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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雾霾是我国能源发展方式不合理、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暴露结果。要更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改进能源消费方式、缓解环境压力的紧迫性不言而喻。如何实现能源的更高效利用，以电“代煤”“代气”的电能替代本身如何更好地可持续，专家提供了他们的思考。
散烧煤替代要做科学长远规划
朱成章，原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中国能源中最大的问题是煤炭的比重太大，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煤炭全替代掉，因此只能首先解决污染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散烧煤。根据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文件规定，在“十三五”期间电能替代要替代掉1.3亿吨标准煤（包括散烧煤燃油），即使散烧煤确定只有7亿～8亿吨，按照“十三五”的替代速度，需要七八个五年计划时间，即35～40年才能替代完。所以我们建议，全国开展散烧煤情况的深入调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散烧煤的科学规划，钢铁、有色、化工、水泥、陶瓷、玻璃等行业要学习电力行业，在用煤领域要采用洁净煤技术，和电煤一样要逐步实现超低排放。有的用煤领域，要用气体能源替代，“以气代煤”要比“以电代煤”经济得多，问题是“以气代煤”也要实行必要的补贴，但“以电代煤”是耗费最大、补贴最多的一个替代措施。从中国能源的实际出发，确实应当把替代散烧煤放在首要位置，要尽快把散烧煤替下来。
电能替代的可持续发展
郭炳庆，中电联电能替代产业发展促进联盟秘书长
“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实施电能替代工程，积极推进居民生活、工业与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电能替代。在国家开展的煤炭消费减量行动中，电能替代将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在能源消费领域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尽管推广电能替代可以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但同时，电能替代推广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亟需突破。需要各利益方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尽可能从客户的需求出发，为用户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各类电能替代技术的适用领域和经济性的情况较为复杂，对电能替代技术的政策争取及推广模式，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分区域、难易程度、体量而有所侧重。这意味着，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电力市场化竞争的发展趋势，转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和配网投资观念，树立占领终端能源市场、扩大售电增量，增加边际效益的新观念。
同时，应推动和清洁能源挂钩的现货市场发展，制定现货市场政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最大限度释放价格弹性。应从贯通荷-网-源的完整能源产业链角度来系统思考新问题，只有实现用户侧、电网侧、电源侧三方利益共赢，电能替代才能可持续发展。
政策引导，加快“煤改电”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无论是从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排放，还是从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煤改气”和“煤改电”都很有必要，但现阶段“煤改电”更为可行和有效。除了环境治理这个大目标，“煤改电”对生产企业的其他好处是，电力价格相对稳定，降低了燃料价格波动风险，而且通过调整生产时间，可以利用价格更低的低谷电量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居民而言，通过“煤改电”将散煤燃烧改为集中（或分散）电力采暖，除了节能减排，还提高了生活质量。
无论“煤改电”还是“煤改气”，都涉及更高的能源成本，需要政府从节能减排和雾霾治理的角度出发，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来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比如说短期对“煤改电”所需成本，给以适当补贴和其他政策支持的合理性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鼓励消费者从低效率、高污染排放的终端煤炭消费转移到电力消费，即使电力来源于火电，由于煤炭集中发电效率远高于散烧，且电力行业污染排放门槛更高，排放量更低；二是近30%的电力来源于清洁能源，这部分没有直接污染排放。虽然随着环境保护的门槛提高，环境成本会市场化地推动“煤改电”，但这个过程相对缓慢。在目前电力大幅过剩和雾霾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应利用这个好机会，积极主动，通过政策引导，加快“煤改电”的过程。
电能替代需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和市场协同发展
牛东晓，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电能替代”的实施，首先需要强化政府政策的引导性。对于电能生产者，制定严格节能减排政策，采取上大压斜措施控制新建火电项目，同时鼓励清洁能源发展，使得电能生产者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对于电能使用者，鼓励发展电能替代项目，比如扶持电采暖等政策，对居民相关改造进行适当财政补贴，提高用户的积极性。其次，电网公司应组织专业力量对市场各类企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挖掘潜在目標客户，扩大电能市场同时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进行终端能源竞争力分析，寻找论证可能存在煤改电、油改电、气改电的领域、行业和设备，实现新的用电增长点。另外，应利用社会媒体广泛普及电能替代知识，宣传电能替代方式和优点，有效引导普通用户改变消费习惯；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帮助论证电能替代的经济性和稳定性优势。只有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和市场三者协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使电能替代工程真正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
