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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沙家浜之前，我犹豫了好几天。住在小城西端的我，始终没敢用微信或者电话，告诉住在小城东头的母亲，她可以趁此机会和我一起到沙家浜走走看看，重温她自少年时期就根植进灵魂的梦想和期望。清早，我独自打着伞，迎着哗啦啦啦下得很大的雨，出了门。阻止我邀请母亲的，不仅仅是通宵的大雨，还有别的难以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原因。
母亲的青春年华，是唱着京剧《沙家浜》的经典选段走过来的。
《沙家浜》这部剧传播到川东丘陵时，我母亲正值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她身段好，嗓音美，不怯场，热情大方，自然被挑选进宣传队，还是乡村的台柱子，专唱《沙家浜》《白毛女》等剧的选段。别人在乡村里唱唱，也就罢了，她却风光热闹地从生产队唱到大队，再唱到公社，唱到县上。
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能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受到台下如同潮水般掌声的肯定，大概相当于一个穷人连续获得百万英镑，她更阳光自信、青春靓丽、出类拔萃了。
唱着唱着，剧中人和唱词深深影响了她。她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却有十里八乡少有的好口才，几近出口成章。她敢说敢闯，走起路来昂首快步，为人处事风风火火，心眼里，是非善恶爱恨异常分明。自打我记事以来，不管是跟我父亲吵架，还是平时跟人摆龙门阵，她的话语，用词用语精准生动，什么“察言观色”“旁敲側击”“不卑不亢”“不阴不阳”“鬼心肠”“耍花腔”等等，成串的固定词儿，机关枪子儿似的蹦出来。只要你在现场，耳朵必然会装进她的话声。
唱着唱着，她便成为乡村的异数。同龄人身段比不过她，嗓音比不过她，口才比不过她，为人处世的泼辣劲儿也比不过她。一个做干部的本家亲戚有意推荐，给她去大城市里做工人的机会，我的外婆却果断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我那腿染疾患、行走不似正常人方便的外婆，经历过两个孩子的夭折。贫穷对于她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她更害怕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一钻进城里，就跟蜻蜓飞上天一样，当娘的再怎么踮着脚尖，也望不到影儿，除非哪天她自己翻了黄历想起回来一趟。那时的农村，天空是那样低矮，视线都被眼前的丘陵遮挡，外婆跟无数本分的农民一样，认为一个农民就该好好种地，一个农村女子，就该安守本分，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含辛茹苦一辈子。
要找婆家就好好找一个吧，长辈们牵线搭桥把她介绍给沉默胆小、固执得像石头的我父亲。我父亲家也是一贫如洗，为了装点门面，相亲那天我奶奶向邻居借了几十斤红薯装进大柜……回去之后，我的外婆就思想动员：“看见了吧，过几天，咱们家都快找不出可以下锅的东西了，可是他们那边呢，这时节，还有一大堆红薯当存粮！嫁过去，怎么说，不会饿肚子！”
也许个性强硬的母亲，至今仍未意识到，起初她坚决不应允的这桩婚姻最终能成，大约正是阿庆嫂的自信影响了年轻气盛的她。阿庆嫂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能跟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凭她能从生产队一直唱到县城的本事，大抵也能把我的父亲改造成能说会道的人，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带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可惜她不是阿庆嫂，我爸不是胡传魁，我老家那片地也不是沙家浜。因此，等待她的不是我父亲被改造成她想要的样子，缺少夫妻和谐互助的家，也不可能走上康庄幸福。
