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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本·拉登刚被击毙的数日后，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拉开了序幕，战略与安全对话首次被纳入了对话的内容；而对话刚刚结束，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而在世界的另一边，持续了数月的中东政治动荡仍在继续。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是否会产生某些联系，美国和中国的相处之道会有变化吗？
本轮中美对话的突破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直为中国媒体所关注，对不久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对话，媒体做了充分的报道。美国媒体和各界对这次对话有什么反映？
□ 就在中美对话的同时，我们在美国做调研，主要也是围绕与对话有关的问题和美国各界人士交谈。有一个倾向让我们很担心。我们走访了洛杉矶、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纽约等城市。对话举行的那两天，美国政府出动了两百多名政府官员参与了对话，规模罕见，在美国历史上从没见过美国与其他国家有过这样的外交活动。但在华盛顿，对中美对话真正了解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到了其他地方，哪怕是对中美关系很热心、很关心的人，对这次对话的内容也了解不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关的报道很少。在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上，相关的消息也都放在第六、第七版的小角落里。看来，美国政府对于本次中美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详细的宣传报道计划，美国媒体也没像中国媒体那么激动和感兴趣。
■ 这次对话第一次纳入了双方军方的代表，紧接着，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又访问了美国，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
□ 在中美交往中，军事交流是个短板，这次陈炳德总参谋长访美，双方达成了六项成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最大的成绩就在于将军事交流融入了对话机制，只要“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停止，中美军方之间的交流就不至于中断。军方交流机制化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多谈些问题。两军如果能经常接触、深入交流，将有助于中美战略互信的加强。过去，中美之间的互信障碍，一半来自于人权、民主，一半来自于军队。美方有“文人治军”的传统， 和我们的“党指挥枪”还不一样， 因此， 双方在军事发展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释疑”。
■ 中美之间的债务问题也是双方之间的一个敏感问题。随着美元的贬值，中国持有的数以万亿的美国国债也遭遇了严重缩水。可是，中国目前在外汇储备投资方面遇到了一定的障碍，特别是在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问题上。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 美国人认为，高科技出口限制不是问题，被限制的产品不超过中美总贸易量的3%。出口限制虽是美国政府作出政策主导， 但政府采取的大多是“公司报备”制度，而美国公司往往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制了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应当说，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有对华政治歧视的因素， 但是也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有很大的关系。举例来说吧， 以前，我们从某国订购了几批先进飞机，买了一些原机之后咱们就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而且造出飞机之后又卖到了别的国家。该国企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对我们的抱怨更多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 知识产权的争论是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阻问题也要正确认识。美国的政企关系和中国的政企关系不同，美国政府不会主动号召私有企业去配合政治，主动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过程中， 像中海油、中石油这样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国有企业往往一跟美国的上市企业竞争就受非议，这虽不够公平但也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分析。我个人认为，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障碍，除美国限制之外， 更多的还在于我们自己的企业没有那么强大，资本没有那么雄厚，经验也没有那么丰富。什么时候你在北京、上海的国企总部里看到十个高管中有三四个是真正的老外在给我们打工，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企业就相对有能力“走出去”了。 “内修”不够，功力不够， 出去只能浪费国家资产、人民血汗钱财，不妨“戒急用忍”一下。
中东动荡的弦外之音
■ 今年以来，北非西亚许多国家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您认为美国在这些动荡中起了什么作用？