散烧煤替代要做科学长远规划
朱成章，原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中国能源中最大的问题是煤炭的比重太大，中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煤炭全替代掉，因此只能首先解决污染最严重、危害最大的散烧煤。根据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文件规定，在“十三五”期间电能替代要替代掉1.3亿吨标准煤（包括散烧煤燃油），即使散烧煤确定只有7亿～8亿吨，按照“十三五”的替代速度，需要七八个五年计划时间，即35～40年才能替代完。所以我们建议，全国开展散烧煤情况的深入调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散烧煤的科学规划，钢铁、有色、化工、水泥、陶瓷、玻璃等行业要学习电力行业，在用煤领域要采用洁净煤技术，和电煤一样要逐步实现超低排放。有的用煤领域，要用气体能源替代，“以气代煤”要比“以电代煤”经济得多，问题是“以气代煤”也要实行必要的补贴，但“以电代煤”是耗费最大、补贴最多的一个替代措施。从中国能源的实际出发，确实应当把替代散烧煤放在首要位置，要尽快把散烧煤替下来。
电能替代的可持续发展
郭炳庆，中电联电能替代产业发展促进联盟秘书长
“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实施电能替代工程，积极推进居民生活、工业与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领域电能替代。在国家开展的煤炭消费减量行动中，电能替代将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在能源消费领域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
尽管推广电能替代可以带来较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但同时，电能替代推广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亟需突破。需要各利益方为用户提供精准服务，尽可能从客户的需求出发，为用户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各类电能替代技术的适用领域和经济性的情况较为复杂，对电能替代技术的政策争取及推广模式，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分区域、难易程度、体量而有所侧重。这意味着，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电力市场化竞争的发展趋势，转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和配网投资观念，树立占领终端能源市场、扩大售电增量，增加边际效益的新观念。
同时，应推动和清洁能源挂钩的现货市场发展，制定现货市场政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局面，最大限度释放价格弹性。应从贯通荷-网-源的完整能源产业链角度来系统思考新问题，只有实现用户侧、电网侧、电源侧三方利益共赢，电能替代才能可持续发展。
政策引导，加快“煤改电”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无论是从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排放，还是从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煤改气”和“煤改电”都很有必要，但现阶段“煤改电”更为可行和有效。除了环境治理这个大目标，“煤改电”对生产企业的其他好处是，电力价格相对稳定，降低了燃料价格波动风险，而且通过调整生产时间，可以利用价格更低的低谷电量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居民而言，通过“煤改电”将散煤燃烧改为集中（或分散）电力采暖，除了节能减排，还提高了生活质量。
无论“煤改电”还是“煤改气”，都涉及更高的能源成本，需要政府从节能减排和雾霾治理的角度出发，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来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比如说短期对“煤改电”所需成本，给以适当补贴和其他政策支持的合理性基于两个方面：一是鼓励消费者从低效率、高污染排放的终端煤炭消费转移到电力消费，即使电力来源于火电，由于煤炭集中发电效率远高于散烧，且电力行业污染排放门槛更高，排放量更低；二是近30%的电力来源于清洁能源，这部分没有直接污染排放。虽然随着环境保护的门槛提高，环境成本会市场化地推动“煤改电”，但这个过程相对缓慢。在目前电力大幅过剩和雾霾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应利用这个好机会，积极主动，通过政策引导，加快“煤改电”的过程。
电能替代需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和市场协同发展
牛东晓，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电能替代”的实施，首先需要强化政府政策的引导性。对于电能生产者，制定严格节能减排政策，采取上大压斜措施控制新建火电项目，同时鼓励清洁能源发展，使得电能生产者经济上具有可行性；对于电能使用者，鼓励发展电能替代项目，比如扶持电采暖等政策，对居民相关改造进行适当财政补贴，提高用户的积极性。其次，电网公司应组织专业力量对市场各类企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分析，充分挖掘潜在目標客户，扩大电能市场同时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进行终端能源竞争力分析，寻找论证可能存在煤改电、油改电、气改电的领域、行业和设备，实现新的用电增长点。另外，应利用社会媒体广泛普及电能替代知识，宣传电能替代方式和优点，有效引导普通用户改变消费习惯；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则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帮助论证电能替代的经济性和稳定性优势。只有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和市场三者协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使电能替代工程真正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