当她终于发现，争吵打骂已成为家常便饭，“改造”我的父亲也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时候，她决定离开我爸。恰逢改革开放，到处是做生意的机会。到那时候他们已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完成了三个孩子的生育。三个孩子成了他们旷日持久离婚战争的唯一争夺目标，双方都不愿意放弃。我爸不放弃，因为“妻离子不散”是他最后的坚守了;我母亲不放弃的原因则是，她坚决肯定地认为我爸不会供我们读书，也不会教育孩子。
那时候乡村管民政的干部也非常有意思：谁主动提出离婚，谁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好讲。外面若干赚钱的机会，帮助我母亲一年之后做出艰难的决定：离，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跟那个人争孩子。
放手之后，我母亲确实挣到过不少钱，但差不多每一次都因为她把自己恍惚当成阿庆嫂而败走滑铁卢。先是在外省担任一家钢丸厂的厂长，有军队背景，生意很红火。两年后，带着挣下的家业，转回老家县城开饭店，租房、装修、请大厨和服务员，有模有样。孰知饭店这行从买菜就得精打细算，更不能图豪气不计成本大盘子大碗，每天还有那么多损耗。像她这么爽快的人，能坚持到一年半之后才关张，真真算得上奇迹。
经营不好饭店，觉得自己的强项还是去外地承包钢丸厂，于是她又带上些亲戚朋友乡亲，一起出去发财。这回她发财的根据地离我们更远，离国境线只一两百公里。钢丸厂依旧是赚钱的，她依旧自任厂长，大小事务她说了算。
有一天，被她委以重任的亲戚，因工作跟她起矛盾，心生怨气，私自卖出工厂产品，给她知道了，她顿感规矩不严难成方圆，自家亲戚都管不了，还怎么管理其他工人，面子也无处搁放，一怒之下她没有把亲戚喊到屋子里轻言细语好好沟通，而是大庭广众之下甩了人家一个响亮的耳光，还不解气，把阿庆嫂想骂而没有骂出口的话，都骂了。第二天，亲戚走了，同时打包带走了其他工人，去了附近另一家钢丸厂。
工厂办不成，她打算卖饲料。别人卖多少，进多少货。她呢，以为人家像她一样，特别讲义气，就一次性进了一车皮，五六十吨。积压资金不说，后来还发现质量问题，在库房里放了十多天就开始发霉。她去跟生产企业交涉，发现那个乡镇企业已经垮了。
这一次彻底赔干净之后，就只能在街头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了。当时，摆水果摊的本钱还是跟关系好的姐妹借的。这期间她还试图做大买卖，把云南的铁矿石贩到河南，人家给她的样本含铁量高，而给她的所谓矿石含铁量只有样本的零头，十几个车皮，运抵河南之后，卖是卖不出去，堆又没地方堆……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她，终于发现做生意不仅是“投机倒把”，还必须有科学文化，否则拿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石头，从头到尾理解不到什么是“含量”。这更加坚定了她要让子女把书读好的决心。
作为她的孩子，在跟她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中，时常听到她跟她的姐妹们讲阿庆嫂的故事，平时心情好了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断断续续地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有一回我父亲见她谈兴正浓，斗胆从旁揶揄：“又是阿庆嫂。阿庆嫂像是你们家亲戚……”我妈扫他一眼，“哼”了一声说：“要是我生在沙家浜，生在她那个年代，保不准比她还厉害！”那时觉得，阿庆嫂长什么模样我不知道，但是，一定很有些我妈的样子。 母亲的生意陷入困顿，我的高中才上到一半。有一天她独自回故乡，跟我们姐弟在县城短暂相聚。夏日午饭时分，她在餐店给我们点了稀饭下肉包，她自己却只吃稀饭下一小碟泡菜。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吃和吃不来肉包”的，我们都不知道，以前也没听说过。
