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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写一篇短文的需要，查过一些世界史前辈的行迹，感到很有必要怀念一下杨人楩先生，他和别的同代学者不同的是，一生讲授、研究世界史，为发展、提高我国世界史地位做出不懈努力，而他的同代学者在讲授世界历史时，因为国内研究条件不好，往往同时研究中国史。可惜我和杨先生专业不同，接触不多，不能充分表述杨先生的学问人品，只能回忆一些点滴往事，寄托对杨先生的尊敬感念之情。
我大学三年级时听杨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前半段，共计一学期。那时我们比较幼稚，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大概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系里杨先生最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气。他上课往往还穿着西装，神采飞扬，讲到得意处时，脱去上衣，只穿着西装背心，把两个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中，更显得意气风发。他不像一般老师上课时写有讲义，而是只有提纲，提纲也不太好懂，依稀记得有些短句，“不为荣誉花一文钱”，“拿破仑的刺刀一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大概都是出自马克思的著作（当时我们也不知其来历），但断断续续，听了他的讲授才能连起来，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老给他反映问题。我大概是课代表（那时每门课有一个学生任课代表，负责反映同学意见），记得还开过一次会，给杨先生提意见。我毕业后留系工作时，他见了我就说：“你们班就是爱提意见。”可能我们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
我毕业后留在世界史教研室当助教，教研室主任是杨先生（那时全系只有一个世界史教研室），逐渐知道他生性耿直，有话就说，爱提意见。他不大管教研室的事，似乎在外面活动较多。有一次他曾经对我们说：“现在没有条件研究世界史，你们最多就是搞点中外关系史。”这可真是当头一棒，其实他说的是实话。那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发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到来。学校也大力改善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未名湖边专门为教授开了小食堂、理发馆（免得他们排队等候），星期天学校派专车接送教授进城，甚至文史楼还为教授修了专用厕所。杨先生就更加意气风发，他到处呼吁，要设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因为那时中国科学院（还未建立社会科学院）有历史一所、二所、近代史所，就是没有世界历史所。要求建立世界历史研究所以推进世界史的发展，杨先生是我国第一人。他还奔走要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史杂志，编辑世界史资料丛刊等。他的专著《圣鞠斯特》这时也再版发行，还送我一册。可惜好景不长，早春天气转瞬即逝。杨先生也因为要设立世界史所等言论“获罪”，在全北京史学界和我们本系的会上，都受过批判。我印象较深的是本系的那次会，是在文史楼二层东北角我们世界史教研室开的，时间是晚上。揭发出杨先生的问题一是要设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就意味着他要当所长，是向组织上要权;二是组织上曾经要他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他居然提出来要和翦老（系主任翦伯赞）分权，即要和翦老分工。似乎还说到杨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新观察》上写文章，要走第三条道路。而杨先生在北京临解放时，曾在傅作义召开的会上，力主和平解放，说你傅作义如果和平起义，我杨某人作为历史学家，一定为你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批判的结果，没有给杨先生戴右派分子帽子，叫作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即如果你以后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戴上。他的那些呼吁、要求也都一风吹，不再提起。只有编辑世界史资料丛刊的工作已经开头，以后还一直继续下来，为世界史资料做了奠基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我下放斋堂劳动，回系后世界史分为古代、近现代两个教研室，我到古代史教研室随齐思和先生学习中世纪史，和杨先生的接触很少，情况更不甚了了。只知道那时提出研究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的历史，杨先生毅然改行，不再搞他研究多年的法国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而开辟非洲史全新领域，筚路蓝缕，奋勇前行。他开设非洲史课程，带领助教、研究生，并且一方面为国家编写《非洲手册》，一方面着手编写非洲史纲要。不久“史无前例”的日子来临，杨先生作为“漏网大右派”，自然首当其冲，被抄家、批斗，关牛棚，我们历史系的黑班还被放到昌平校区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秋，我们学校不少老师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劳动，我自然在下放之列（我因为所教专业不重要，政治上也不怎么样，所以每逢劳动、下放、四清等，必然首当其冲），奇怪的是工宣队让杨先生的夫人张蓉初先生也下放，却把杨先生留在学校。记得那时杨先生年老力衰，行走已不方便，坐了三轮车到我家，为的是替张先生从我们这里花一元两角钱买一个装行李的袋子。我妻子耿引曾随我一同下放，他们机关中国历史博物馆处理给下放人员一些装文物的袋子，我们不用所以转让。
