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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些许“波折”，但美国对WeChat（微信的海外版本）的“封杀”行动，仍在紧锣密鼓筹划中。
9月26日，美国司法部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文件，要求主审法官劳雷尔·比勒（Laurel Beeler）暂停执行她在9月20日作出的初步裁决。文件中称，比勒的裁决“允许微信继续不受限制的使用。而特朗普政府认定这款移动应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威胁”。
在上述文件中，美国司法部强调中国拥有的消息服务“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并要求法官于当地时间10月1日前作出裁定，允许美国政府在上诉期间恢复针对微信的禁令。
众所周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IT企业提出指控，已是美国政府的常用手段。
8月6日发布TikTok及WeChat禁令时，美司法部强调上述两款应用“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故必须禁止。美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因“国家安全”原因，需重提此前6月份公布的“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并在计划中明确表示要“删除下架不受信任的中国软件”。
美方频繁拿“国家安全”说事，其内在逻辑是否自洽？面临“封杀”风险的WeChat们又该如何应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布禁令至今已近两个月，但美方仍未拿出WeChat及TikTok“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
8月6日特朗普公布的WeChat禁令认为，WeChat“自动从用户那里获取大量信息。这种数据收集有可能使中国获得美国人的个人和专有信息”。由于措辞严厉，两份行政令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9月17日，美国商务部在其官网正式颁布全面禁封WeChat的实施细则。细则称，由于“越来越多的外国对手……在美国无限制的获取或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这已威胁到国家安全及相应外交政策”，所以“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来保护美国提供和使用的信通技术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但上述文件并未指出，WeChat究竟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这也迅速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
美国当地时间9月16日，在与美国WeChat联合会（USWUA）就诉前禁令问题交锋之前，美国司法部声明称，只要出于个人和商业目的，在美国的用户可以继续正常下载和使用WeChat，不会承担违反总统令的民事及刑事责任。声明同时还表示，美国商务部关于具体什么样的“交易”将被禁止的问题还没有定论。
舆论普遍认为，美方突然“软化”的原因，是要替自己找到牢靠的立足点，以便为开庭时的抗辩做准备。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APLI）执行长、暨南大学特聘教授孙远钊指出，在发布该声明之前，美国政府实际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只有做出这样的让步，他们在听证会上才有话可说”。
根据诉前禁令颁布前举行的两场听证会，“国家安全”认定问题是原告方（即美国WeChat用户联合会）律师团辩护的关键论点之一，但被告方律师却多次绕开此议题，似有回避之意。
美国WeChat用户联合会律师团首席律师迈克尔·比恩（Michael Bien）在第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颁布对WeChat行政令的真正原因并非国家安全，而是要借此分散注意，挽救其竞选连任之危局。
比恩当场指出，一般类似诉讼案件中，被告若对原告的诉状主张存在任何疑问，往往会公开表示否定。但此案中，从原告提交诉状到第一次听证会开庭有近一个月时间，其间美政府并未否认任何诉状内容，“那就表示被告接受、承认上述指控的合理性”。
现阶段，企业在海外投资时也需进行政治风险评估。图/人民视觉
对上述指控，美政府律师并未直接回应，而是以商务部细则尚未出台，案件“成熟度不足”为由提出搁置诉前禁令发放问题，“细则出台后再谈不晚”。
在著名安全网站Threatpost近日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网络安全公司Point3 Security战略副总裁克洛伊·梅斯达奇（ChloéMessdaghi）表示，截至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获得或使用了（美国政府声称的）数据，这只是假设”。他指出，政府禁令（而不是让用户个人决定自己的数据去向）“有其自身的问题”。
另一家数据安全公司Pixel Privacy的消费者隐私专家克里斯·豪克（Chris Hauk）指出：“考虑到没有真正的威胁被证明，这（禁令）有点反应过度……在颁布任何禁令之前，需要进一步调查。基于未经证实的怀疑就去封杀应用程序显然属于一种审查制度。”
在暂时无法提供证据的前提下，美国将“国家安全”指控适用于用户数量庞大、社会影响力极高的TikTok及WeChat，是否有其依据？
多位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发的短视频等信息，都被认为同‘国家安全’有关。理论上，这种情况是否跟‘国家安全’有关，其实是个问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曾分析称，“美国有一种把数据安全泛化的趋势，除了防范已知的威胁，未知的威胁也被纳入监管范围。”