一次分别，往返于城乡的班车上，坐着和挨挨挤挤站着满满一车乘客。想着就要出远门的她情形的不好，即将回乡下父亲家过暑假的我，低垂着头站在车门边，一言不发，担忧和焦虑毫无保留全写在脸上。其实内心也生着她的气，积压着对她的抱怨，抱怨她自由选择的第二次婚姻，为什么还是没能让生存养家的路走得稍微顺畅些。我不想，也没有勇气正脸看她。她却抓紧时机叮嘱我，她的事，我不需要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少去田里干农活，多花点时间读书就成。说着话把五元钱递到我手边。知道她当时全部的家当也没几个钱，我挪开手，不接。她把折叠的纸币塞到我手心，我还回她手心里去。紧挨我站在车门边的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我们，顾不上喊驾驶员关车门。还有多少人有幸观瞻了一对母女，将一张五元纸币塞过来又还回去，塞过来又还回去，我是没勇气哪怕瞥一下眼角，去做一秒钟的关注。那情形多持续一秒，心脏就多受一秒压迫。终于我不近人情地朝她低吼：“不要再递啦！我不要！”气吼吼一甩手臂，差不多用尽了全身力气，绝决地把纸币扔向母亲脚边的地上，然后没好气地赏了售票员一句：“你让师傅关门啊，该走啦！”
车门一闭，车子轰隆，一气冲出车站，母亲呆愣的样子很快在车窗外消失。
我不清楚，那时刻，她是否跟我一样，眼中涌起酸楚的泪，却忍了又忍，硬是没有给它们流成河的机会。
最窘迫的形势，出现在高考临近的一个月。从父亲身边要不到最后阶段生活费的我，因为高考的紧张压力，没管住自己的情绪及时收住笔，在给母亲寄去的快件信上，很直白地写了几句悲观丧气的话。一张六十五元钱的汇款单很快寄到。交掉报名费后，余钱足够我生活。那段日子每到饭点，我手中捏着足量的饭票和足价的菜票，坦然自信地往饭堂走。然而，从考完试后收到的第一封信里，我得知，我的母亲情急之下去了医院，她卖了自己的血，然后把钱寄给我。
信很短，三四行文字，是她的亲笔。看完一遍，我就闭上了眼睛，不想再睁开。但是我的大脑还在清晰地逐行展读那封信，一遍，又一遍。信上的每句话，我母亲书写的稚拙的每一个笔画，都化成医生手上沾着血珠的针头，狂飞乱舞，扎得我五脏巨痛。我的母亲，这个在自己认准的路上，走得果敢绝决又悲壮的半个“阿庆嫂”，她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可是她有没有想过：若不是她由着我死爱面子虚荣，我怎么就不能逼自己向老师们开口，寻求一次帮助呢？即便是实在无法可想了，也可以先退一步再作打算的;纵使执意向前，她的女儿，宁可选择其他千百种让自己忍受委屈甚至屈辱的方式，也是不愿接受她这种付出的。一副罪孽的十字架，我的亲爹亲娘，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商量，却合伙让我背上了它……
二十几年过去，我从来没告诉过她，那天从中午到晚上，她的女儿——我——满脑子都是那封信上的文字和医生抽血的针筒，浑身上下失去了对炎阳的感知，像一缕阴冷的孤魂，整个磁场辐射着悲愤怨叹交加的毒箭，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游荡了一个下午，天黑以后，开始沿着璧南河，从大东门桥到文风桥，又从文风桥到大东门桥，循环往复，走了数不清的来回，夜深，最终没有从人烟稀少的文风桥边，让自己像一片梧桐树叶那样，飘进河水里去，只是实在不忍心留给她一个人世间最悲凉的结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欲绝。
当然也还因为，在无数场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痛定思痛之后，是她的坚强和忍痛付出，让她的女儿不敢膽怯和懦弱地选择最简单的方式，了结自己的负疚、愧悔和痛苦。
许多年后，云淡风清，回头设想，我的第一年高考并没有达到国家统招分数线，某些同窗能走的“委托培养”的路子，我是连念头都不可能动一下的，因为那笔费用，若是让我的父母去面对，无异于天外飞来横祸。好在缺分不多，可以交最少的学费进复读班。那年我的父亲若真的倾尽所有供我进高校，紧随而来的，兴许就是他和我妹妹弟弟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只是当年，母亲和我，如同两只身陷蛛网的小虫，只能在那个网里挣命。