一九七一年我们从鲤鱼洲返校，世界史的全体教师在一块政治学习，杨先生也来参加。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直言不讳。那时响应“学一点世界史”的号召，全系世界史教师编写一部新的世界史，即后来出版的《简明世界史》。编写新世界史当然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且强调第三世界的历史作用，所以大纲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在讨论大纲时，杨先生就说，这大纲把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放在同样的地位，无论从历史意义和作用上，两个都是不能比的。表示了对我们所拟大纲的不同意。不久他生病住院，我还去医院看过他。“文革”时期的校医院不照顾老教授，他和七八个病人住在一个大房间内，他抱怨说环境嘈杂，休息不好。后来即因为这一原因回家养病，因疾病发作救治不及而逝世。
杨先生的一生，是为推进、提高我国世界史学科奋斗的一生。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所写论文就是研究圣鞠斯特，回国后也一直从事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从事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戈特沙尔克的《法国革命时代史》、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并把自己的论文The Political Ideas of Saint-Ju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译成中文，题名《圣鞠斯特》，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前有绪论，内分四章，后有结论，后列参考书目，书目又分为原始材料和一般著作，使我们后学得一窥写学术论文的要旨。受到批判后，他也没有灰心丧气，又从事非洲史的研究，致力于为世界史开辟新领域。可惜他的非洲史纲要手稿、材料等，在“文革”抄家时几经损失，后来由他的弟子们整理成《非洲通史简编》，由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出版，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部非洲史。
杨先生逝世后，张蓉初先生协助修改他的《非洲通史简编》，并且把他们毕生的存款在系内设立“杨人楩奖学金”，奖励研究世界史有成绩的年轻教师、研究生等。她自己则投身到俄国史的教学、研究中去，带研究生，参与编写《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俄国历史纲要》，参与翻译克留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等工作。我和耿引曾因为在鲤鱼洲和张先生相处很好，每逢过年过节，就到她那里走走，以慰寂寞，直到张先生也逝世。
现在，借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召开当今的老年世界史学人会议，回顾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情况之机，写此短文，以缅怀杨人楩先生。并希望有心人共同回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提供前辈学人的有关材料，以助拟议中的我国世界史学史的编写。
我大学三年级时听杨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前半段，共计一学期。那时我们比较幼稚，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大概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系里杨先生最具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神气。他上课往往还穿着西装，神采飞扬，讲到得意处时，脱去上衣，只穿着西装背心，把两个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中，更显得意气风发。他不像一般老师上课时写有讲义，而是只有提纲，提纲也不太好懂，依稀记得有些短句，“不为荣誉花一文钱”，“拿破仑的刺刀一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大概都是出自马克思的著作（当时我们也不知其来历），但断断续续，听了他的讲授才能连起来，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老给他反映问题。我大概是课代表（那时每门课有一个学生任课代表，负责反映同学意见），记得还开过一次会，给杨先生提意见。我毕业后留系工作时，他见了我就说：“你们班就是爱提意见。”可能我们惹他老人家不高兴了。
我毕业后留在世界史教研室当助教，教研室主任是杨先生（那时全系只有一个世界史教研室），逐渐知道他生性耿直，有话就说，爱提意见。他不大管教研室的事，似乎在外面活动较多。有一次他曾经对我们说：“现在没有条件研究世界史，你们最多就是搞点中外关系史。”这可真是当头一棒，其实他说的是实话。那时正值“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发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到来。学校也大力改善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未名湖边专门为教授开了小食堂、理发馆（免得他们排队等候），星期天学校派专车接送教授进城，甚至文史楼还为教授修了专用厕所。杨先生就更加意气风发，他到处呼吁，要设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因为那时中国科学院（还未建立社会科学院）有历史一所、二所、近代史所，就是没有世界历史所。要求建立世界历史研究所以推进世界史的发展，杨先生是我国第一人。他还奔走要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史杂志，编辑世界史资料丛刊等。他的专著《圣鞠斯特》这时也再版发行，还送我一册。可惜好景不长，早春天气转瞬即逝。杨先生也因为要设立世界史所等言论“获罪”，在全北京史学界和我们本系的会上，都受过批判。