美国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召开记者发布会，在会上重提“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即对运营商、商店、应用程序、云端和电缆进行“清洁”。“清洁”之定义在官方文件中亦有明确表述：確保不受美国信任的中国电信公司不为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删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软件等。 虽不能与立法画等号，但多位学者表示，类似计划的出台可能引导后续系列法规政策制定，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表示，“清洁网络”计划的出台，反映出美国对于中国数字产业生态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认识进一步加深。“这一计划是精心推出的，也绝不仅是个口号，后续肯定会有具体措施，其表现形式取决于美国对中美博弈形势的判断及价值选择。”
吴沈括进一步指出，“清洁网络”计划的提出，会对后续美国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政策法规的变更产生新影响，且这种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美国市场。“比如说，目前美国在5G领域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游说，就已经能看到类似干预模式的影子。所以，中国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持续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表示，根据法学通用的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必要性原则”，在能达成法律目的诸方式中，应选择对公众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所以，特朗普政府对WeChat和TikTok“一刀切”的方式并不符合常理。
何渊介绍，此前TikTok与甲骨文的“数据托管”式合作方案就是一条可行之路，可实现在满足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要求的同时保住企业。“我的数据接受你的监督，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何渊认为，特朗普之所以颁布禁令，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所谓“国家安全”，而是美国企业能否得利、能否“瓜分”中国企业。“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有很多方案，并不一定要采取最极端的做法。”
“政治化后的‘国家安全’必然滋生双重标准。”互联网观察人士王可特感叹，“在这种情况下，被区别对待是中国企业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情。”
以2013年爆出的“棱镜门”（PRISM）事件为例，根据《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等媒体报道，在该项目下，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得以直接从九家美国互联网巨头（即Microsoft、Yahoo、Google、Facebook、PalTalk、AOL、Skype、 YouTube、Apple）的服務器中监控和收集用户数据（包括搜索历史、邮件内容、传输的文件、即时通信、视频、照片、存储的数据等）。
无一例外，被涉及公司均矢口否认了解此项目，并表示不会允许政府直接访问服务器。
事实上，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已多次被曝出跟踪公民个人隐私。早在2016年，Facebook就被证实扫描和记录通过该网站私人信息系统的URL地址;2018年，Facebook向包括Spotify、 Netflix、微软及雅虎在内的大公司分享用户信息。与此同时，这些大公司作为Facebook的数据合作伙伴，不受日常隐私控制所约束。谷歌亦于2018年被曝出通过其开发的安卓系统追踪用户偏好;2019年，苹果也“中枪”，被指控通过定位功能记录手机用户隐私数据。
“（搜集用户数据）是为了用户的最大利益。”谷歌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7月29日接受美国国会听证会时表示。此前，Facebook曾于2019年初回应公众对其购买用户隐私的关切，称这是为了“市场调查”。
“很少有美国公民的日常活动、习惯、品味和欲望不被本土的一群营利公司日夜监视。至于这些公司的名字，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当地时间8月7日发表的一篇长文中，美国独立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这样描述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清洁网络’计划？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清洁’的。”
美国时间8月11日，苹果、迪士尼、沃尔玛等10余家美国跨国企业与白宫官员举行电话会议。会上，这些公司对特朗普此前签署针对微信的禁令表示关注，分别详细说明了这一举措可能对其业务造成的不利后果。其中两家公司还声称，禁令“可能会削弱自身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竞争力”。
