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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心态并不是个人简单塑造的主观心理状态，它受到社会变迁和社会运行状况的深刻影响。近来以来，湖北的社会变迁历程直接决定了湖北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张之洞新政、湖北新军开启的辛亥革命和特定的地理与社会环境决定了湖北人的犷悍高昂而机巧市侩的复杂心态；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混乱动荡和生活的不确定感使湖北人形成了当时追名逐利和精明世故的世俗化心态；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武汉重工业城市的经济地位塑造了湖北人的自满自足、安于现状的持守心态；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时代，武汉地位的下滑助长了封闭自守的内陆意识；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武汉的“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又激起了湖北人的自尊自信、开拓进取的觉醒心态。这种新的社会心态需要适当地引导和强化，并使之成为湖北掘起的强大助推力。
[关键词]湖北；社会心态；社会变迁
近代以来，作为湖北省会城市的武汉曾受到过两位伟人的格外青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以武汉为依托，很早就把武汉誉为“东方芝加哥”。毛泽东更是对武汉情有独钟，多次来武汉体会其“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大气与豪迈，长江大桥的雄伟、武昌鱼的鲜美、东湖的美景、龟山蛇山的传说，都使毛泽东流连忘返。然而，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为何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趋于保守和平庸而甘居中游呢？近代以来湖北人的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什么样的嬗变历程？是何种社会环境造就了湖北人现有的社会心态？在新的发展机遇中现有社会心态能否得到改造和重塑？
此处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心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中的情绪与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与价值取向的总和[1]。这种群体性的心理决非是个人自我塑造的主观心理状态，它直接受到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社会变迁的影响，并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变迁的现状。透过社会心态，不仅可以折射出社会实际运行的状况，而且还可以把握人们对社会现状与变革的态度，所以，社会心态常被视为社会改革“风向标”，社会发展“晴雨表”。本文将简要分析近代以来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湖北社会心态发生嬗变的历程：
一、辛亥革命前后：犷悍高昂而机巧市侩的复杂心态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推行新政，具体做了三件事：第一，办实业。张之洞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兵工厂，督办了卢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奠定了武昌成为首义之区和首义成功的物质基础”[2]。第二，兴教育。张之洞为了实现他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如改制书院、创设新式学堂、力倡游学、建图书馆和办《湖北商务报》，使武汉文教昌明，一时领全国之先。“新式教育所造就的新式知识分子，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人力基础，也奠定了武昌首义的人力基础”[2]。第三，练新军。湖北新军有全新的招募、训练和管理模式，军官多由军事学堂毕业，士兵中不少人都有文化，识字者就占2/3。加上张之洞对新军管制的相对宽松，这就使得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人楔入和播撒先进思想及革命种子的温床，“为辛亥革命成功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重要基础” [2]。繁荣的工业、商业、外贸基础、杰出的学堂、宽容的社会环境使自由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大量勇敢的知识分子和诚实的农民，由他们组成的湖北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虽然主客观条件促使武汉成就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东西，使湖北社会心态变得犷悍高昂，但这又是暂时的，湖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长久以来造就了湖北人复杂的社会心态：湖北人是大度宽容的，传统的民族商业和西方教堂赫然相对而相安无事，大量外来移民与本地人和平相处，文化交融；湖北人又是市侩中庸的，汉口是一个因水而兴、因水而名的城市，在汉口成为一个经济重镇和商业城市之后，湖北人的性格就由古楚国的“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山川平易、人民朴野”变得机巧而市侩，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轰轰烈烈地打响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后却又迅速成为保守派大本营的深层次原因。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动荡时代：追名逐利和精明世故的世俗化心态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武汉陷入第一次国共内战的紧张之中，1938年沦陷后更是一片混乱萧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武汉三镇上空，社会动荡与战争阴霾一直笼罩在市民心中。社会的动荡与紊乱的社会制度泯灭了高昂的精神风貌， 正如时人觉察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心的阴暗是与社会的客观环境有相当关系的”[3]，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其社会心态产生了何种影响？