□ 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积极推动了这次中东变局，其实据我观察并非如此，美国更多地是一种被动反应。在美国国内，对中东变局有很多种声音。其实，美国最初希望能够在伊朗出现“茉莉花革命”，结果是在伊朗播种，其他地方开花，这是美国没有料到的。当突尼斯、埃及等国出现“茉莉花革命”后，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在疑问，这次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虽然专家给出了很多解释，说是由于统治者贪污、老百姓失业等原因，但都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事情偏偏在今年春季遇到“节点”， 在突尼斯引爆并产生了连锁反应？
对于“推进民主”，美国人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态度从立国到现在一以贯之，就是要给予支持。但是要说美国在有意识地推动中东阿拉伯社会的变局，这也不太符合事实。比如对埃及，美国开始并不希望穆巴拉克下台，穆巴拉克是美国最好的盟友，把自己的战略盟友给敲掉，这很难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时事的演变又使得美国最终不得不施加压力，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观察奥巴马最近关于中东的一系列讲话就会发现，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不像过去了，它的主动性不足，而被动反应中又有选择性，且犹豫不决，对利比亚的反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盖茨、希拉里、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表态甚至相互矛盾，这些都显示出美国目前的现实能力、影响力在下降。
对于此次中东动荡，美国确实采取了双重标准。比如说对于巴林政府，美国就采取明显偏袒的政策，虽然这在道义上值得批评，但现实中明眼人都知道跟美国人没什么道理可讲：美国的第五舰队从二战后就驻扎在那里，按美国人的解释， 它保证了整个中东石油输出通道的安全，中国其实也是受益者，所以，现实利益逼迫美国对于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了解美国的战略思维很重要， 可以让我们在对美国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 做出最现实的政策选择。不了解这点，空谈会误国。
■ 中东出现政局动荡之后，美国是否也希望在中国推动所谓中国版的“茉莉花革命”？
□ 美国对中国有没有和平演变的战略或者企图？有！基辛格说是“相互演变”。其实，问题的关键应该是美国一方面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另一方面又以民主人权施压，但是两者孰重孰轻， 美国一直反复掂量。
不过我认为，不能把国外对我们的批评都说成是“某某革命”。我觉得，要区分某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的主张和对我们现实中一些缺点的批评。它们有本质的区别。
■ 前段时间，中国政府依法拘捕艾未未，这起事件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强烈关注，成为了西方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口实，希拉里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了批评。美国近来是否加强了对包括中国人权等政治领域施压的力度？
□ 美国从1989年之后一直就反反复复在人权方面对中国施压，美国国务院安全局出台的有关中国的人权报告、记录，以前总是把中国描绘成一团黑，现在基本上是先肯定中国的经济成就，然后再谈公民权、政治权问题。他们所引用的资料很多都是国内的资料，比如食品安全、一些重大社会性事件，政治事件引用的并不多。去年，希拉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几个表态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客观讲，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并没有从中操作，诺贝尔和平奖是欧洲人授予的，欧洲人还大方地给了美国總统奥巴马一个和平奖。有点玩笑的味道。
艾未未事件在西方的确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我们去跟一些美国人谈有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口就谈艾未未，谈“中国政治的保守性”。我感到，西方的舆论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偏向支持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和艾未未之间存在矛盾，西方的媒体和政府肯定会支持艾未未，而不会替中国政府说话，所以中国政府在处理小的事件时也不能太粗糙，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我们依法行事的国内问题，别人不能说三道四。
围棋与跳棋
■ 美国击毙本·拉登后，有媒体说，随着“后拉登时代”的到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会从反恐调整到遏制新兴国家，比如中国的崛起。对此，您是如何看待？
□ 我反对用“后拉登时代”这个说法。拉登被击毙，美国人感到很振奋，确确实实感到片刻之间， 美国的国威重振了一下。但是拉登早已对恐怖主义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式微的人物。
我们这次去美国，就美国战略重心的问题向十几个重要人物进行了询问，其中有政策制定者，有智库成员，但没有一个说美国会因为从伊拉克撤军而腾出精力对付中国，他们觉得中国人这样想问题很滑稽。这十几个人全部否定之后，我反过来又问他们：假如你们说的是对的，那为什么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那么多核潜艇与航母舰队？美国共有11支航母舰队，其中至少六支在亚太；18艘核潜艇中十多艘也在亚太，对此怎么解释？如果仅仅是针对朝鲜，用得着这么多吗？于是，美国人哑口无言了，但还是坚称：中美之间不可能会出现战争，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防范海上危机，保障海上安全。
我认为，说美国要 “遏制”中国有些不太准确。美国有那么大的能力整治中国吗？整治得动吗？所以我的看法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在对冲中国、防范中国。美国总体上还是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的，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我通过与美国政界、学界人士的交谈了解到，美国总体上欢迎中国的崛起，反复强调，如果美国想遏制中国，为何还与中国进行这么多经济交往？
