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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是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历史巨人艰苦卓绝奋斗息息相关的。他们的求索与奉献，他们的坎坷与成功，都伴随着我们的党史、军史和国史发展历程。
周恩来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做过许多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大事。我们党在纠正自己所犯重大错误的过程中，周恩来做过两件大事，即领导南昌起义，指挥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前者是反对党内的右倾错误，后者是反对党内的“左”倾错误。
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人斗争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发生了严重逆转。在这严峻时刻，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政策，周恩来一直持反对态度。早在北伐之前，他就反对陈独秀等人对蒋介石的三次“大让步”。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和陈延年、鲍罗廷商定，建议中共中央在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但是，中央来电不同意。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第二次是，蒋介石制造“三二０”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等力主反击。周恩来回忆，3月20日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国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他说：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
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百余党员。
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
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敢反击，却向蒋介石说是“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第三次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全在于压制共产党的活动。对于蒋的这次进攻，陈独秀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他们用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个“整理党务案”。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这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手。
据周恩来回忆，直到北伐出师前夕，共产国际顾问加伦曾经请他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他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认真讨论，只由张说了两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这个模棱两可的方针，致使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促成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一面集结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自己周围，策划叛变；一面声称对共产党员“有干涉和制裁的权力”，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3月中旬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
此前，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对蒋介石的反共图谋已有察觉，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以保卫革命成果。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3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激战30多小时，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整个上海市区。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起义胜利的日子里，蒋介石于3月26日率北伐军进驻上海，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密谋策划，决定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部署叛变革命。这时，陈独秀却致电中共上海区委，要“缓和反蒋”。4月5日，他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竟然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
在陈独秀企求“缓和”的时候，蒋介石却举起了屠刀，于4月12日发动反革命叛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枪杀游行群众，并通缉周恩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面对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周恩来向陈独秀等人多次提出批评，并提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1927年4月16日，他提出，政治上，“要指出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陈独秀和汪精卫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还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在军事上，“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行动”。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政权还不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不战自定”。再不前进，“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意见书还从军事战略上提出了如何讨伐的具体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选择。
周恩来于5月下旬来到武汉，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不久，中央决定他代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核心领导，负责主持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严峻形势的需要，他努力把党的工作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谢，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排除了陈独秀的领导。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实行蒋汪合作、宁汉合流。这时，临时中央常委会初步决定，在“东南讨蒋”口号下，以聚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4日或25目，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
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后，周恩来立即紧张地进行组织准备和军事部署。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研究制订起义行动计划。在排除张国焘阻挠举行起义的错误意见后，7月30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 行起义。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下，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原来决定，周恩来等很快率领起义军出发南征。经过两个多月英勇奋战，南征最终失败了。
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总结过。早在筹备召开中共六大期间，1928年3月14日和5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过两次“南昌暴动讨论会”，周恩来、邓中夏、刘伯承等12位当事人先后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在5月16日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讲了8个问题，其中讲道：“前委到九江时，对土地革命观点模糊，二百亩没收根本没有执行”；“国焘错误在开始时动摇”；“主力下潮汕是错误的，到汕时忽略军事”；“叶挺主张调二十五师是对的”等等。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南昌起义作了结论，既肯定“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又指出了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1944年3月，周恩来指出：
“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1957年，周恩来在审阅修改南昌起义纪念馆撰写的“八一起义”说明稿时，在“起义军胜利”后加写了一句重要的话：“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行动向南挺进的方针……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1972年6月，他再次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就地革命”。
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周恩来说得很少，仅仅肯定“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甚至谢绝邀请观看歌颂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南昌起义是一个闪光的标志。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
遵义会议中，坚决拥戴毛泽东的领导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竭诚推举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的发言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伍修权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伍修权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的大致内容和与会同志的反应。李德也承认：“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倒向毛泽东。”
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周恩来则起了关键性作用。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性作用，周恩来曾经多次称赞过。1971年5月，他说：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周恩来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等也是肯定的。据当时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1935年1月底，红军准备渡赤水河时，毛泽东对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红军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李聚奎强调，这是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毛泽东亲自对他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说：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同他酝酿要求召开中央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并让他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王稼祥说：
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
周恩来同志紧接着表示赞成，态度诚恳，一面自己承担了责任，一面请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聂荣臻也曾强调说：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真诚而坚决拥戴毛泽东，一方面，是他对“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日益深刻；另一方面，在长期接触中，是他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认识日益深刻。
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上台后，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仍然忍辱负重地工作，极力维护党的团结。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确有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对于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统治中央，周恩来内心是不满意的，思想上有警觉，行动上保持了距离，经历了变通、抵制、争论到最终决裂的过程。