动荡年代政权更迭频繁，使得政治权威无法形成持续有效的影响，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政治权威来构筑一套社会行为规则，市民的社会行为失去有效约束，导致人心混乱，心态消沉悲观；二是政治上的权威真空使民众生活缺乏预期和安全感，社会正常流动的渠道被阻，前途的暗淡令人心灰意冷。对此，多数市民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得听之任之。“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生活的人不少，尤其在这个充满不景气的阴霾的时代。”[3]。
低沉的社会心理基调消蚀了高昂的精神风貌，武昌首义中体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渐行渐远，飘逸浪漫的楚文化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博物馆。而一些世俗的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社会心态却得以强化。
1、财富崇拜。以汉口为主导的近代武汉是华中商业大都市，人们为逐利而来。“看他汲汲争名客，笑尔纷纷逐利人。以财以势以权力，无年无月无晨昏。”[4]对于底层民众来说，金钱既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也是安全需要。对于衣食无忧者，金钱则是通往声望、权力、地位的途径。人们意识到金钱的魔力，对金钱的渴望、对现实利益的追逐成为一件坦然而自然的事情，财富崇拜也成为一种正常的为众人所认同的价值观。
2、面子观念。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面子，即人的衣冠外表可以表征一定的财富、家世、身份、地位，也能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满足和快感。[5]码头文化，聚散迅速，众多的买卖关系、商业往来往往通过表面化的短暂接触就可以完成，双方不必要也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对方，因而对人的判断只能表面化，以貌取人。近代武汉就此形成以貌取人的习惯，使武汉成为一个只重衣冠不重人的社会。 3、精明世故。浸润在商业氛围中的的民众在货币理性的形塑下，还造就了精明世故的心理特质。商场上的灵活多变使得人们认同圆滑精明的性格，而鄙视老实憨厚的传统乡民特征。精明圆滑成为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谋求生存发展必需的心理特质。既然财富成为幸福的前提条件，而财富并非人人可及，人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获取财富，在长期的钻营中自然形成了圆滑精明的思维与行事风格。
三、“计划经济时代”：自满自足、安于现状的持守心态
毛泽东对湖北的钟爱不仅是情感上的，还是行动上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其中的8项落户武汉。“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重工业布局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决定性的，当时的武汉是全国重工业的重点城市，这为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6]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相当于现在的广州，是当时最大的省会城市；几大家电产品品牌享誉全国；有着“天下第一街”之称的汉正街，在义乌崛起之前，也曾是那个时代小商品的代称。湖北一时的风光无限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1、固步自封、自我感觉良好。九头鸟作为湖北人的代称，既聪明又狡诈，是贬与褒的符号。但湖北人愿意把它看成褒义，喜欢别人说自己精明、心眼多。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及灿烂的楚文化使湖北人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即使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能自我沉醉，觉得北方人爱当官，南方人乐求财，不屑为之，也不屑于同周边省份的联系尤其是战略合作。
2、爱耍小聪明，做事没有耐性。曾经的辉煌、计划经济的轻易获得使湖北人自以为很聪明，不屑于脚踏实地辛辛苦苦地实干。湖北人精于算计，死要面子又喜欢互相攀比；湖北商人作生意不注重品牌效益，只关注短期利益，严重损害了湖北商人的形象。曾经蜚声中外的小商品集散地汉正街甚至成了水货的代名词。在有些人眼里，湖北人成为狡猾奸诈的代名词。
3、自甘中庸，胸无大志。在城市，“武汉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没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闯荡。”在农村，自认为鱼米之乡，饿不死人，更是缺少向上的拼搏动力。这就形成湖北人抱守家园、“小富即安”、“怕露富”的社会心态。在湖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生不出门，是个有福人”，“出的门多，受的罪多”。
总的来说，湖北尤其是武汉是计划经济的宠儿，但同时“武汉被计划经济宠坏了”。
四、武汉在全国地位下降时期：不思开放、封闭自守的内陆意识
从改革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发展处于“温吞水，不思进取”的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武汉中部老大的地位逐渐下陷，不仅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在扩大，与中西部地区尤其周边省市的差距也明显缩小。走不出去的武汉人，逐步困于内陆意识惯性，开放意识逐步退化。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宪生在《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中，谈到武汉人的开放意识的不同：“19～2O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O～2l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城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7]这种内陆意识和中游心态使武汉市民缺乏进取心、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自我陶醉。在当今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的环境中快进则生、慢进则衰，武汉市民的中游心态早已落伍。在这内陆意识的惯性中，社会心态趋向保守、犬儒、自卑而又对中央文化深信不疑，在此基础上，湖北更重视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湖北高校林立，人才众多，不能在经济腾飞的大潮中大展身手，只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纷争中耗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湖北人的观念再没有超前过，一些有识之士对武汉又爱又恨，纷纷孔雀东南飞。