美国人的话当然不能全信， 现在那些“天真的美国人”少了， 不少从事中国问题的人变得油腔滑调， 尽给我们戴高帽子。在中国，很多人对美国的表态表示怀疑。我参加过一些高层讨论会，有些人甚至提出“中美关系无用论”：认为与美国关系搞得再好，美国照样向台湾出售武器、照样会见达赖，照样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 既然中美关系这么无用，美国人这么不知好歹， 那么我们干脆就围魏救赵，跟朝鲜、伊朗打交道，反过来遏制美国、牵制美国。这个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很天真。
我觉得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坚持“批而不反、斗而不破”的原则。对于“斗而不破”，大家可能知道得更多。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们在与美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在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断绝与美国的交往。但是，对于“批而不反”，很多人却不理解，以为过过嘴瘾挺爽。利比亚内战爆发以后，许多国内媒体为卡扎菲叫冤，认为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滥用权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可是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的表决上投的是弃权票，媒体这样引导舆论，等于让中国外交陷于被动之地。我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犯不上在这件事上陷自己于被动。因此，希望说这些话的学者能够真正了解国际事务，正确塑造舆论、引导舆论。
■ 在您看来，中国对美外交应该遵循怎样的思路？
□ 无论美国对我们采取何种战略，中国都应该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低调做事。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问题上，我们处理问题有些过激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在去年，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有中国军方将领反应非常强烈，发文称要将美国航母当靶子来打，电视上也这么说。美国人看了后很不明白：党还指挥枪吗？这个问题仿佛问得很傻，在中国“党指挥枪”是一个原则，研究中国问题这么多年，这还不懂？但反过来再想，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单纯。他们基于自己的认识琢磨，中国军方强烈反应的背后可能会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十八”大前，党的领导人有意识地拉拢军方，让其表现一下，有利于增加军费，借此获得军方的“选票”和感情支持；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党直接授意军方将领这么说，那就是对美国的公开挑衅了。美国人想搞清楚是哪种情况，以作判断。
所以当美国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反问、追问的话，我们就不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逻辑和角度。我们中国人喜欢玩围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本能地要做全局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讲究慎重决策。而美国人喜欢玩跳棋，解决问题一个一个来，一步一步来，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认为南海问题、黄海问题是两个单独的问题，没有联系，而中国人习惯将二者联系起来，验证美国对中国正在采取“C形包围圈”等一大堆理论。
有人说我是“亲美派”，但我觉得“亲美”、“反美”都不如 “知美”，我们现在对美国并不完全了解。比如，我去了底特律得出“美国经济一塌糊涂”的结论，但到了休斯顿，又觉得美国经济还有活力——对美国的认识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变化。美国50个州我去了30几个，但还不够。我觉得站在中国立场上，作一些客观实际的判断，总比盲人骑瞎马要强。
■ 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现在随着美国反恐行动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不是会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 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没有结束。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抓住机遇， 争取大战略机遇期中新的小战略机遇期。其实， 我认为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就面临着新的一个“机遇之窗”：中美两国都声明要搞国内建设，都认为国内问题更重要。这个口号其实向对方和外界传递了一个最为强烈的信息：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
“批而不反、斗而不破”的原则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机遇稍纵即逝，我们要积极争取。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如果原定的双方高层互访这一系列活动都顺利进行的话，今年的中美关系就能相对保持稳定。在我看来，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内不说是主导世界，也还会引导世界，它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就像长跑比赛一样，美国跑在了第一位，中国现在是第二名，我们必须紧跟美国，加大对美国的研究， 处理好中美之间的每一个细小问题， 一步都不能差。只要这样跑上十年， 中美平衡才会有大的变化， 中国到时候才有办法超越美国， 超越自己。 中美两国都应该学习一个教训， 历史竞争的关键，不是谁做的更强更大， 而是谁做的更善更好。
