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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越是常说常新，也越是说不清道不明。幸福，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大渴望。从古至今，人们都梦想并追求幸福，但你的梦我的梦他的梦，却各不相同。即便哲学家们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地提出各种幸福论，也没有一种能够成为通论。
所以，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是一件冒险的事”。
但《瞭望东方周刊》感到不能拒绝这样的“冒险”，诱惑，因“天涯共此时”而越发难拒。当不能“常回家看看”的游子想方设法也要回家的时候，当农民工兄弟排了几天几夜长队就为买到一张火车票的时候，当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忙并快乐地置备年货年礼的时候，当团圆吉祥的祝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春节，不仅高浓度释放着中华民族以节庆形式储藏着的幸福“密码”，也为解码幸福释放了最生动最丰富的信息。
进行这样的“冒险”更是值得的。当和谐成为一种难得的共识，当发展明确是为了人，当改善民生成了善政善治的重要标尺，“幸福政治”就决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延续我们民族千年梦想的共同追求。而幸福感，其实是无法简单地以“指数”一类指标来量化的。因为，“感觉”，更多的是庸常生活中的隐秘体验，只能在心灵深处最柔软地潜藏。但是，从杂乱无序的新鲜、跳跃、喧嚣中梳理出一些可以比较的元素，进而更好地寻找“幸福政治”的出发点，仍然成为可能。
我们的“冒险”，从城市出发。这首先是由于城市是个“活物”，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城市的前世今生，总是汇聚着试图摆脱经济、政治乃至人身束缚而寻求自由的人们，汇聚着“幸福感”召唤下寻找幸福的男女。他们，仰望高耸的大厦、穿行于大同小异的街道，催生并代谢着城市的生命细胞。
从城市出发还因为：“当城市成功了，国家也就成功了。”尽管多数中国人的家园仍然在农村，尽管期待新农村建设将给村居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但“幸福政治”的钥匙，还是先要指向城市之门。固然没有农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幸福，但城市的幸福将增进农村的幸福。前提是，城市要给所有“已在”和投奔而来的人们以公平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让自由的空气普惠每一个个体，不管他来自何方。
因此，从“幸福政治”的角度看，能够带来“国家成功”的“成功城市”，应该是这样的城市——
彰显权利而不是膨胀权力。巴西有一个叫库里奇巴的城市，被称为“世界生态之都”。这里的市长杰米·雷勒认为：幸福生活的梦想，“首先存在于市民的头脑里，市长的责任是要将人们对梦想产生的力量集中起来。”如此说来，是“市民的梦想”而不是“市长的意志”决定着城市的幸福程度。我们一些城市，畸高的房价、野蛮的拆迁、破败的公交、高昂的择校费、天价的医疗、污浊的空气、被驱赶的小商贩……许多让市民痛苦而不幸福的怪象，主要的原因，不在“经济发展”，而在于发展不是依托梦想产生的力量、彰显市民的权利，而是“政绩”政治下的权力越界。孤悬南太平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瓦努阿图，能够成为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国家，最确凿地证明GDP并不代表幸福。杜世成在青岛“经营城市”，结果经营了自己的贪腐，没有经营出多数望房兴叹者的幸福。
千姿百态而不是克隆跟风。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城市的伟大就在于它的丰富。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城市从建筑、规划到精神气质，越来越单调、跟风，算计下的利益和病态的审美冲动，淹没了一个个原本依托独特自然地理和经济人文条件自然发育出的活力之城。孤岛式的小区、“睡城”式的郊区化南北“崛起”，原本与市民亲近、满是吆卖声和熟悉的小食店的小街小巷比赛式的消亡，与人疏离甚至“敌视”、只便利走汽车的大马路，成了共同的“样板”。城市“漂亮”了却失去了温馨，让无数人唏嘘感伤。不仅如此，克隆式“规划”出的城市，破坏了许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商品和情感的纽带，底层市民少了谋生的机会，“中产”人群在孤岛式的生活中饱尝冷漠，幸福感，并未因大广场、大马路、大超市而与时俱增。
包容而不是势利。印度的一位高官曾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城市到处都是贫民窟、街道混乱不堪?他回答说：贫民自搭窝棚、牛车街上穿行，在他们那里是民众的权利，政府是不能随意“拆违”和驱赶的。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为城市漂亮而“负罪”，更不必去制造贫民窟和混乱。但包容穷人、尊重穷人权利、接纳进城谋生者的理念，却是应该学习的。把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人群的幸福感纳入城市总体幸福感之中，才是真实、完整的“幸福政治”。如果以强凌弱、富而侮贫，那样的幸福，不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当2月7日农民工代表把“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十大城市”的奖杯给广州等城市颁发的时候，那代表着一种值得城市追求的幸福。