美国巨头公司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指出，鉴于微信支付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包括星巴克、肯德基、迪士尼和麦当劳在内的美国企业巨头如今面临一个困惑，即白宫此举是否会妨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
封禁微信，苹果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著名科技网站The Verge形容，没有微信的App Store，“甚至比其他国家里没有谷歌服务的华为影响更大”。TF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指出，iPhone的需求（尤其在中国市场）可能会急剧下降。如果苹果公司被迫在全球范围内从其应用商店中删除微信，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iPhone的年度出货量可能会下降25%-30%。
郭明錤表示，微信已成为中国的日常必需品，它集成了消息传递、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新闻阅读和生产力功能。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表示，禁令与其说是制裁微信，不如说在制裁苹果公司，可谓“谁疼谁知道”。
戚聿东强调，数字经济领域竞争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态圈之间的竞争，每家核心企业都在精心构筑自己的生态圈。作为居于庞大生态圈核心的苹果公司，周围寄居着数以百万计的附属企业，每个附属企业本身也是拥有众多买方卖方和其他附属企业的生态系统，这正是价值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所在。
“脱离了这些附属企业，特别是那些在生态圈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子系统（如微信），核心公司最后就会沦为‘孤家寡人’，智能化的苹果手机也就与早期的普通手机没什么两样，其市场销量乃至企业价值就会‘飞流直下三千尺’。”戚聿东说。
对其他跨国巨头而言，没有微信的日子可以预期一样“不好过”。宝洁（中国）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管理者指出，包括非中国籍雇员在内的公司员工日常交流几乎都在使用微信，如果突然无法使用“会十分麻烦”。更让这位员工担心的，是该公司美国总部与中国客户的沟通对接问题。“平添的沟通壁垒，很可能降低流程效率，导致失去一批中国客户。”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魏航指出，作为应用程序，微信通过一个硬件平台提供服务。消费者在购买硬件平台的时候，隐含着可以使用这样的应用程序，若无法使用，购买类似硬件平台就毫无意义。
对于大量在美华人而言，WeChat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
美国新闻网站CNBC近日报道称，WeChat禁令给依赖于该应用的1900万用户和美国上下游企业“都带来了一定伤害”，主持人迪尔德丽·博萨（Deirdre Bosa）则在节目中表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市场。”
美国商业新闻杂志（Business Insider）9月19日报道称，特朗普的WeChat禁令迫使许多华裔美国人“争相去寻找和在中国的亲人保持联系的方式”。该媒体评述称，对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来说，WeChat是他们社交的“天堂”，特别是“如果他们不熟悉像Facebook这样的美国社交软件的话”。此外，对很多人而言，WeChat是他们与国内亲人联系的唯一方式。
在洛杉矶工作的华人吕诚，祖母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不会打字，又身患严重的风湿病，活动十分困难。每周他会通过WeChat视频“和奶奶聊聊天”，而祖母的保姆并不会使用除了WeChat视频以外的通讯工具。“封杀WeChat，真的是断了我和奶奶的一切交流方式。”他说。
“微信在海外部分华人群体中的地位难以动摇，又直接影响到苹果、谷歌等一系列大公司在华的生存前景，基本盘应该讲是好的。”王可特表示，“同时，微信也必须‘给力’，在合规方面应有更好的表现。”
配合遵守当地法律，对不当内容进行控制是全球化平台的普遍规则。
Facebook的社群守则对全球通行的违法违规内容进行限制，如暴力、色情、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等。作为Facebook旗下产品，Instagram也采用了类似的措施。
在和国家利益有关的内容方面，各国对主流的互联网平台的内容都有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曾应俄罗斯、巴基斯坦、墨西哥、德国和泰国等监管机构要求，限制访问和极端主义、污损国家标识、诋毁国家独立主权、诋毁批评皇室成员等有关的内容。Facebook还曾因为违反这些规定被德国、新加坡等国的监管机构处罚。
2018年5月25日，欧盟数据保护法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该条例被视为“史上最严”数据监管条例。经查阅发现，WeChat在GDPR生效前即对国际版的隐私条款做出更新，条款亦详细说明了信息的使用规则、存储地点、适用法规等。值得注意的是，WeChat的隐私政策中对信息的保留时间也有明示：未登录账号时间达到180天后，账号信息会被删除;聊天记录会被存储72小时，随后永久删除。
在9月3日更新的WeChat版本中，添加了“适用于加州居民的附录”。附录表示，《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为加州居民提供了若干法定权利，如访问、删除、披露或“不出售”等。附录强调，过去12个月并未以CCPA界定的“出售”方式出售加州居民的个人信息。