二十多年的时间倏忽过去，我已人到中年，母亲似乎依然是从前那个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没有变，说话做事的风格也没有变。十年前的她，早已过了闯荡的年龄，偏偏还想做大生意，我们给她弄了个牛奶亭，售卖牛奶和一些其他预包装食品，她最初正眼看不上，但也不得不“混”日子，有个事儿做，打发时光。她一直有重组家庭的愿望，我们支持，可到了这个年龄人家更想找个保姆式的女人，左右不合适，她也就心灰意懒了。跟我们住在一起总是磕磕绊绊，买间屋装修好给她住，随时打个电话，每周过去吃顿饭，聊聊天。她，和她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孙女外孙女，在这个发散开来、看似简单又不尽复杂的关系网上，她越发意识到：她是站在起始的端点位置上的那个举足轻重的人。偶尔还能听到她用比较轻的嗓音唱《沙家浜》给她的外孙女听。随着她的小孙女也渐渐长大成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近些年她的性情变得不再那么固执刚烈，脾气越来越柔和。母亲越来越退守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
那天是“三八”节第二天，我跟随一帮同事走进了沙家浜。春寒犹在，无缘相遇江南“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水乡田园风光，只有纵横交错的河港、漫漫湖水和枯黄至渐渐发白的芦苇。放眼望去，在浓碧悠悠的湖水映衬之下，一片枯黄磅礴浩荡。这里的芦苇，似乎结盟历冬不倒，以在风中摇曳而挺立的姿态，让严寒也为之屈服。驻足凝神，这名副其实的芦苇的王国，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是一幅莽莽苍苍的景象，一幅潜藏百万雄兵的景象，胆气与豪壮油然而生。低首细看，芦苇，在水里，在岸边，在湖中小岛上，在林荫小道旁，又是一番别样景致：沉静自适，灵动安详。
回家后有些愧疚。我的母亲这趟错过，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去沙家浜了，去看看阿庆嫂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芦苇。但我又宽慰自己，母亲已入老年，她需要平静安稳，她更需要和乐顺意。大半生的闯荡，既然化蝶不成，何不退回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就像擦去一道时代的伤痕那样，让她与阿庆嫂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直没跟她说起，我已经去过沙家浜，那个在她意识里熟悉了一辈子的地方。
母亲的沙家浜，留在她的唱词里，留在她浮世一生的虚拟时空中。
母亲的青春年华，是唱着京剧《沙家浜》的经典选段走过来的。
《沙家浜》这部剧传播到川东丘陵时，我母亲正值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她身段好，嗓音美，不怯场，热情大方，自然被挑选进宣传队，还是乡村的台柱子，专唱《沙家浜》《白毛女》等剧的选段。别人在乡村里唱唱，也就罢了，她却风光热闹地从生产队唱到大队，再唱到公社，唱到县上。
一个从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姑娘，能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受到台下如同潮水般掌声的肯定，大概相当于一个穷人连续获得百万英镑，她更阳光自信、青春靓丽、出类拔萃了。
唱着唱着，剧中人和唱词深深影响了她。她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却有十里八乡少有的好口才，几近出口成章。她敢说敢闯，走起路来昂首快步，为人处事风风火火，心眼里，是非善恶爱恨异常分明。自打我记事以来，不管是跟我父亲吵架，还是平时跟人摆龙门阵，她的话语，用词用语精准生动，什么“察言观色”“旁敲側击”“不卑不亢”“不阴不阳”“鬼心肠”“耍花腔”等等，成串的固定词儿，机关枪子儿似的蹦出来。只要你在现场，耳朵必然会装进她的话声。