我通常把中美之间存在的障碍比作大河中的几块巨石：对台军售、南海、人权、贸易争端。气氛友好的时候水位很高，你看不到这些巨石，但航船依然要小心；情况不好水位较低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得很明显，但无论如何双方“同舟共济”時候应该非常小心， 还要避免决堤。
本轮中美对话的突破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直为中国媒体所关注，对不久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对话，媒体做了充分的报道。美国媒体和各界对这次对话有什么反映？
□ 就在中美对话的同时，我们在美国做调研，主要也是围绕与对话有关的问题和美国各界人士交谈。有一个倾向让我们很担心。我们走访了洛杉矶、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纽约等城市。对话举行的那两天，美国政府出动了两百多名政府官员参与了对话，规模罕见，在美国历史上从没见过美国与其他国家有过这样的外交活动。但在华盛顿，对中美对话真正了解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到了其他地方，哪怕是对中美关系很热心、很关心的人，对这次对话的内容也了解不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关的报道很少。在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上，相关的消息也都放在第六、第七版的小角落里。看来，美国政府对于本次中美之间的对话，并没有详细的宣传报道计划，美国媒体也没像中国媒体那么激动和感兴趣。
■ 这次对话第一次纳入了双方军方的代表，紧接着，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又访问了美国，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
□ 在中美交往中，军事交流是个短板，这次陈炳德总参谋长访美，双方达成了六项成果，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最大的成绩就在于将军事交流融入了对话机制，只要“战略与经济对话”不停止，中美军方之间的交流就不至于中断。军方交流机制化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多谈些问题。两军如果能经常接触、深入交流，将有助于中美战略互信的加强。过去，中美之间的互信障碍，一半来自于人权、民主，一半来自于军队。美方有“文人治军”的传统， 和我们的“党指挥枪”还不一样， 因此， 双方在军事发展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释疑”。
■ 中美之间的债务问题也是双方之间的一个敏感问题。随着美元的贬值，中国持有的数以万亿的美国国债也遭遇了严重缩水。可是，中国目前在外汇储备投资方面遇到了一定的障碍，特别是在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问题上。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 美国人认为，高科技出口限制不是问题，被限制的产品不超过中美总贸易量的3%。出口限制虽是美国政府作出政策主导， 但政府采取的大多是“公司报备”制度，而美国公司往往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制了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应当说，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有对华政治歧视的因素， 但是也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有很大的关系。举例来说吧， 以前，我们从某国订购了几批先进飞机，买了一些原机之后咱们就建立了自己的生产线，而且造出飞机之后又卖到了别的国家。该国企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对我们的抱怨更多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 知识产权的争论是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阻问题也要正确认识。美国的政企关系和中国的政企关系不同，美国政府不会主动号召私有企业去配合政治，主动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过程中， 像中海油、中石油这样受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国有企业往往一跟美国的上市企业竞争就受非议，这虽不够公平但也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分析。我个人认为，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障碍，除美国限制之外， 更多的还在于我们自己的企业没有那么强大，资本没有那么雄厚，经验也没有那么丰富。什么时候你在北京、上海的国企总部里看到十个高管中有三四个是真正的老外在给我们打工，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企业就相对有能力“走出去”了。 “内修”不够，功力不够， 出去只能浪费国家资产、人民血汗钱财，不妨“戒急用忍”一下。
中东动荡的弦外之音
■ 今年以来，北非西亚许多国家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您认为美国在这些动荡中起了什么作用？
□ 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积极推动了这次中东变局，其实据我观察并非如此，美国更多地是一种被动反应。在美国国内，对中东变局有很多种声音。其实，美国最初希望能够在伊朗出现“茉莉花革命”，结果是在伊朗播种，其他地方开花，这是美国没有料到的。当突尼斯、埃及等国出现“茉莉花革命”后，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在疑问，这次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虽然专家给出了很多解释，说是由于统治者贪污、老百姓失业等原因，但都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事情偏偏在今年春季遇到“节点”， 在突尼斯引爆并产生了连锁反应？