该附录同时指出，如果用户是加州居民，则有权要求WeChat免费披露其收集的用户的个人信息的类别、来源及目的。同时，也包括WeChat向其披露用户个人信息的第三方类别、所披露的个人信息的类别（如适用）及披露目的等。
“作为一款服务于海外各地用户的应用，WeChat一直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其数据政策与程序符合全球最严格的隐私标准。”在9月18日的声明中，腾讯如此表述。
除了在合规上发力，中国企业还必须学会直面海外波诡云谲的政治走势。
吴沈括认为，美方近期的举措，对于全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网络形成非常大的阻碍：“这样的措施如果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将会引起互联网的碎片化。”他同时指出，由于美方“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执着”，后续政府撤回对WeChat上诉的可能性极小。比较大的可能是，美国商务部调整策略，但依然会提出新的禁止和限制方式。
对于美方今年以来突然对中国IT企业“发难”的现实，何渊认为，美国此举实际上是一种战略上的调整，“主要是由于中國的崛起而造成的”。
何渊指出，在此前的国际市场分工格局中，美方垄断了高新技术输出，中国则负责进行加工。这种格局下“不仅是技术本身，包括商业模式其实都掌握在美国的手上”。但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分歧亦逐渐产生：“本来是中国替美国打工，但现在中国开始尝试去占领部分高端业务，这就导致了与美方的直接冲突。”
何渊特别强调，这种分歧绝非是中方企业向美国“让步”，或期待大选结束就能够解决的。“TikTok的算法为什么被打压？因为其核心是基于数据分析的商业创新，而原来所有类似商业模式基本均来自于美国。”
学界同时指出，中国企业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竞争，不断增强自身适应能力。
吴沈括表示，中国企业要“破局”，首先，要实现良好的产业生态、社群建设，通过开放共享的基本运营理念吸引更多国际业务伙伴，通过融入自身业务生态实现更高水平的信任;其次，需要有良好的供应链安全建设。这就要求找准自己的全球供应链定位，同时积极主动对接国际标准，在技术研发、业务运营以及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巩固自身供应链地位，为全球化提供技术、业务和模式基础;再有，要建设国家安全防火墙，从组织架构、数据资源、基础设施、运营机制几个层面实现国家安全“绝缘”，实现母公司和海外运营体之间有效的风险隔离。
何渊表示，对互联网企业而言，现阶段应在去做海外投资的同时进行政治风险评估。他指出，短期内的中国企业可能需要做好在业务上收缩的准备。“这其实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何渊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可以在一些法律制度相对较稳定的市场做战略性投资。“即使是非洲这样的新型市场，同样有中国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说机会其实是很多的。”
9月26日，美国司法部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递交文件，要求主审法官劳雷尔·比勒（Laurel Beeler）暂停执行她在9月20日作出的初步裁决。文件中称，比勒的裁决“允许微信继续不受限制的使用。而特朗普政府认定这款移动应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威胁”。
在上述文件中，美国司法部强调中国拥有的消息服务“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并要求法官于当地时间10月1日前作出裁定，允许美国政府在上诉期间恢复针对微信的禁令。
众所周知，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IT企业提出指控，已是美国政府的常用手段。
8月6日发布TikTok及WeChat禁令时，美司法部强调上述两款应用“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损害”，故必须禁止。美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因“国家安全”原因，需重提此前6月份公布的“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并在计划中明确表示要“删除下架不受信任的中国软件”。
美方频繁拿“国家安全”说事，其内在逻辑是否自洽？面临“封杀”风险的WeChat们又该如何应对？
美方指控证据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布禁令至今已近两个月，但美方仍未拿出WeChat及TikTok“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
8月6日特朗普公布的WeChat禁令认为，WeChat“自动从用户那里获取大量信息。这种数据收集有可能使中国获得美国人的个人和专有信息”。由于措辞严厉，两份行政令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9月17日，美国商务部在其官网正式颁布全面禁封WeChat的实施细则。细则称，由于“越来越多的外国对手……在美国无限制的获取或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这已威胁到国家安全及相应外交政策”，所以“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来保护美国提供和使用的信通技术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但上述文件并未指出，WeChat究竟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这也迅速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