五、湖北弯道超越、战略上行的时期：自尊自信、开拓进取的觉醒心态
东中西发展的巨大差距、武汉地位的滑落促人警醒。新世纪以来，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发力，2010年中央把武汉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武汉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湖北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好最快、人民群众受益最多的时期。但发展的加速引起人们社会心态的急剧变化。王铁等人在《改革关键期武汉市社会心态调查》中也指出，虽然大多数人对改革持肯定态度，但不同阶层对同一问题的态度有明显不同，这也暴露出一个危险的倾向，贫富差距拉大，不满情绪增强，整个社会失去了“理性”以及“平和”；一部分弱势群体滋生了绝望的情绪，“反社会”性质的犯罪增多。但总的来说，湖北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特别是十二五时期，将是湖北跨越发展、地位抬升、复兴崛起的十年。在这一阶段，问题虽多，但人们又充满希望，湖北人曾有的自豪感开始复苏，已有的基础和现有的条件使湖北人信心倍增，这是实现湖北复兴的一个有利条件。
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心态不再是作为社会发展的被动附属物而存在，而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力量。而且，良好的社会心态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名片，是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面对新的发展机遇，需要对社会心态的形成加以适当地引导和强化。首先，要发掘湖北历史文化资源，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其次，让人们认清形势，增强危机意识和紧迫感。最后，要激发民众战斗力，塑造昂扬的精神状态，恢复自信。比如，分析湖北各方优势，激起民众发展自信；政府励精图治，群策群力，激起民众执政自信；崛起战略目标明晰、策略明确，激起民众政策自信；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激起民众创新自信。这些措施将深深影响民众，在经济发展的助力下，塑造健康向上、开拓进取、勇于实践、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
[参考文献]
[1]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
[2]冯天瑜.近代文明的奠基与武昌首义成功[J].学习与实践，2001（9）.
[3]金爪. 真善美的生活[N]. 武汉日报， 1936-02-04 .
[4]孙南溪. 题汉口镇[N]. 武汉日报， 1948-05-23.
[5]翟学伟. 中国人际心理初探——“脸”与“面子”的研究[J]. 江海学刊， 1991 （2） .
[6]林小昭，周芳.第一财经日报[N]， 2010-09-01.
[7]邱积敏.武汉的自我救赎[J] .决策，2011（5）.
[基金项目] 2012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2012Y013）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湖北；社会心态；社会变迁
近代以来，作为湖北省会城市的武汉曾受到过两位伟人的格外青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设想始终以武汉为依托，很早就把武汉誉为“东方芝加哥”。毛泽东更是对武汉情有独钟，多次来武汉体会其“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大气与豪迈，长江大桥的雄伟、武昌鱼的鲜美、东湖的美景、龟山蛇山的传说，都使毛泽东流连忘返。然而，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为何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趋于保守和平庸而甘居中游呢？近代以来湖北人的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什么样的嬗变历程？是何种社会环境造就了湖北人现有的社会心态？在新的发展机遇中现有社会心态能否得到改造和重塑？
此处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心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中的情绪与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与价值取向的总和[1]。这种群体性的心理决非是个人自我塑造的主观心理状态，它直接受到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社会变迁的影响，并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变迁的现状。透过社会心态，不仅可以折射出社会实际运行的状况，而且还可以把握人们对社会现状与变革的态度，所以，社会心态常被视为社会改革“风向标”，社会发展“晴雨表”。本文将简要分析近代以来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湖北社会心态发生嬗变的历程：
一、辛亥革命前后：犷悍高昂而机巧市侩的复杂心态