对于“推进民主”，美国人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态度从立国到现在一以贯之，就是要给予支持。但是要说美国在有意识地推动中东阿拉伯社会的变局，这也不太符合事实。比如对埃及，美国开始并不希望穆巴拉克下台，穆巴拉克是美国最好的盟友，把自己的战略盟友给敲掉，这很难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时事的演变又使得美国最终不得不施加压力，要求穆巴拉克下台。
观察奥巴马最近关于中东的一系列讲话就会发现，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不像过去了，它的主动性不足，而被动反应中又有选择性，且犹豫不决，对利比亚的反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盖茨、希拉里、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表态甚至相互矛盾，这些都显示出美国目前的现实能力、影响力在下降。
对于此次中东动荡，美国确实采取了双重标准。比如说对于巴林政府，美国就采取明显偏袒的政策，虽然这在道义上值得批评，但现实中明眼人都知道跟美国人没什么道理可讲：美国的第五舰队从二战后就驻扎在那里，按美国人的解释， 它保证了整个中东石油输出通道的安全，中国其实也是受益者，所以，现实利益逼迫美国对于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了解美国的战略思维很重要， 可以让我们在对美国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 做出最现实的政策选择。不了解这点，空谈会误国。
■ 中东出现政局动荡之后，美国是否也希望在中国推动所谓中国版的“茉莉花革命”？
□ 美国对中国有没有和平演变的战略或者企图？有！基辛格说是“相互演变”。其实，问题的关键应该是美国一方面与中国保持经济交往，另一方面又以民主人权施压，但是两者孰重孰轻， 美国一直反复掂量。
不过我认为，不能把国外对我们的批评都说成是“某某革命”。我觉得，要区分某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的主张和对我们现实中一些缺点的批评。它们有本质的区别。
■ 前段时间，中国政府依法拘捕艾未未，这起事件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强烈关注，成为了西方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口实，希拉里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了批评。美国近来是否加强了对包括中国人权等政治领域施压的力度？
□ 美国从1989年之后一直就反反复复在人权方面对中国施压，美国国务院安全局出台的有关中国的人权报告、记录，以前总是把中国描绘成一团黑，现在基本上是先肯定中国的经济成就，然后再谈公民权、政治权问题。他们所引用的资料很多都是国内的资料，比如食品安全、一些重大社会性事件，政治事件引用的并不多。去年，希拉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几个表态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处理刘晓波的问题上。客观讲，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并没有从中操作，诺贝尔和平奖是欧洲人授予的，欧洲人还大方地给了美国總统奥巴马一个和平奖。有点玩笑的味道。
艾未未事件在西方的确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我们去跟一些美国人谈有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口就谈艾未未，谈“中国政治的保守性”。我感到，西方的舆论在政府和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偏向支持个人，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和艾未未之间存在矛盾，西方的媒体和政府肯定会支持艾未未，而不会替中国政府说话，所以中国政府在处理小的事件时也不能太粗糙，应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我们依法行事的国内问题，别人不能说三道四。
围棋与跳棋
■ 美国击毙本·拉登后，有媒体说，随着“后拉登时代”的到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会从反恐调整到遏制新兴国家，比如中国的崛起。对此，您是如何看待？
□ 我反对用“后拉登时代”这个说法。拉登被击毙，美国人感到很振奋，确确实实感到片刻之间， 美国的国威重振了一下。但是拉登早已对恐怖主义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式微的人物。
我们这次去美国，就美国战略重心的问题向十几个重要人物进行了询问，其中有政策制定者，有智库成员，但没有一个说美国会因为从伊拉克撤军而腾出精力对付中国，他们觉得中国人这样想问题很滑稽。这十几个人全部否定之后，我反过来又问他们：假如你们说的是对的，那为什么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那么多核潜艇与航母舰队？美国共有11支航母舰队，其中至少六支在亚太；18艘核潜艇中十多艘也在亚太，对此怎么解释？如果仅仅是针对朝鲜，用得着这么多吗？于是，美国人哑口无言了，但还是坚称：中美之间不可能会出现战争，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防范海上危机，保障海上安全。
我认为，说美国要 “遏制”中国有些不太准确。美国有那么大的能力整治中国吗？整治得动吗？所以我的看法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在对冲中国、防范中国。美国总体上还是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的，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我通过与美国政界、学界人士的交谈了解到，美国总体上欢迎中国的崛起，反复强调，如果美国想遏制中国，为何还与中国进行这么多经济交往？
美国人的话当然不能全信， 现在那些“天真的美国人”少了， 不少从事中国问题的人变得油腔滑调， 尽给我们戴高帽子。在中国，很多人对美国的表态表示怀疑。我参加过一些高层讨论会，有些人甚至提出“中美关系无用论”：认为与美国关系搞得再好，美国照样向台湾出售武器、照样会见达赖，照样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 既然中美关系这么无用，美国人这么不知好歹， 那么我们干脆就围魏救赵，跟朝鲜、伊朗打交道，反过来遏制美国、牵制美国。这个观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很天真。
