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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号，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礼”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体现在重视人际往来的礼节，重视上下关系的区别，讲求约束和规范上。本文旨在分析传统儒家礼学的形成及其内涵，并结合当代实际，论证儒家礼学对建立当代和谐新秩序的价值和启示。
关键词：儒家 礼学 社会秩序
礼是一套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它对现代性社会是否有意义，或有何意义？至少在多元文化成为潮流的当今世界，值得深入探讨。在多元化经济支配的21世纪，仅仅依靠法律和民主不能建设起有序的和谐社会。为了提高精神生活的品质，发扬道德价值，我们有必要把中国传统中的礼文化应用于人文教育，以期达到提升人性价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创和谐的秩序。
一、古典儒家的“礼”
孔子说：“为国以礼”。可见，礼是治国安邦的大纲和根本，儒家强调以礼治国，拿礼法上的谦让精神来治理国家、感化人民；国家安定，人民和谐从而达到至善。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就是要人们以礼为准绳，各守本分，不得逾越。这种“以礼治国”的做法，使中国成了有名的“礼仪之邦”。我们今天必须依据创造的转化和批判的继承发展的原则，把儒家古礼的精神、结构、气质、原则、范式提炼出来，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那么，在儒家思想史上的“礼”究竟有何指呢？
按照儒家礼的思想传统，在理解礼的意义和变迁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礼”和“仪”，或者用另一种后来儒家常用的分疏，即强调“礼之本”和“礼之文”的区别。西周的礼乐文明是儒家思想的母体，以重视“礼”为其特色，也就是说，礼是道德的标准、教化的手段、是非的准则，是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分位体系，礼有威严的功能，也有亲和的作用。春秋时代的儒家思想的先驱们，已经注意到了“礼”和“仪”的区别。
孔子提出的“仁学思想”，正是从礼乐文化中提升出来的道德的精神，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这就是说对礼的了解不能停留在礼的形式上。礼的区分，“礼之文”和“礼之本”的区别成为以后儒家论礼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显然，我们今天要发扬的，就是指礼之本，而不是礼之文。“礼”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是贵人敬让，突出对于对方的尊重，所追求的是社会理想是有序和谐，特别的秩序，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法维持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了行为和精神的高度文明。可以说礼是儒家道德观念与伦理精神落实为生活实在的可操作的具体实践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儒家认为一个人不通过“礼”的训练就不能得到“仁”等高尚的品质。很明显，礼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构成的，甚至可以反过来说“礼”是构成人的社会关系的交往结构。有学者就认为放弃礼，无视礼，就等于放弃了政治社会关系，就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人，不再能作为宗族和政治共同体的一员。人只有借助礼才能成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才能使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沟通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是我们作为个人进入社会关系的途径，因为这个社会是由“礼”构成的。
二、“礼”作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
有人说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儒家思想的可贵在于它自身具有许多普遍永恒的价值。[3]礼是主张和平的学说，本文认为，中国之所以存在了几千年，我国独特的生存法则一定与“礼学”思想紧密相联系。儒家特别强调“礼”作为群体间尤其是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从儒家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充满了非礼的现象。儒家礼学应用于国家间的关系，是主张“富而好礼，贫而知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礼虽然在古代容忍和承认某种宗主式的不平等，但礼是重和平、重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21世纪人类面临着新的文明模式的挑战。西方文化以“自由”为首出的模式有其优点，儒家礼的模式以“秩序”为首出的模式，则可限制人对自由的滥用。礼的社群取向也与国家政治制度的进化不冲突，反而可在社会分化的势态下更能发挥其社会文化的功能。礼所要求的不是法律秩序，而是自我约束的秩序，这种自我约束是通过习俗、礼节、仪式养成的。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资源。
三、礼学对建立当代和谐新秩序的启示
礼仪是人们步入文明社会的“通行证”。人类自诞生那天起，便开始了对文明与美的追求。礼仪体现了人类社会不断摆脱愚昧、野蛮、落后，促使整个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开化与兴旺的标志。我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数千年对文明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和礼仪。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人际交往日趋频繁，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多样化，“礼”也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儒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既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终极的意义，更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制度安排和秩序安排。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不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必须依靠礼教的力量才能实现。正如：“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勿言。”[5]
礼学的发展和完善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禮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社会价值，我们今天应当对儒家礼学的普遍价值与现实存在有自觉的认识，并实现其创造性发展，使之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应对儒家传统的礼学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接收，并结合中国当代国情，运用儒家礼学中的合理因素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人类要作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多年前，从儒家思想那里汲取智慧。”[6]
注释：
[1]《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2]《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3]孙开泰著，《先秦诸子精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4]《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