周恩来常常是一方面讲“左”倾路线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讲些防“左”的意思。他用这种两点论的变通办法，对“左”倾错误起一些中和与减少损失的作用。比如，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对于四中全会强调的反右倾斗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贯彻落实，曾经受到临时中央多次批评指责。又比如，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攻打漳州的主张，并为之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军需，使漳州战役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巨大胜利。对此，临时中央极为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因为周恩来违背了临时中央的旨意。在周恩来赴苏区前，临时中央特地向他交代，到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意思是不让毛泽东管军事工作。1932年4月，邓颖超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临时中央负责人要她转告周恩来有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5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名批评周恩来，“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7月，临时中央继续批评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不赞成采取分兵抵御、处处设防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不同意他们以阵地战和堡垒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周恩来批评他们的这套战略战术，使红军作战“常付出过大代价”。伍修权回忆当时他们争论的情况说： 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周恩来的批评意见和纠正措施，触怒了博古、李德，他们公开动用组织手段排挤、打击周恩来。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把周恩来调回瑞金，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对红军的指挥权。1934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长征，博古主管政治，李德主管军事，周恩来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所以，红军出发长征后，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果断地与“左”倾路线决裂，与博古、李德分道扬镳。
从红军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完成了同“左”倾路线的彻底决裂。在通道召开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不顾博古、李德反对，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他采纳毛泽东主张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责成军委依据中央决定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来，周恩来说：
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对毛泽东总的是持信任和支持的态度。早在1930年10月，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一、三军团前委指示信中提出，在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先成立，以毛泽东代理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项英到达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周恩来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常委，继续主持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同毛泽东直接共事，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认识日益深化，除攻打赣州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是尊重和支持毛泽东的，而且不顾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反对，坚持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工作。1932年6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提出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不同意担任，建议由毛泽东担任。他先是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在周恩来的恳切要求下，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前方成员“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同时也批评后方成员对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认识不足，并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会议最终确定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周恩来和朱德率领红军赴前线指挥作战。临行前，他们到毛泽东处道别。
宁都会议的结果，确实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但不是周恩来，而是坚持“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后来，周恩来回忆起宁都会议上他没有能够保住毛泽东的军权，还十分动情地说：“我最心痛、最难过的是这件事情。”
从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档案看，共产国际并不同意宁都会议召回毛泽东的处理办法。1932年11月，王明将宁都会议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召回，取消他的军权。随后，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并转苏区中央局，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后来，共产国际得知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并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电报，准备把毛泽东送来苏联“休养”，又复电强调：
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来苏联养病，因为这样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如果这些电文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在维护毛泽东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意见和周恩来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周恩来做过的这两件大事，不仅使我们更加具体地认识到周恩来在我们党的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他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且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周恩来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做过许多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大事。我们党在纠正自己所犯重大错误的过程中，周恩来做过两件大事，即领导南昌起义，指挥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前者是反对党内的右倾错误，后者是反对党内的“左”倾错误。
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人斗争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却发生了严重逆转。在这严峻时刻，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武装。
对于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让政策，周恩来一直持反对态度。早在北伐之前，他就反对陈独秀等人对蒋介石的三次“大让步”。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和陈延年、鲍罗廷商定，建议中共中央在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但是，中央来电不同意。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第二次是，蒋介石制造“三二０”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等力主反击。周恩来回忆，3月20日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是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国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他说：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毛插话：蒋当时只有一个同盟军即朱培德，此外均反蒋。)
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黄埔有百余党员。
只要我们强硬，国民党左派是拥护我们反蒋的。
但是，陈独秀等人不敢反击，却向蒋介石说是“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第三次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全在于压制共产党的活动。对于蒋的这次进攻，陈独秀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他们用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个“整理党务案”。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这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手。
据周恩来回忆，直到北伐出师前夕，共产国际顾问加伦曾经请他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他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认真讨论，只由张说了两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这个模棱两可的方针，致使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促成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一面集结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自己周围，策划叛变；一面声称对共产党员“有干涉和制裁的权力”，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3月中旬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
此前，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对蒋介石的反共图谋已有察觉，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以保卫革命成果。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3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激战30多小时，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除租界外的整个上海市区。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起义胜利的日子里，蒋介石于3月26日率北伐军进驻上海，同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密谋策划，决定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部署叛变革命。这时，陈独秀却致电中共上海区委，要“缓和反蒋”。4月5日，他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竟然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
在陈独秀企求“缓和”的时候，蒋介石却举起了屠刀，于4月12日发动反革命叛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枪杀游行群众，并通缉周恩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
面对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周恩来向陈独秀等人多次提出批评，并提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1927年4月16日，他提出，政治上，“要指出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陈独秀和汪精卫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还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在军事上，“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行动”。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政权还不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不战自定”。再不前进，“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意见书还从军事战略上提出了如何讨伐的具体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选择。
周恩来于5月下旬来到武汉，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不久，中央决定他代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核心领导，负责主持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严峻形势的需要，他努力把党的工作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谢，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排除了陈独秀的领导。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实行蒋汪合作、宁汉合流。这时，临时中央常委会初步决定，在“东南讨蒋”口号下，以聚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4日或25目，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