唱着唱着，她便成为乡村的异数。同龄人身段比不过她，嗓音比不过她，口才比不过她，为人处世的泼辣劲儿也比不过她。一个做干部的本家亲戚有意推荐，给她去大城市里做工人的机会，我的外婆却果断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我那腿染疾患、行走不似正常人方便的外婆，经历过两个孩子的夭折。贫穷对于她似乎并不那么可怕，她更害怕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一钻进城里，就跟蜻蜓飞上天一样，当娘的再怎么踮着脚尖，也望不到影儿，除非哪天她自己翻了黄历想起回来一趟。那时的农村，天空是那样低矮，视线都被眼前的丘陵遮挡，外婆跟无数本分的农民一样，认为一个农民就该好好种地，一个农村女子，就该安守本分，好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含辛茹苦一辈子。
要找婆家就好好找一个吧，长辈们牵线搭桥把她介绍给沉默胆小、固执得像石头的我父亲。我父亲家也是一贫如洗，为了装点门面，相亲那天我奶奶向邻居借了几十斤红薯装进大柜……回去之后，我的外婆就思想动员：“看见了吧，过几天，咱们家都快找不出可以下锅的东西了，可是他们那边呢，这时节，还有一大堆红薯当存粮！嫁过去，怎么说，不会饿肚子！”
也许个性强硬的母亲，至今仍未意识到，起初她坚决不应允的这桩婚姻最终能成，大约正是阿庆嫂的自信影响了年轻气盛的她。阿庆嫂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都能跟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取得胜利，凭她能从生产队一直唱到县城的本事，大抵也能把我的父亲改造成能说会道的人，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带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可惜她不是阿庆嫂，我爸不是胡传魁，我老家那片地也不是沙家浜。因此，等待她的不是我父亲被改造成她想要的样子，缺少夫妻和谐互助的家，也不可能走上康庄幸福。
当她终于发现，争吵打骂已成为家常便饭，“改造”我的父亲也没有一点成功希望的时候，她决定离开我爸。恰逢改革开放，到处是做生意的机会。到那时候他们已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完成了三个孩子的生育。三个孩子成了他们旷日持久离婚战争的唯一争夺目标，双方都不愿意放弃。我爸不放弃，因为“妻离子不散”是他最后的坚守了;我母亲不放弃的原因则是，她坚决肯定地认为我爸不会供我们读书，也不会教育孩子。
那时候乡村管民政的干部也非常有意思：谁主动提出离婚，谁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好讲。外面若干赚钱的机会，帮助我母亲一年之后做出艰难的决定：离，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跟那个人争孩子。
放手之后，我母亲确实挣到过不少钱，但差不多每一次都因为她把自己恍惚当成阿庆嫂而败走滑铁卢。先是在外省担任一家钢丸厂的厂长，有军队背景，生意很红火。两年后，带着挣下的家业，转回老家县城开饭店，租房、装修、请大厨和服务员，有模有样。孰知饭店这行从买菜就得精打细算，更不能图豪气不计成本大盘子大碗，每天还有那么多损耗。像她这么爽快的人，能坚持到一年半之后才关张，真真算得上奇迹。
经营不好饭店，觉得自己的强项还是去外地承包钢丸厂，于是她又带上些亲戚朋友乡亲，一起出去发财。这回她发财的根据地离我们更远，离国境线只一两百公里。钢丸厂依旧是赚钱的，她依旧自任厂长，大小事务她说了算。
有一天，被她委以重任的亲戚，因工作跟她起矛盾，心生怨气，私自卖出工厂产品，给她知道了，她顿感规矩不严难成方圆，自家亲戚都管不了，还怎么管理其他工人，面子也无处搁放，一怒之下她没有把亲戚喊到屋子里轻言细语好好沟通，而是大庭广众之下甩了人家一个响亮的耳光，还不解气，把阿庆嫂想骂而没有骂出口的话，都骂了。第二天，亲戚走了，同时打包带走了其他工人，去了附近另一家钢丸厂。
工厂办不成，她打算卖饲料。别人卖多少，进多少货。她呢，以为人家像她一样，特别讲义气，就一次性进了一车皮，五六十吨。积压资金不说，后来还发现质量问题，在库房里放了十多天就开始发霉。她去跟生产企业交涉，发现那个乡镇企业已经垮了。