美国当地时间9月16日，在与美国WeChat联合会（USWUA）就诉前禁令问题交锋之前，美国司法部声明称，只要出于个人和商业目的，在美国的用户可以继续正常下载和使用WeChat，不会承担违反总统令的民事及刑事责任。声明同时还表示，美国商务部关于具体什么样的“交易”将被禁止的问题还没有定论。
舆论普遍认为，美方突然“软化”的原因，是要替自己找到牢靠的立足点，以便为开庭时的抗辩做准备。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APLI）执行长、暨南大学特聘教授孙远钊指出，在发布该声明之前，美国政府实际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只有做出这样的让步，他们在听证会上才有话可说”。
根据诉前禁令颁布前举行的两场听证会，“国家安全”认定问题是原告方（即美国WeChat用户联合会）律师团辩护的关键论点之一，但被告方律师却多次绕开此议题，似有回避之意。
美国WeChat用户联合会律师团首席律师迈克尔·比恩（Michael Bien）在第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颁布对WeChat行政令的真正原因并非国家安全，而是要借此分散注意，挽救其竞选连任之危局。
比恩当场指出，一般类似诉讼案件中，被告若对原告的诉状主张存在任何疑问，往往会公开表示否定。但此案中，从原告提交诉状到第一次听证会开庭有近一个月时间，其间美政府并未否认任何诉状内容，“那就表示被告接受、承认上述指控的合理性”。
对上述指控，美政府律师并未直接回应，而是以商务部细则尚未出台，案件“成熟度不足”为由提出搁置诉前禁令发放问题，“细则出台后再谈不晚”。
在著名安全网站Threatpost近日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网络安全公司Point3 Security战略副总裁克洛伊·梅斯达奇（ChloéMessdaghi）表示，截至目前，“尚无公开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获得或使用了（美国政府声称的）数据，这只是假设”。他指出，政府禁令（而不是让用户个人决定自己的数据去向）“有其自身的问题”。
另一家数据安全公司Pixel Privacy的消费者隐私专家克里斯·豪克（Chris Hauk）指出：“考虑到没有真正的威胁被证明，这（禁令）有点反应过度……在颁布任何禁令之前，需要进一步调查。基于未经证实的怀疑就去封杀应用程序显然属于一种审查制度。”
“国家安全”被泛化？
在暂时无法提供证据的前提下，美国将“国家安全”指控适用于用户数量庞大、社会影响力极高的TikTok及WeChat，是否有其依据？
多位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发的短视频等信息，都被认为同‘国家安全’有关。理论上，这种情况是否跟‘国家安全’有关，其实是个问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曾分析称，“美国有一种把数据安全泛化的趋势，除了防范已知的威胁，未知的威胁也被纳入监管范围。”
美国当地时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召开记者发布会，在会上重提“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即对运营商、商店、应用程序、云端和电缆进行“清洁”。“清洁”之定义在官方文件中亦有明确表述：確保不受美国信任的中国电信公司不为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美国应用程序商店删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软件等。 虽不能与立法画等号，但多位学者表示，类似计划的出台可能引导后续系列法规政策制定，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括表示，“清洁网络”计划的出台，反映出美国对于中国数字产业生态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认识进一步加深。“这一计划是精心推出的，也绝不仅是个口号，后续肯定会有具体措施，其表现形式取决于美国对中美博弈形势的判断及价值选择。”
吴沈括进一步指出，“清洁网络”计划的提出，会对后续美国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政策法规的变更产生新影响，且这种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美国市场。“比如说，目前美国在5G领域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游说，就已经能看到类似干预模式的影子。所以，中国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持续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数据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渊表示，根据法学通用的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必要性原则”，在能达成法律目的诸方式中，应选择对公众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所以，特朗普政府对WeChat和TikTok“一刀切”的方式并不符合常理。
何渊介绍，此前TikTok与甲骨文的“数据托管”式合作方案就是一条可行之路，可实现在满足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要求的同时保住企业。“我的数据接受你的监督，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何渊认为，特朗普之所以颁布禁令，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所谓“国家安全”，而是美国企业能否得利、能否“瓜分”中国企业。“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有很多方案，并不一定要采取最极端的做法。”