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后，周恩来立即紧张地进行组织准备和军事部署。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研究制订起义行动计划。在排除张国焘阻挠举行起义的错误意见后，7月30日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举 行起义。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下，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军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原来决定，周恩来等很快率领起义军出发南征。经过两个多月英勇奋战，南征最终失败了。
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总结过。早在筹备召开中共六大期间，1928年3月14日和5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过两次“南昌暴动讨论会”，周恩来、邓中夏、刘伯承等12位当事人先后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在5月16日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讲了8个问题，其中讲道：“前委到九江时，对土地革命观点模糊，二百亩没收根本没有执行”；“国焘错误在开始时动摇”；“主力下潮汕是错误的，到汕时忽略军事”；“叶挺主张调二十五师是对的”等等。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南昌起义作了结论，既肯定“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又指出了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1944年3月，周恩来指出：
“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1957年，周恩来在审阅修改南昌起义纪念馆撰写的“八一起义”说明稿时，在“起义军胜利”后加写了一句重要的话：“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行动向南挺进的方针……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1972年6月，他再次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就地革命”。
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周恩来说得很少，仅仅肯定“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甚至谢绝邀请观看歌颂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南昌起义是一个闪光的标志。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孕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
遵义会议中，坚决拥戴毛泽东的领导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竭诚推举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的发言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伍修权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伍修权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的大致内容和与会同志的反应。李德也承认：“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倒向毛泽东。”
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周恩来则起了关键性作用。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性作用，周恩来曾经多次称赞过。1971年5月，他说：遵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万分困难的危机时刻，毛主席扭转了航向，使革命走向胜利，对我们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周恩来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等也是肯定的。据当时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1935年1月底，红军准备渡赤水河时，毛泽东对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红军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李聚奎强调，这是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毛泽东亲自对他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说：
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据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同他酝酿要求召开中央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并让他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王稼祥说：
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
周恩来同志紧接着表示赞成，态度诚恳，一面自己承担了责任，一面请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聂荣臻也曾强调说：
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真诚而坚决拥戴毛泽东，一方面，是他对“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日益深刻；另一方面，在长期接触中，是他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认识日益深刻。
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上台后，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仍然忍辱负重地工作，极力维护党的团结。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确有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对于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统治中央，周恩来内心是不满意的，思想上有警觉，行动上保持了距离，经历了变通、抵制、争论到最终决裂的过程。
周恩来常常是一方面讲“左”倾路线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讲些防“左”的意思。他用这种两点论的变通办法，对“左”倾错误起一些中和与减少损失的作用。比如，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对于四中全会强调的反右倾斗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贯彻落实，曾经受到临时中央多次批评指责。又比如，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攻打漳州的主张，并为之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军需，使漳州战役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巨大胜利。对此，临时中央极为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因为周恩来违背了临时中央的旨意。在周恩来赴苏区前，临时中央特地向他交代，到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意思是不让毛泽东管军事工作。1932年4月，邓颖超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临时中央负责人要她转告周恩来有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5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名批评周恩来，“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7月，临时中央继续批评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不赞成采取分兵抵御、处处设防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不同意他们以阵地战和堡垒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周恩来批评他们的这套战略战术，使红军作战“常付出过大代价”。伍修权回忆当时他们争论的情况说： 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周恩来的批评意见和纠正措施，触怒了博古、李德，他们公开动用组织手段排挤、打击周恩来。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把周恩来调回瑞金，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对红军的指挥权。1934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长征，博古主管政治，李德主管军事，周恩来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所以，红军出发长征后，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果断地与“左”倾路线决裂，与博古、李德分道扬镳。
从红军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完成了同“左”倾路线的彻底决裂。在通道召开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不顾博古、李德反对，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他采纳毛泽东主张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责成军委依据中央决定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来，周恩来说：
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对毛泽东总的是持信任和支持的态度。早在1930年10月，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一、三军团前委指示信中提出，在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先成立，以毛泽东代理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项英到达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周恩来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常委，继续主持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同毛泽东直接共事，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认识日益深化，除攻打赣州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是尊重和支持毛泽东的，而且不顾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反对，坚持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工作。1932年6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提出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不同意担任，建议由毛泽东担任。他先是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在周恩来的恳切要求下，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前方成员“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同时也批评后方成员对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认识不足，并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会议最终确定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会后，周恩来和朱德率领红军赴前线指挥作战。临行前，他们到毛泽东处道别。
宁都会议的结果，确实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但不是周恩来，而是坚持“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后来，周恩来回忆起宁都会议上他没有能够保住毛泽东的军权，还十分动情地说：“我最心痛、最难过的是这件事情。”
从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档案看，共产国际并不同意宁都会议召回毛泽东的处理办法。1932年11月，王明将宁都会议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尽管批评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正确的，但并不等于说应该将毛泽东召回，取消他的军权。随后，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并转苏区中央局，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后来，共产国际得知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并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电报，准备把毛泽东送来苏联“休养”，又复电强调：
对毛泽东必须团结。第一。要派专门的负责同志联络毛泽东；第二，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第三，绝不同意将毛泽东送来苏联养病，因为这样不仅极端危险，而且不利于苏区内部的团结。
如果这些电文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在维护毛泽东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意见和周恩来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周恩来做过的这两件大事，不仅使我们更加具体地认识到周恩来在我们党的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他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且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