这一次彻底赔干净之后，就只能在街头摆一个小小的水果摊了。当时，摆水果摊的本钱还是跟关系好的姐妹借的。这期间她还试图做大买卖，把云南的铁矿石贩到河南，人家给她的样本含铁量高，而给她的所谓矿石含铁量只有样本的零头，十几个车皮，运抵河南之后，卖是卖不出去，堆又没地方堆……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她，终于发现做生意不仅是“投机倒把”，还必须有科学文化，否则拿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石头，从头到尾理解不到什么是“含量”。这更加坚定了她要让子女把书读好的决心。
作为她的孩子，在跟她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中，时常听到她跟她的姐妹们讲阿庆嫂的故事，平时心情好了一边忙手上的活，一边断断续续地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有一回我父亲见她谈兴正浓，斗胆从旁揶揄：“又是阿庆嫂。阿庆嫂像是你们家亲戚……”我妈扫他一眼，“哼”了一声说：“要是我生在沙家浜，生在她那个年代，保不准比她还厉害！”那时觉得，阿庆嫂长什么模样我不知道，但是，一定很有些我妈的样子。 母亲的生意陷入困顿，我的高中才上到一半。有一天她独自回故乡，跟我们姐弟在县城短暂相聚。夏日午饭时分，她在餐店给我们点了稀饭下肉包，她自己却只吃稀饭下一小碟泡菜。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吃和吃不来肉包”的，我们都不知道，以前也没听说过。
一次分别，往返于城乡的班车上，坐着和挨挨挤挤站着满满一车乘客。想着就要出远门的她情形的不好，即将回乡下父亲家过暑假的我，低垂着头站在车门边，一言不发，担忧和焦虑毫无保留全写在脸上。其实内心也生着她的气，积压着对她的抱怨，抱怨她自由选择的第二次婚姻，为什么还是没能让生存养家的路走得稍微顺畅些。我不想，也没有勇气正脸看她。她却抓紧时机叮嘱我，她的事，我不需要想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我少去田里干农活，多花点时间读书就成。说着话把五元钱递到我手边。知道她当时全部的家当也没几个钱，我挪开手，不接。她把折叠的纸币塞到我手心，我还回她手心里去。紧挨我站在车门边的售票员瞪大眼睛看着我们，顾不上喊驾驶员关车门。还有多少人有幸观瞻了一对母女，将一张五元纸币塞过来又还回去，塞过来又还回去，我是没勇气哪怕瞥一下眼角，去做一秒钟的关注。那情形多持续一秒，心脏就多受一秒压迫。终于我不近人情地朝她低吼：“不要再递啦！我不要！”气吼吼一甩手臂，差不多用尽了全身力气，绝决地把纸币扔向母亲脚边的地上，然后没好气地赏了售票员一句：“你让师傅关门啊，该走啦！”
车门一闭，车子轰隆，一气冲出车站，母亲呆愣的样子很快在车窗外消失。
我不清楚，那时刻，她是否跟我一样，眼中涌起酸楚的泪，却忍了又忍，硬是没有给它们流成河的机会。
最窘迫的形势，出现在高考临近的一个月。从父亲身边要不到最后阶段生活费的我，因为高考的紧张压力，没管住自己的情绪及时收住笔，在给母亲寄去的快件信上，很直白地写了几句悲观丧气的话。一张六十五元钱的汇款单很快寄到。交掉报名费后，余钱足够我生活。那段日子每到饭点，我手中捏着足量的饭票和足价的菜票，坦然自信地往饭堂走。然而，从考完试后收到的第一封信里，我得知，我的母亲情急之下去了医院，她卖了自己的血，然后把钱寄给我。
信很短，三四行文字，是她的亲笔。看完一遍，我就闭上了眼睛，不想再睁开。但是我的大脑还在清晰地逐行展读那封信，一遍，又一遍。信上的每句话，我母亲书写的稚拙的每一个笔画，都化成医生手上沾着血珠的针头，狂飞乱舞，扎得我五脏巨痛。我的母亲，这个在自己认准的路上，走得果敢绝决又悲壮的半个“阿庆嫂”，她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了，可是她有没有想过：若不是她由着我死爱面子虚荣，我怎么就不能逼自己向老师们开口，寻求一次帮助呢？即便是实在无法可想了，也可以先退一步再作打算的;纵使执意向前，她的女儿，宁可选择其他千百种让自己忍受委屈甚至屈辱的方式，也是不愿接受她这种付出的。一副罪孽的十字架，我的亲爹亲娘，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商量，却合伙让我背上了它……