[6]孙开泰著,《先秦诸子精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3]孙开泰著，《先秦诸子精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王颖茜（1985-），女，四川广元人。四川外语学院2010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关键词：儒家 礼学 社会秩序
礼是一套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它对现代性社会是否有意义，或有何意义？至少在多元文化成为潮流的当今世界，值得深入探讨。在多元化经济支配的21世纪，仅仅依靠法律和民主不能建设起有序的和谐社会。为了提高精神生活的品质，发扬道德价值，我们有必要把中国传统中的礼文化应用于人文教育，以期达到提升人性价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创和谐的秩序。
一、古典儒家的“礼”
孔子说：“为国以礼”。可见，礼是治国安邦的大纲和根本，儒家强调以礼治国，拿礼法上的谦让精神来治理国家、感化人民；国家安定，人民和谐从而达到至善。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就是要人们以礼为准绳，各守本分，不得逾越。这种“以礼治国”的做法，使中国成了有名的“礼仪之邦”。我们今天必须依据创造的转化和批判的继承发展的原则，把儒家古礼的精神、结构、气质、原则、范式提炼出来，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那么，在儒家思想史上的“礼”究竟有何指呢？
按照儒家礼的思想传统，在理解礼的意义和变迁中，最重要的是区分“礼”和“仪”，或者用另一种后来儒家常用的分疏，即强调“礼之本”和“礼之文”的区别。西周的礼乐文明是儒家思想的母体，以重视“礼”为其特色，也就是说，礼是道德的标准、教化的手段、是非的准则，是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分位体系，礼有威严的功能，也有亲和的作用。春秋时代的儒家思想的先驱们，已经注意到了“礼”和“仪”的区别。
孔子提出的“仁学思想”，正是从礼乐文化中提升出来的道德的精神，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这就是说对礼的了解不能停留在礼的形式上。礼的区分，“礼之文”和“礼之本”的区别成为以后儒家论礼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显然，我们今天要发扬的，就是指礼之本，而不是礼之文。“礼”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是贵人敬让，突出对于对方的尊重，所追求的是社会理想是有序和谐，特别的秩序，本质在于实现一种非法维持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了行为和精神的高度文明。可以说礼是儒家道德观念与伦理精神落实为生活实在的可操作的具体实践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儒家认为一个人不通过“礼”的训练就不能得到“仁”等高尚的品质。很明显，礼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构成的，甚至可以反过来说“礼”是构成人的社会关系的交往结构。有学者就认为放弃礼，无视礼，就等于放弃了政治社会关系，就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人，不再能作为宗族和政治共同体的一员。人只有借助礼才能成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才能使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沟通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是我们作为个人进入社会关系的途径，因为这个社会是由“礼”构成的。
二、“礼”作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
有人说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儒家思想的可贵在于它自身具有许多普遍永恒的价值。[3]礼是主张和平的学说，本文认为，中国之所以存在了几千年，我国独特的生存法则一定与“礼学”思想紧密相联系。儒家特别强调“礼”作为群体间尤其是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从儒家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充满了非礼的现象。儒家礼学应用于国家间的关系，是主张“富而好礼，贫而知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礼虽然在古代容忍和承认某种宗主式的不平等，但礼是重和平、重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21世纪人类面临着新的文明模式的挑战。西方文化以“自由”为首出的模式有其优点，儒家礼的模式以“秩序”为首出的模式，则可限制人对自由的滥用。礼的社群取向也与国家政治制度的进化不冲突，反而可在社会分化的势态下更能发挥其社会文化的功能。礼所要求的不是法律秩序，而是自我约束的秩序，这种自我约束是通过习俗、礼节、仪式养成的。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资源。
三、礼学对建立当代和谐新秩序的启示
礼仪是人们步入文明社会的“通行证”。人类自诞生那天起，便开始了对文明与美的追求。礼仪体现了人类社会不断摆脱愚昧、野蛮、落后，促使整个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开化与兴旺的标志。我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数千年对文明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和礼仪。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人际交往日趋频繁，社会生活更加复杂多样化，“礼”也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儒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既为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终极的意义，更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制度安排和秩序安排。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不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必须依靠礼教的力量才能实现。正如：“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勿言。”[5]
礼学的发展和完善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禮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社会价值，我们今天应当对儒家礼学的普遍价值与现实存在有自觉的认识，并实现其创造性发展，使之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应对儒家传统的礼学思想进行批判性的接收，并结合中国当代国情，运用儒家礼学中的合理因素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人类要作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多年前，从儒家思想那里汲取智慧。”[6]
注释：
[1]《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2]《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3]孙开泰著，《先秦诸子精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4]《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0页。
[6]孙开泰著,《先秦诸子精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3]孙开泰著，《先秦诸子精神》，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王颖茜（1985-），女，四川广元人。四川外语学院2010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