“政治化后的‘国家安全’必然滋生双重标准。”互联网观察人士王可特感叹，“在这种情况下，被区别对待是中国企业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情。”
以2013年爆出的“棱镜门”（PRISM）事件为例，根据《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等媒体报道，在该项目下，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得以直接从九家美国互联网巨头（即Microsoft、Yahoo、Google、Facebook、PalTalk、AOL、Skype、 YouTube、Apple）的服務器中监控和收集用户数据（包括搜索历史、邮件内容、传输的文件、即时通信、视频、照片、存储的数据等）。
无一例外，被涉及公司均矢口否认了解此项目，并表示不会允许政府直接访问服务器。
事实上，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已多次被曝出跟踪公民个人隐私。早在2016年，Facebook就被证实扫描和记录通过该网站私人信息系统的URL地址;2018年，Facebook向包括Spotify、 Netflix、微软及雅虎在内的大公司分享用户信息。与此同时，这些大公司作为Facebook的数据合作伙伴，不受日常隐私控制所约束。谷歌亦于2018年被曝出通过其开发的安卓系统追踪用户偏好;2019年，苹果也“中枪”，被指控通过定位功能记录手机用户隐私数据。
“（搜集用户数据）是为了用户的最大利益。”谷歌CEO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7月29日接受美国国会听证会时表示。此前，Facebook曾于2019年初回应公众对其购买用户隐私的关切，称这是为了“市场调查”。
“很少有美国公民的日常活动、习惯、品味和欲望不被本土的一群营利公司日夜监视。至于这些公司的名字，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在当地时间8月7日发表的一篇长文中，美国独立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这样描述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清洁网络’计划？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清洁’的。”
WeChat“不可或缺”？
美国时间8月11日，苹果、迪士尼、沃尔玛等10余家美国跨国企业与白宫官员举行电话会议。会上，这些公司对特朗普此前签署针对微信的禁令表示关注，分别详细说明了这一举措可能对其业务造成的不利后果。其中两家公司还声称，禁令“可能会削弱自身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竞争力”。
美国巨头公司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指出，鉴于微信支付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包括星巴克、肯德基、迪士尼和麦当劳在内的美国企业巨头如今面临一个困惑，即白宫此举是否会妨碍它们在中国的业务。
封禁微信，苹果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著名科技网站The Verge形容，没有微信的App Store，“甚至比其他国家里没有谷歌服务的华为影响更大”。TF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指出，iPhone的需求（尤其在中国市场）可能会急剧下降。如果苹果公司被迫在全球范围内从其应用商店中删除微信，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iPhone的年度出货量可能会下降25%-30%。
郭明錤表示，微信已成为中国的日常必需品，它集成了消息传递、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新闻阅读和生产力功能。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表示，禁令与其说是制裁微信，不如说在制裁苹果公司，可谓“谁疼谁知道”。
戚聿东强调，数字经济领域竞争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态圈之间的竞争，每家核心企业都在精心构筑自己的生态圈。作为居于庞大生态圈核心的苹果公司，周围寄居着数以百万计的附属企业，每个附属企业本身也是拥有众多买方卖方和其他附属企业的生态系统，这正是价值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所在。
“脱离了这些附属企业，特别是那些在生态圈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子系统（如微信），核心公司最后就会沦为‘孤家寡人’，智能化的苹果手机也就与早期的普通手机没什么两样，其市场销量乃至企业价值就会‘飞流直下三千尺’。”戚聿东说。
对其他跨国巨头而言，没有微信的日子可以预期一样“不好过”。宝洁（中国）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层管理者指出，包括非中国籍雇员在内的公司员工日常交流几乎都在使用微信，如果突然无法使用“会十分麻烦”。更让这位员工担心的，是该公司美国总部与中国客户的沟通对接问题。“平添的沟通壁垒，很可能降低流程效率，导致失去一批中国客户。”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魏航指出，作为应用程序，微信通过一个硬件平台提供服务。消费者在购买硬件平台的时候，隐含着可以使用这样的应用程序，若无法使用，购买类似硬件平台就毫无意义。
对于大量在美华人而言，WeChat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
