑。社交网络之所以能在北非和西亚国家掀起大的波澜，主要是因为国力虚弱。
（2）自由主义安全观
在安全领域，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大约有三种，即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也将这三种视角形成的理论称为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和制度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的分权制衡使得行政部门要打仗就必须找国会要钱，这减少了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另外，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万一战争失败，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很可能就会受到民众的指责而下台，这使得他们一般不会轻易选择暴力手段。[4]贸易和平论认为，双边想相互依赖的国家或对全球经济开放的国家—无论民主与否，都倾向于使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对外关系。经济开放性较高的国家，即使双边贸易与投资是有限的，也会因为经济收益的诱惑而降低采取军事手段的欲望。
（3）建构主义安全观
建构主义认为，能否实现国际安全关键在于国家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并提出了建设集体认同的方法—多元安全共同体。
二、社交网络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1.社交网络对地区政权安全的影响
继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之后，北非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埃及、利比亚纷纷发生政权突变，叙利亚陷入内战的泥潭中，巴林、沙特等国家民众示威不断。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政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社会矛盾严重；另一方面，新的社交网站在此次“中东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西方盛赞社交网络的作用，并把这次革命称之为“社交网络革命”、“脸谱革命”、“维基革命”等。
互联网的出现削弱了以往政府控制舆情的能力。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社交网站的兴起，为传播政治信息，讨论政治问题，甚至进行政治串联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的反面政治信息，这直接削弱了传统权威型政府的政治权威。例如，在突尼斯，一名小贩的自焚，再加上维基解密网站所曝光的本阿里家族的腐败内幕，直接燃起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引发了“茉莉花革命”。社交网络已成为培植亲西方势力，无限放大社会矛盾，百般诋毁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实行和平演变，颠覆它国政权，从而实现西方地缘政治利益的常用手段。“利用新技术手段，将目标国的年青一代作为主要渗透目标，积极培养亲西方力量。”[5]一个社会的稳定依赖于一个公共权威，网络的发展，尤其是社交网站的流行与兴起，使民众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从而使权力由政府向社会转移，这对本来就处于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社会转型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加剧了政治安全的风险。网络传播的双向性、瞬时性，使信息实现了在网上的光速传播，自由互动，人们调阅信息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6]互联网的世界性连接，信息的快速传递，容易产生连锁效应，从而使一国的政治动荡演化成整个地区的冲突。“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例子。
2.社交网络对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
网络作为新型的信息传播工具，已成为政治参与的新途径。网络参政的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网络的发展极大的增强了人们参政的兴趣，当参与度超过了政治体制所能容纳的限度时，就会引起政治秩序的不稳定。“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7]突尼斯的乱局，不仅影响了中东地区国家，还蔓延至欧洲、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引发一系列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东和北非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调动起来，尤其在网络化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卷入政治，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这极大的破坏了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一些矛盾，通过网络反映出来并无限放大，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应，影响着政治稳定。在网络世界，网民身份的虚拟性，使政治参与的成本大大降低，道德约束力也明显下降。面对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相当多的民众缺乏辨析能力，致使民众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被利用煽动和失去理性。（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版，第160页.
[3]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rker Fox，Garda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66.p6
[4]Bruce Russett，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5]东鸟.网络战争-网络改变世界简史[M].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6]刘文.网络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的挑战及对策[J].社会主义研究，2004（02）.
[7]塞缪尔 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 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