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推行新政，具体做了三件事：第一，办实业。张之洞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系统完备的兵工厂，督办了卢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奠定了武昌成为首义之区和首义成功的物质基础”[2]。第二，兴教育。张之洞为了实现他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大力倡导新式教育，如改制书院、创设新式学堂、力倡游学、建图书馆和办《湖北商务报》，使武汉文教昌明，一时领全国之先。“新式教育所造就的新式知识分子，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人力基础，也奠定了武昌首义的人力基础”[2]。第三，练新军。湖北新军有全新的招募、训练和管理模式，军官多由军事学堂毕业，士兵中不少人都有文化，识字者就占2/3。加上张之洞对新军管制的相对宽松，这就使得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人楔入和播撒先进思想及革命种子的温床，“为辛亥革命成功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重要基础” [2]。繁荣的工业、商业、外贸基础、杰出的学堂、宽容的社会环境使自由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大量勇敢的知识分子和诚实的农民，由他们组成的湖北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虽然主客观条件促使武汉成就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东西，使湖北社会心态变得犷悍高昂，但这又是暂时的，湖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长久以来造就了湖北人复杂的社会心态：湖北人是大度宽容的，传统的民族商业和西方教堂赫然相对而相安无事，大量外来移民与本地人和平相处，文化交融；湖北人又是市侩中庸的，汉口是一个因水而兴、因水而名的城市，在汉口成为一个经济重镇和商业城市之后，湖北人的性格就由古楚国的“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山川平易、人民朴野”变得机巧而市侩，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轰轰烈烈地打响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后却又迅速成为保守派大本营的深层次原因。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动荡时代：追名逐利和精明世故的世俗化心态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武汉陷入第一次国共内战的紧张之中，1938年沦陷后更是一片混乱萧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武汉三镇上空，社会动荡与战争阴霾一直笼罩在市民心中。社会的动荡与紊乱的社会制度泯灭了高昂的精神风貌， 正如时人觉察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心的阴暗是与社会的客观环境有相当关系的”[3]，那么，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其社会心态产生了何种影响？
动荡年代政权更迭频繁，使得政治权威无法形成持续有效的影响，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政治权威来构筑一套社会行为规则，市民的社会行为失去有效约束，导致人心混乱，心态消沉悲观；二是政治上的权威真空使民众生活缺乏预期和安全感，社会正常流动的渠道被阻，前途的暗淡令人心灰意冷。对此，多数市民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得听之任之。“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生活的人不少，尤其在这个充满不景气的阴霾的时代。”[3]。
低沉的社会心理基调消蚀了高昂的精神风貌，武昌首义中体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渐行渐远，飘逸浪漫的楚文化也被扫入了历史的博物馆。而一些世俗的与生存密切相关的社会心态却得以强化。
1、财富崇拜。以汉口为主导的近代武汉是华中商业大都市，人们为逐利而来。“看他汲汲争名客，笑尔纷纷逐利人。以财以势以权力，无年无月无晨昏。”[4]对于底层民众来说，金钱既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也是安全需要。对于衣食无忧者，金钱则是通往声望、权力、地位的途径。人们意识到金钱的魔力，对金钱的渴望、对现实利益的追逐成为一件坦然而自然的事情，财富崇拜也成为一种正常的为众人所认同的价值观。
2、面子观念。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代，面子，即人的衣冠外表可以表征一定的财富、家世、身份、地位，也能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满足和快感。[5]码头文化，聚散迅速，众多的买卖关系、商业往来往往通过表面化的短暂接触就可以完成，双方不必要也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对方，因而对人的判断只能表面化，以貌取人。近代武汉就此形成以貌取人的习惯，使武汉成为一个只重衣冠不重人的社会。 3、精明世故。浸润在商业氛围中的的民众在货币理性的形塑下，还造就了精明世故的心理特质。商场上的灵活多变使得人们认同圆滑精明的性格，而鄙视老实憨厚的传统乡民特征。精明圆滑成为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谋求生存发展必需的心理特质。既然财富成为幸福的前提条件，而财富并非人人可及，人们不得不挖空心思获取财富，在长期的钻营中自然形成了圆滑精明的思维与行事风格。
三、“计划经济时代”：自满自足、安于现状的持守心态
毛泽东对湖北的钟爱不仅是情感上的，还是行动上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帮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其中的8项落户武汉。“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重工业布局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决定性的，当时的武汉是全国重工业的重点城市，这为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打下了基础。”[6]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相当于现在的广州，是当时最大的省会城市；几大家电产品品牌享誉全国；有着“天下第一街”之称的汉正街，在义乌崛起之前，也曾是那个时代小商品的代称。湖北一时的风光无限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1、固步自封、自我感觉良好。九头鸟作为湖北人的代称，既聪明又狡诈，是贬与褒的符号。但湖北人愿意把它看成褒义，喜欢别人说自己精明、心眼多。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及灿烂的楚文化使湖北人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即使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能自我沉醉，觉得北方人爱当官，南方人乐求财，不屑为之，也不屑于同周边省份的联系尤其是战略合作。