美国新闻网站CNBC近日报道称，WeChat禁令给依赖于该应用的1900万用户和美国上下游企业“都带来了一定伤害”，主持人迪尔德丽·博萨（Deirdre Bosa）则在节目中表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市场。”
美国商业新闻杂志（Business Insider）9月19日报道称，特朗普的WeChat禁令迫使许多华裔美国人“争相去寻找和在中国的亲人保持联系的方式”。该媒体评述称，对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来说，WeChat是他们社交的“天堂”，特别是“如果他们不熟悉像Facebook这样的美国社交软件的话”。此外，对很多人而言，WeChat是他们与国内亲人联系的唯一方式。
在洛杉矶工作的华人吕诚，祖母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不会打字，又身患严重的风湿病，活动十分困难。每周他会通过WeChat视频“和奶奶聊聊天”，而祖母的保姆并不会使用除了WeChat视频以外的通讯工具。“封杀WeChat，真的是断了我和奶奶的一切交流方式。”他说。
企业应以开放心态应对
“微信在海外部分华人群体中的地位难以动摇，又直接影响到苹果、谷歌等一系列大公司在华的生存前景，基本盘应该讲是好的。”王可特表示，“同时，微信也必须‘给力’，在合规方面应有更好的表现。”
配合遵守当地法律，对不当内容进行控制是全球化平台的普遍规则。
Facebook的社群守则对全球通行的违法违规内容进行限制，如暴力、色情、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等。作为Facebook旗下产品，Instagram也采用了类似的措施。
在和国家利益有关的内容方面，各国对主流的互联网平台的内容都有严格的限制，例如Facebook曾应俄罗斯、巴基斯坦、墨西哥、德国和泰国等监管机构要求，限制访问和极端主义、污损国家标识、诋毁国家独立主权、诋毁批评皇室成员等有关的内容。Facebook还曾因为违反这些规定被德国、新加坡等国的监管机构处罚。
2018年5月25日，欧盟数据保护法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式生效，该条例被视为“史上最严”数据监管条例。经查阅发现，WeChat在GDPR生效前即对国际版的隐私条款做出更新，条款亦详细说明了信息的使用规则、存储地点、适用法规等。值得注意的是，WeChat的隐私政策中对信息的保留时间也有明示：未登录账号时间达到180天后，账号信息会被删除;聊天记录会被存储72小时，随后永久删除。
在9月3日更新的WeChat版本中，添加了“适用于加州居民的附录”。附录表示，《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为加州居民提供了若干法定权利，如访问、删除、披露或“不出售”等。附录强调，过去12个月并未以CCPA界定的“出售”方式出售加州居民的个人信息。
该附录同时指出，如果用户是加州居民，则有权要求WeChat免费披露其收集的用户的个人信息的类别、来源及目的。同时，也包括WeChat向其披露用户个人信息的第三方类别、所披露的个人信息的类别（如适用）及披露目的等。
“作为一款服务于海外各地用户的应用，WeChat一直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其数据政策与程序符合全球最严格的隐私标准。”在9月18日的声明中，腾讯如此表述。
除了在合规上发力，中国企业还必须学会直面海外波诡云谲的政治走势。
吴沈括认为，美方近期的举措，对于全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网络形成非常大的阻碍：“这样的措施如果被其他国家所效仿，将会引起互联网的碎片化。”他同时指出，由于美方“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执着”，后续政府撤回对WeChat上诉的可能性极小。比较大的可能是，美国商务部调整策略，但依然会提出新的禁止和限制方式。
对于美方今年以来突然对中国IT企业“发难”的现实，何渊认为，美国此举实际上是一种战略上的调整，“主要是由于中國的崛起而造成的”。
何渊指出，在此前的国际市场分工格局中，美方垄断了高新技术输出，中国则负责进行加工。这种格局下“不仅是技术本身，包括商业模式其实都掌握在美国的手上”。但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分歧亦逐渐产生：“本来是中国替美国打工，但现在中国开始尝试去占领部分高端业务，这就导致了与美方的直接冲突。”
何渊特别强调，这种分歧绝非是中方企业向美国“让步”，或期待大选结束就能够解决的。“TikTok的算法为什么被打压？因为其核心是基于数据分析的商业创新，而原来所有类似商业模式基本均来自于美国。”
学界同时指出，中国企业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竞争，不断增强自身适应能力。
吴沈括表示，中国企业要“破局”，首先，要实现良好的产业生态、社群建设，通过开放共享的基本运营理念吸引更多国际业务伙伴，通过融入自身业务生态实现更高水平的信任;其次，需要有良好的供应链安全建设。这就要求找准自己的全球供应链定位，同时积极主动对接国际标准，在技术研发、业务运营以及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巩固自身供应链地位，为全球化提供技术、业务和模式基础;再有，要建设国家安全防火墙，从组织架构、数据资源、基础设施、运营机制几个层面实现国家安全“绝缘”，实现母公司和海外运营体之间有效的风险隔离。
何渊表示，对互联网企业而言，现阶段应在去做海外投资的同时进行政治风险评估。他指出，短期内的中国企业可能需要做好在业务上收缩的准备。“这其实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被意识形态化的问题。”
何渊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可以在一些法律制度相对较稳定的市场做战略性投资。“即使是非洲这样的新型市场，同样有中国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说机会其实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