总之，城市的好坏，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这，也就是“幸福政治”的出发点。
所以，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是一件冒险的事”。
但《瞭望东方周刊》感到不能拒绝这样的“冒险”，诱惑，因“天涯共此时”而越发难拒。当不能“常回家看看”的游子想方设法也要回家的时候，当农民工兄弟排了几天几夜长队就为买到一张火车票的时候，当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忙并快乐地置备年货年礼的时候，当团圆吉祥的祝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春节，不仅高浓度释放着中华民族以节庆形式储藏着的幸福“密码”，也为解码幸福释放了最生动最丰富的信息。
进行这样的“冒险”更是值得的。当和谐成为一种难得的共识，当发展明确是为了人，当改善民生成了善政善治的重要标尺，“幸福政治”就决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延续我们民族千年梦想的共同追求。而幸福感，其实是无法简单地以“指数”一类指标来量化的。因为，“感觉”，更多的是庸常生活中的隐秘体验，只能在心灵深处最柔软地潜藏。但是，从杂乱无序的新鲜、跳跃、喧嚣中梳理出一些可以比较的元素，进而更好地寻找“幸福政治”的出发点，仍然成为可能。
我们的“冒险”，从城市出发。这首先是由于城市是个“活物”，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城市的前世今生，总是汇聚着试图摆脱经济、政治乃至人身束缚而寻求自由的人们，汇聚着“幸福感”召唤下寻找幸福的男女。他们，仰望高耸的大厦、穿行于大同小异的街道，催生并代谢着城市的生命细胞。
从城市出发还因为：“当城市成功了，国家也就成功了。”尽管多数中国人的家园仍然在农村，尽管期待新农村建设将给村居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但“幸福政治”的钥匙，还是先要指向城市之门。固然没有农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幸福，但城市的幸福将增进农村的幸福。前提是，城市要给所有“已在”和投奔而来的人们以公平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让自由的空气普惠每一个个体，不管他来自何方。
因此，从“幸福政治”的角度看，能够带来“国家成功”的“成功城市”，应该是这样的城市——
彰显权利而不是膨胀权力。巴西有一个叫库里奇巴的城市，被称为“世界生态之都”。这里的市长杰米·雷勒认为：幸福生活的梦想，“首先存在于市民的头脑里，市长的责任是要将人们对梦想产生的力量集中起来。”如此说来，是“市民的梦想”而不是“市长的意志”决定着城市的幸福程度。我们一些城市，畸高的房价、野蛮的拆迁、破败的公交、高昂的择校费、天价的医疗、污浊的空气、被驱赶的小商贩……许多让市民痛苦而不幸福的怪象，主要的原因，不在“经济发展”，而在于发展不是依托梦想产生的力量、彰显市民的权利，而是“政绩”政治下的权力越界。孤悬南太平洋、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瓦努阿图，能够成为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国家，最确凿地证明GDP并不代表幸福。杜世成在青岛“经营城市”，结果经营了自己的贪腐，没有经营出多数望房兴叹者的幸福。
千姿百态而不是克隆跟风。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城市的伟大就在于它的丰富。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城市从建筑、规划到精神气质，越来越单调、跟风，算计下的利益和病态的审美冲动，淹没了一个个原本依托独特自然地理和经济人文条件自然发育出的活力之城。孤岛式的小区、“睡城”式的郊区化南北“崛起”，原本与市民亲近、满是吆卖声和熟悉的小食店的小街小巷比赛式的消亡，与人疏离甚至“敌视”、只便利走汽车的大马路，成了共同的“样板”。城市“漂亮”了却失去了温馨，让无数人唏嘘感伤。不仅如此，克隆式“规划”出的城市，破坏了许多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商品和情感的纽带，底层市民少了谋生的机会，“中产”人群在孤岛式的生活中饱尝冷漠，幸福感，并未因大广场、大马路、大超市而与时俱增。
包容而不是势利。印度的一位高官曾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城市到处都是贫民窟、街道混乱不堪?他回答说：贫民自搭窝棚、牛车街上穿行，在他们那里是民众的权利，政府是不能随意“拆违”和驱赶的。我们当然没有必要为城市漂亮而“负罪”，更不必去制造贫民窟和混乱。但包容穷人、尊重穷人权利、接纳进城谋生者的理念，却是应该学习的。把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人群的幸福感纳入城市总体幸福感之中，才是真实、完整的“幸福政治”。如果以强凌弱、富而侮贫，那样的幸福，不值得我们去追求。所以，当2月7日农民工代表把“中国最受农民工欢迎十大城市”的奖杯给广州等城市颁发的时候，那代表着一种值得城市追求的幸福。
总之，城市的好坏，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这，也就是“幸福政治”的出发点。