2、爱耍小聪明，做事没有耐性。曾经的辉煌、计划经济的轻易获得使湖北人自以为很聪明，不屑于脚踏实地辛辛苦苦地实干。湖北人精于算计，死要面子又喜欢互相攀比；湖北商人作生意不注重品牌效益，只关注短期利益，严重损害了湖北商人的形象。曾经蜚声中外的小商品集散地汉正街甚至成了水货的代名词。在有些人眼里，湖北人成为狡猾奸诈的代名词。
3、自甘中庸，胸无大志。在城市，“武汉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没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闯荡。”在农村，自认为鱼米之乡，饿不死人，更是缺少向上的拼搏动力。这就形成湖北人抱守家园、“小富即安”、“怕露富”的社会心态。在湖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生不出门，是个有福人”，“出的门多，受的罪多”。
总的来说，湖北尤其是武汉是计划经济的宠儿，但同时“武汉被计划经济宠坏了”。
四、武汉在全国地位下降时期：不思开放、封闭自守的内陆意识
从改革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发展处于“温吞水，不思进取”的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武汉中部老大的地位逐渐下陷，不仅与东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在扩大，与中西部地区尤其周边省市的差距也明显缩小。走不出去的武汉人，逐步困于内陆意识惯性，开放意识逐步退化。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宪生在《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中，谈到武汉人的开放意识的不同：“19～2O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O～2l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城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7]这种内陆意识和中游心态使武汉市民缺乏进取心、安于现状、得过且过、自我陶醉。在当今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的环境中快进则生、慢进则衰，武汉市民的中游心态早已落伍。在这内陆意识的惯性中，社会心态趋向保守、犬儒、自卑而又对中央文化深信不疑，在此基础上，湖北更重视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湖北高校林立，人才众多，不能在经济腾飞的大潮中大展身手，只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权力纷争中耗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湖北人的观念再没有超前过，一些有识之士对武汉又爱又恨，纷纷孔雀东南飞。
五、湖北弯道超越、战略上行的时期：自尊自信、开拓进取的觉醒心态
东中西发展的巨大差距、武汉地位的滑落促人警醒。新世纪以来，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发力，2010年中央把武汉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武汉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湖北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好最快、人民群众受益最多的时期。但发展的加速引起人们社会心态的急剧变化。王铁等人在《改革关键期武汉市社会心态调查》中也指出，虽然大多数人对改革持肯定态度，但不同阶层对同一问题的态度有明显不同，这也暴露出一个危险的倾向，贫富差距拉大，不满情绪增强，整个社会失去了“理性”以及“平和”；一部分弱势群体滋生了绝望的情绪，“反社会”性质的犯罪增多。但总的来说，湖北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特别是十二五时期，将是湖北跨越发展、地位抬升、复兴崛起的十年。在这一阶段，问题虽多，但人们又充满希望，湖北人曾有的自豪感开始复苏，已有的基础和现有的条件使湖北人信心倍增，这是实现湖北复兴的一个有利条件。
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心态不再是作为社会发展的被动附属物而存在，而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力量。而且，良好的社会心态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名片，是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面对新的发展机遇，需要对社会心态的形成加以适当地引导和强化。首先，要发掘湖北历史文化资源，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其次，让人们认清形势，增强危机意识和紧迫感。最后，要激发民众战斗力，塑造昂扬的精神状态，恢复自信。比如，分析湖北各方优势，激起民众发展自信；政府励精图治，群策群力，激起民众执政自信；崛起战略目标明晰、策略明确，激起民众政策自信；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激起民众创新自信。这些措施将深深影响民众，在经济发展的助力下，塑造健康向上、开拓进取、勇于实践、自尊自信的社会心态。
[参考文献]
[1]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J]，社会科学，2008（10）.
[2]冯天瑜.近代文明的奠基与武昌首义成功[J].学习与实践，2001（9）.
[3]金爪. 真善美的生活[N]. 武汉日报， 1936-02-04 .
[4]孙南溪. 题汉口镇[N]. 武汉日报， 1948-05-23.
[5]翟学伟. 中国人际心理初探——“脸”与“面子”的研究[J]. 江海学刊， 1991 （2） .
[6]林小昭，周芳.第一财经日报[N]， 2010-09-01.
[7]邱积敏.武汉的自我救赎[J] .决策，2011（5）.
[基金项目] 2012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2012Y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