我觉得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坚持“批而不反、斗而不破”的原则。对于“斗而不破”，大家可能知道得更多。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们在与美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在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断绝与美国的交往。但是，对于“批而不反”，很多人却不理解，以为过过嘴瘾挺爽。利比亚内战爆发以后，许多国内媒体为卡扎菲叫冤，认为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滥用权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可是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利比亚问题的表决上投的是弃权票，媒体这样引导舆论，等于让中国外交陷于被动之地。我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犯不上在这件事上陷自己于被动。因此，希望说这些话的学者能够真正了解国际事务，正确塑造舆论、引导舆论。
■ 在您看来，中国对美外交应该遵循怎样的思路？
□ 无论美国对我们采取何种战略，中国都应该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低调做事。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问题上，我们处理问题有些过激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在去年，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有中国军方将领反应非常强烈，发文称要将美国航母当靶子来打，电视上也这么说。美国人看了后很不明白：党还指挥枪吗？这个问题仿佛问得很傻，在中国“党指挥枪”是一个原则，研究中国问题这么多年，这还不懂？但反过来再想，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单纯。他们基于自己的认识琢磨，中国军方强烈反应的背后可能会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十八”大前，党的领导人有意识地拉拢军方，让其表现一下，有利于增加军费，借此获得军方的“选票”和感情支持；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党直接授意军方将领这么说，那就是对美国的公开挑衅了。美国人想搞清楚是哪种情况，以作判断。
所以当美国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反问、追问的话，我们就不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逻辑和角度。我们中国人喜欢玩围棋，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本能地要做全局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讲究慎重决策。而美国人喜欢玩跳棋，解决问题一个一个来，一步一步来，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认为南海问题、黄海问题是两个单独的问题，没有联系，而中国人习惯将二者联系起来，验证美国对中国正在采取“C形包围圈”等一大堆理论。
有人说我是“亲美派”，但我觉得“亲美”、“反美”都不如 “知美”，我们现在对美国并不完全了解。比如，我去了底特律得出“美国经济一塌糊涂”的结论，但到了休斯顿，又觉得美国经济还有活力——对美国的认识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变化。美国50个州我去了30几个，但还不够。我觉得站在中国立场上，作一些客观实际的判断，总比盲人骑瞎马要强。
■ 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现在随着美国反恐行动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不是会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 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没有结束。中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抓住机遇， 争取大战略机遇期中新的小战略机遇期。其实， 我认为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就面临着新的一个“机遇之窗”：中美两国都声明要搞国内建设，都认为国内问题更重要。这个口号其实向对方和外界传递了一个最为强烈的信息：中美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
“批而不反、斗而不破”的原则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机遇稍纵即逝，我们要积极争取。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如果原定的双方高层互访这一系列活动都顺利进行的话，今年的中美关系就能相对保持稳定。在我看来，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内不说是主导世界，也还会引导世界，它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就像长跑比赛一样，美国跑在了第一位，中国现在是第二名，我们必须紧跟美国，加大对美国的研究， 处理好中美之间的每一个细小问题， 一步都不能差。只要这样跑上十年， 中美平衡才会有大的变化， 中国到时候才有办法超越美国， 超越自己。 中美两国都应该学习一个教训， 历史竞争的关键，不是谁做的更强更大， 而是谁做的更善更好。
我通常把中美之间存在的障碍比作大河中的几块巨石：对台军售、南海、人权、贸易争端。气氛友好的时候水位很高，你看不到这些巨石，但航船依然要小心；情况不好水位较低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得很明显，但无论如何双方“同舟共济”時候应该非常小心， 还要避免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