二十几年过去，我从来没告诉过她，那天从中午到晚上，她的女儿——我——满脑子都是那封信上的文字和医生抽血的针筒，浑身上下失去了对炎阳的感知，像一缕阴冷的孤魂，整个磁场辐射着悲愤怨叹交加的毒箭，漫无目的地在县城游荡了一个下午，天黑以后，开始沿着璧南河，从大东门桥到文风桥，又从文风桥到大东门桥，循环往复，走了数不清的来回，夜深，最终没有从人烟稀少的文风桥边，让自己像一片梧桐树叶那样，飘进河水里去，只是实在不忍心留给她一个人世间最悲凉的结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欲绝。
当然也还因为，在无数场滂沱的泪雨之后，在痛定思痛之后，是她的坚强和忍痛付出，让她的女儿不敢膽怯和懦弱地选择最简单的方式，了结自己的负疚、愧悔和痛苦。
许多年后，云淡风清，回头设想，我的第一年高考并没有达到国家统招分数线，某些同窗能走的“委托培养”的路子，我是连念头都不可能动一下的，因为那笔费用，若是让我的父母去面对，无异于天外飞来横祸。好在缺分不多，可以交最少的学费进复读班。那年我的父亲若真的倾尽所有供我进高校，紧随而来的，兴许就是他和我妹妹弟弟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只是当年，母亲和我，如同两只身陷蛛网的小虫，只能在那个网里挣命。
二十多年的时间倏忽过去，我已人到中年，母亲似乎依然是从前那个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没有变，说话做事的风格也没有变。十年前的她，早已过了闯荡的年龄，偏偏还想做大生意，我们给她弄了个牛奶亭，售卖牛奶和一些其他预包装食品，她最初正眼看不上，但也不得不“混”日子，有个事儿做，打发时光。她一直有重组家庭的愿望，我们支持，可到了这个年龄人家更想找个保姆式的女人，左右不合适，她也就心灰意懒了。跟我们住在一起总是磕磕绊绊，买间屋装修好给她住，随时打个电话，每周过去吃顿饭，聊聊天。她，和她的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孙女外孙女，在这个发散开来、看似简单又不尽复杂的关系网上，她越发意识到：她是站在起始的端点位置上的那个举足轻重的人。偶尔还能听到她用比较轻的嗓音唱《沙家浜》给她的外孙女听。随着她的小孙女也渐渐长大成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近些年她的性情变得不再那么固执刚烈，脾气越来越柔和。母亲越来越退守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
那天是“三八”节第二天，我跟随一帮同事走进了沙家浜。春寒犹在，无缘相遇江南“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水乡田园风光，只有纵横交错的河港、漫漫湖水和枯黄至渐渐发白的芦苇。放眼望去，在浓碧悠悠的湖水映衬之下，一片枯黄磅礴浩荡。这里的芦苇，似乎结盟历冬不倒，以在风中摇曳而挺立的姿态，让严寒也为之屈服。驻足凝神，这名副其实的芦苇的王国，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是一幅莽莽苍苍的景象，一幅潜藏百万雄兵的景象，胆气与豪壮油然而生。低首细看，芦苇，在水里，在岸边，在湖中小岛上，在林荫小道旁，又是一番别样景致：沉静自适，灵动安详。
回家后有些愧疚。我的母亲这趟错过，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去沙家浜了，去看看阿庆嫂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芦苇。但我又宽慰自己，母亲已入老年，她需要平静安稳，她更需要和乐顺意。大半生的闯荡，既然化蝶不成，何不退回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就像擦去一道时代的伤痕那样，让她与阿庆嫂分道扬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直没跟她说起，我已经去过沙家浜，那个在她意识里熟悉了一辈子的地方。
母亲的沙家浜，留在她的唱词里，留在她浮世一生的虚拟时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