我印象较深的是本系的那次会，是在文史楼二层东北角我们世界史教研室开的，时间是晚上。揭发出杨先生的问题一是要设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就意味着他要当所长，是向组织上要权;二是组织上曾经要他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他居然提出来要和翦老（系主任翦伯赞）分权，即要和翦老分工。似乎还说到杨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新观察》上写文章，要走第三条道路。而杨先生在北京临解放时，曾在傅作义召开的会上，力主和平解放，说你傅作义如果和平起义，我杨某人作为历史学家，一定为你在历史上大书一笔。批判的结果，没有给杨先生戴右派分子帽子，叫作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即如果你以后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戴上。他的那些呼吁、要求也都一风吹，不再提起。只有编辑世界史资料丛刊的工作已经开头，以后还一直继续下来，为世界史资料做了奠基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我下放斋堂劳动，回系后世界史分为古代、近现代两个教研室，我到古代史教研室随齐思和先生学习中世纪史，和杨先生的接触很少，情况更不甚了了。只知道那时提出研究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的历史，杨先生毅然改行，不再搞他研究多年的法国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而开辟非洲史全新领域，筚路蓝缕，奋勇前行。他开设非洲史课程，带领助教、研究生，并且一方面为国家编写《非洲手册》，一方面着手编写非洲史纲要。不久“史无前例”的日子来临，杨先生作为“漏网大右派”，自然首当其冲，被抄家、批斗，关牛棚，我们历史系的黑班还被放到昌平校区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秋，我们学校不少老师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边鲤鱼洲劳动，我自然在下放之列（我因为所教专业不重要，政治上也不怎么样，所以每逢劳动、下放、四清等，必然首当其冲），奇怪的是工宣队让杨先生的夫人张蓉初先生也下放，却把杨先生留在学校。记得那时杨先生年老力衰，行走已不方便，坐了三轮车到我家，为的是替张先生从我们这里花一元两角钱买一个装行李的袋子。我妻子耿引曾随我一同下放，他们机关中国历史博物馆处理给下放人员一些装文物的袋子，我们不用所以转让。
一九七一年我们从鲤鱼洲返校，世界史的全体教师在一块政治学习，杨先生也来参加。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直言不讳。那时响应“学一点世界史”的号召，全系世界史教师编写一部新的世界史，即后来出版的《简明世界史》。编写新世界史当然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且强调第三世界的历史作用，所以大纲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在讨论大纲时，杨先生就说，这大纲把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伊朗巴布教徒起义放在同样的地位，无论从历史意义和作用上，两个都是不能比的。表示了对我们所拟大纲的不同意。不久他生病住院，我还去医院看过他。“文革”时期的校医院不照顾老教授，他和七八个病人住在一个大房间内，他抱怨说环境嘈杂，休息不好。后来即因为这一原因回家养病，因疾病发作救治不及而逝世。
杨先生的一生，是为推进、提高我国世界史学科奋斗的一生。他在牛津大学学习，所写论文就是研究圣鞠斯特，回国后也一直从事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从事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翻译出版了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戈特沙尔克的《法国革命时代史》、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并把自己的论文The Political Ideas of Saint-Ju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译成中文，题名《圣鞠斯特》，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前有绪论，内分四章，后有结论，后列参考书目，书目又分为原始材料和一般著作，使我们后学得一窥写学术论文的要旨。受到批判后，他也没有灰心丧气，又从事非洲史的研究，致力于为世界史开辟新领域。可惜他的非洲史纲要手稿、材料等，在“文革”抄家时几经损失，后来由他的弟子们整理成《非洲通史简编》，由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出版，是我国自己编写的第一部非洲史。
杨先生逝世后，张蓉初先生协助修改他的《非洲通史简编》，并且把他们毕生的存款在系内设立“杨人楩奖学金”，奖励研究世界史有成绩的年轻教师、研究生等。她自己则投身到俄国史的教学、研究中去，带研究生，参与编写《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俄国历史纲要》，参与翻译克留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等工作。我和耿引曾因为在鲤鱼洲和张先生相处很好，每逢过年过节，就到她那里走走，以慰寂寞，直到张先生也逝世。
现在，借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召开当今的老年世界史学人会议，回顾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情况之机，写此短文，以缅怀杨人楩先生。并希望有心人共同回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提供前辈学人的有关材料，以助拟议中的我国世界史学史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